|
本 文 约 7100 字 阅 读 需 要 9 min 炒出的茶好看不好看，全在揉搓的力道。其手法也看似简单，犹如太极推手，五指张开抓茶一把，用力揉出，反反复复就这一式，若不懂掌握力道，刚柔并济，却揉不好看。揉好的茶，成线成条，撒在簸箕里，几个太阳晒干，就可密封储藏了。 2000年前，我们村里虽种茶，不过是副业，田里水稻，地里苞谷红薯洋芋，才是主要。那些茶树，都为老品种，不知哪世祖宗手里种下的。每年社日边开采，头茶望相，二茶还行，三茶便要收尾了。那茶也不值钱，头茶细叶顶多块把钱一斤，二茶三茶一路跌，直到没人要。水稻也不值钱，交了供应粮，剩下的多不够自家吃，要卖也是块把钱一斤。苞谷红薯洋芋，更是贱价。 开支却大。我家每年的农特两税四百多元，我和弟弟的学费六百多元，别的不上算，早已入不敷出。村里家家户户穷得叮当响，很多人揭不开锅。有的同学到年终交不起学费，就被学校开除了。实在穷的人家，干脆不送孩子读书。身上能随便拿出十块钱的，叫是有钱。家里能三天吃顿肉隔天喝个酒的，就是好生活。正是茶，首次改变了村里人普遍贫穷的命运。 新世纪之交，村里兴起退耕还林，引进福建的良种茶。起先，乡政府免费发了一批茶苗下来，动员村民放干水田，将田里地里一律种茶。祖祖辈辈都种水稻，谁相信靠几匹茶叶能吃饭？ 种水稻其实也吃不饱饭。但农民的思维固执而狭隘，他们想不通，不种稻谷，米从何来。因此，面对政府的号召，大家都不信任。村里流传开一段山歌：“茶树上山坡，饿死农二哥。茶树下水田，回到59年。”三年大饥荒的恐惧，盘桓在每个人心头，他们害怕又被饿死。 与我们相邻的灯笼坝村，村支书名唤杨德敬，他逼着村民放干水田种茶。全村人闹翻了天，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很多人咒他死全家。他拍着胸脯说，以后饿饭你们找我。杨德敬后来患病过世，每年都有人偷偷去给他上坟。 我们村没有这么“得劲”的村支书，村里人更是懒心断肠的。父亲拿回一批茶苗，就扔在了后阳沟里。十天半月，茶苗发蔫了。母亲不忍，劝说，还是栽了吧。父亲便抽点空，将茶苗栽到了距家最远的山地里。 过了一两年，村里有人见外头人家摆苗圃，效益不错。他也学起来，放干一丘水田，买来枝条，秋天时节，摆起一块块苗圃。次年茶苗长成，乡政府按价收购，赚了钱。这竟真能赚钱。不单他家开始大摆，惹得村里接二连三都摆起来。 我家祖祖辈辈的水田也不种水稻了，挖起深沟，放水晒干，培出土垄。待到秋天，父亲去灯笼坝买回枝条。我们连夜剪枝，清早下田，往苗圃两边沟道一蹲，在湿过水的泥土上用木板压出一道线，将茶枝一根挨一根插进泥土。插好一排，就抡起手掌夯打，再压出一道线，继续摆插。父亲负责一切后勤，先是湿水，又要忙着在摆好的圃上插竹弓，拉遮荫网，以免刚摆的茶枝被晒死。 摆苗圃，须得人蹲在田里，弯腰弓背一整天，实在腰麻腿胀，浑身酸痛。日子一久，手上起了倒芊，手棱打泥土也肿痛起来。为赶时间，父亲专门去学校请了假，我们便天天蹲在田里摆茶苗子。自家几亩地摆完，真是累得我们七生八死。村里有家摆得多，每根八厘钱请人工。国庆假期，母亲要我们去。我实在不想去。弟弟却去了。 那天赶场，母亲给弟弟买了双白球鞋。擦黑边她才回来。长那么大，我们多是穿解放鞋。在昏暗的堂屋里，看见那双白球，我很喜欢，忍不住央求母亲给我也买一双。母亲抢白说，叫你摆茶苗子你不去，那来钱给你买。当天夜里，我瞒着母亲，转身冒黑走长长的山路去了那家，当时心里真有万分委屈，也有负气出走不成功誓不回返的决绝。 我们晚上剪枝条，剪到十一二点才睡。堂屋里坐了十多人，每人面前凳一只篓子，码着一堆枝条。噗嗤噗嗤的剪刀声响成一片。主家的人全都睡了，我们还在寂静的夜里剪枝条。人人打瞌睡。我简直困得要命，手又酸痛，剪刀也使得不灵便。 十二点过，陆陆续续，大家才回家去睡觉。我和弟弟住得远，主家给我们提供了住处。带着浑身酸痛，我们躺在床上，感觉才刚刚睡着，天已经亮了。我们一咕噜爬起来，抬着夜里剪好的茶枝，在凉凉的晨风中，踩着露水，下田去摆。 一整天，除了吃饭，我们就蹲在田里重复着一套看似简单实则磨人的动作。在田地蹲久了，双腿发麻，干脆坐下去，坐久了，屁股又痛，只得再蹲起来。我们蹲了坐，坐了蹲，腰和背总是弓着的，实在太酸痛，便直起身来活动活动腰背。老是抡起手棱打，尽管泥土湿软，本已肿过的手棱，却是钻心疼痛。久而久之，倒也麻木了。 时已秋天，二十四个秋老虎不饶人，一到中午，太阳晒得厉害，蹲在田里，像是上了蒸笼。汗水顺着脸颊滚，背上阵阵灼烫，肉皮子针刺一样疼。 一个星期干下来，按每根八厘算，我们一共得了一百多块钱。当时，一百元的纸币，已换成红票子。拿到一张红票子，我们真觉得富有，满心喜悦。与今日作比，那时物价至少低五倍。一张红票子，也确实能起点作用。当晚我们带着一百多块钱爬山回家，又是夜色漆黑，一路秋月朦胧草虫低吟，真有功成归去的大欢喜。把钱交给母亲，她也特别开心。我再次提出买双鞋。她笑呵呵地答应了。 到次年秋天，培育了一年的茶苗长得筷子高了，便一根根拔起来出售。那时，村里还没有公路，只能挑到镇上。我们在田里拔，母亲数好一百根用稻草捆成一把把，父亲来回挑。 八月的天，日头还热。父亲挑去一趟，回来时衣衫全汗湿了。收购的车在镇上等着，不能耽误，他唯有在装担时稍微歇歇，挥帕子擦擦汗。汗水擦了流，流了擦，霎时又冒得满头满脸。一挑上肩，他又踩着山路，大步而去。楠竹扁担两头闪，他的背影摇摇晃晃，远了，淡了，消失了。遍秋山是明晃晃的日光。 这次出售茶苗，我们家收入了三四万块钱。多少年来，家里没收入过这么多钱。对我家而言，这无疑是重大转变，对村里所有人而言，也是重大转变。 母亲向来节俭，会过日子。父亲往年做猪生意，没赚到什么钱。除了每年的税收学费等各项开支，母亲还是存下了一千多元。那是以前四个人头的老票子。眼看着钞票换新了，家里也稍稍宽裕了，母亲商量父亲又征求我们的意见后，决定用那一千多元买台电视。那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 拔苗时，我们按照一定间隔留下一根茁壮的茶苗。年把时间培育，田里便长成了青青的茶园。村里人几乎都如此，祖祖辈辈的水稻不种了，专种茶。我们村里引进的茶种，多是福云六号，少部分福鼎。与原先的老品种相比，发叶更多，采期更长。只要霜冻不厉害，正月初十边里，就可采茶了。 此时，茶枝初初发芽，人们也专采那一颗颗绿宝石样的芽，俗称芽茶。刚采芽茶时节，一般能卖七八十元一斤。到正月尾，大采芽茶，也就开始跌价。然后采粗茶，头道，二道，三道，四道，一直采到秋天。 我们村的村支书，当年天天动员村民种茶，他自己却没种。后来，他见大家采茶卖钱，日子比以前好起来，便丧声歪气地说，日麻那时候我咋晓得有了钱，就可以上街去买米嘛。 种茶比种水稻确实划算，但也更辛苦。种水稻，只需春天里下了种，待秧苗长好，移栽到田里即可。虽也犁田打，薅草施肥喷药，总不用天天围着打转。栽秧时，多是喊一伙子人，田的田，搭田埂的搭田埂，其余人扯了秧苗下到田里，一天之内就能完工。 八月谷黄收割时节，也会喊一伙子人，割的割，打的打，从早忙到太阳落土，几丘田的稻子也就收割归逸了。水股股的谷子挑回家，在场坝里晒席上几个大太阳晒干，过风车车走泥沙瘪壳，就可收仓储存了。 茶则不然。正月初十边里开采，芽茶粗茶，头道二道三四道，一直忙到秋天，几乎天天在茶地打转。尤其清明谷雨几场雨一过，茶是猛起发，隔夜长，见天不采就老了。村里家家户户忙得屁火秋烟，绝早起床上坡，直采到天黑才放活路。茶地远的，饭也不回家吃，就在茶地里泡点方便面，匆匆吃了，继续采。有的人，白天不松劲，晚上还要打着手电采到半夜三更。大忙季节采茶，真如抢命。 采茶是手上活，看着轻省不累，实际特别伤人。头一件，须得整天站，必然脚酸腿麻，腰背也痛。每天在地里站十来个小时，多数妇女腿肚子便肿起来。第二件，手指先是被茶汁染得乌黑，再被茶梗割出卷口，戳得指甲周围起倒芊。一日三三日久，手指肿胀，再采便火烧火燎钻心钻肺的辣痛。还有一件，便是要顶着毒日头。多数身体弱的老人妇女，经不住晒，中暑倒在茶地里。 不管多累，为赶时间，多采点钱，村里人都在抢命。唯有下大雨，实在不能下地，才在家里歇一歇。每到这时，父亲必定焦躁不已。他搬把椅子坐在阶沿上，叼着叶子烟，看着雨，嘴里少不得骂一句，狗日的雨莫时候才得停啊。大雨呼呼直下，屋檐水哗哗淌，檐跟脚啪哒啪哒响着，水花四溅。山上笼起一片白烟。 父亲看着，将椅背顺势靠在梁柱上，捶打膀子和大胯，疏散着浑身筋骨。一袋烟没抽完，他起身绕着阶沿走，嘴里又骂狗日的雨，走一圈，又坐下来捶大胯。雨脚刚收，屋檐水还没住，他早已长身而起，背了背篓，下田去了。 采茶累，卖茶也不轻松。因地方高险闭塞，交通极其不便，而使原本简单的事，变得非常艰难。太阳落山，人们都放了活路，装好茶，或挑或背，成帮结队去卖茶。距我家最近的茶厂，在筒车坝。我们要爬上一座笔陡的山，翻过铁麻子垭口，再下笔陡的山，又沿着河岸继续走，前后四十多分钟才能到。 有次，是个女的过秤，一把抓起同行某位的茶捏了捏说，要除水。那位不同意，说，青天白日采的，哪里有水。女的说，你这里头就是有水，不除不行。无奈之下，除了水，就少了些斤两。一路肩挑背背，多少汗水，少一两都心疼。回去的路上，那位犹自骂骂咧咧地说，日麻硬说里头有水，老子要是里头没得水，还搞个卵。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记忆中最难忘的背茶，是跟父亲一起去做茶生意。每年五月边，父亲走村过户四处收购鲜叶，再交给茶厂，赚点差价。读到五六年级时，我们就去帮忙。下午四点多，我们翻过黑湾，去邻村收购。父亲忙着称茶报斤两。我专门记录，再算账付钱。弟弟负责打杂。一个下午，收两三百斤茶叶就足够了，多了弄不走。 天一擦黑，我们收了秤，出发去茶厂交茶。父亲挑着一百七八十斤茶叶，我和弟弟一人背着四五十斤。我们人小力气大，四五十斤茶叶上身起先不觉得，走一程便渐渐重起来，到后是越走越重，似乎每走一步，就加重了一斤。 我们沿着一条泥巴路，上坡下坎，爬山过沟。路边偶尔有户人家，亮着黄黄的灯，有些人家没亮灯，在黑麻麻的夜色中伸出峭楞楞的椽瓦屋檐。走过人家，便是黑麻麻的树林，走出树林，是一片苞谷地。高高的苞谷杆子随风摇曳窸窸窣窣地响。走出苞谷地，上了一道坡，又转一个弯。黑沉沉的山沟里，水咕嘟咕嘟流着。靠在路边歇一歇，又继续爬坡。 四五十斤茶叶沉沉地压在背上，背篓系子直往肉里钻。我们勾着头，汗水顺着脸颊滚，顺着背心沟流。脚下泛白的路总是走不到尽头。穿过一片苞谷林，又是一片苞谷林。翻过一座山，还是山。走了半个多钟头，父亲指了指前面的山头说，到那里，就下山了。我们坐在山头上歇气，晚风呼呼地吹，四野一片寂静。暗幽幽的天空像倒扣的铁锅，悬着的月亮，好似煎蛋。 歇足了气，我们开始下山。在茅草路上，庄稼地里，树林中，一直往下，又走了差不多半个钟头，才见到一户人家。拴住的狗一个劲朝我们吠叫。狗叫声在黑麻麻的夜里，传出去很远很远，又被沉沉的大山吸走了最后的余音。 人家渐渐多起来，路也渐渐好走了。我们终于下完陡坡路，一脚踩到了公路。公路上走着不少人，或像父亲一样挑着茶叶，或像我和弟弟一样背着茶叶。这些人只是黑乎乎的影子，偶尔彼此问候一句。一股股电筒光四处扫射，犹如夜色中游动的幽灵。 走到茶厂，放下茶叶，背上顿时移开了一座山一样轻松。茶厂的老板，与我家沾亲，会笑呵呵夸我和弟弟几句。父亲问她，能不能多出五分。她哈哈一笑，说起自己的难处。父亲挥挥手说，好吧，就按那个价。每斤茶叶多给两角钱，这是预先定好的价。如此这般，一趟累下来，我们能赚到六七十块的血汗钱。那可真是血汗钱呐。 回转时，父亲会在茶厂开的小卖部给我和弟弟一人买根冰棒，还给母亲带一根回去，他从不给自己买，说是太冷牙齿受不了。我想他是舍不得。往回走，又是爬山过沟，走得我只打瞌睡，恍恍惚惚，像是走在睡梦中。回到家，吃一碗母亲煮好的豆皮，洗个澡，上床倒头就睡着了。 可怕的是，这样的事不止一天两天，起了头，就得天天如此，至少忙一个月。有晚归途中，爬到半坡里，我突然感觉一阵腥味，鼻子里有液体流出来，一抹湿黏黏的。当时也没放在心上，继续爬坡走夜路。回到家，才发现满手是血。父母都没当大事。我自己心里却咯噔一下，以为无故流鼻血是活不长了。 由于自幼见过不少人死，十三四岁年纪时，我总是莫名担心自己会死，或染上稀奇古怪的病。每想到此，就暗然神伤。背茶太累，我又当真希望自己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有时父母催我干活，我就在心里嘀咕，死了你们就不会催了。 新世纪之后，村里人开始陆续外出打工。采茶大忙季节一过，父亲也出去了。每晚卖茶，便成了我和弟弟的任务。我本是怕走夜路的。乡村的夜路，四下里乌漆麻黑，路边常有坟地，山湾里埋着死婴和化生子。陌生地方还好，不知道那些鬼故事。近边哪里有坟，哪里埋有化生子，哪个湾里闹鬼，哪根桐子树上吊死过人，都一清二楚。 每当走过这些地方，我心虚得很，风吹树叶沙沙一响，汗毛倒竖，脊背发冷。我便故意大声说话，跟弟弟嘻嘻哈哈。凡有响动，一定要用电筒四处搜寻，探出究竟。说来奇怪，如此几次三番，竟再也不怕了。 2005年左右，我们村外出打工潮盛极一时。大家前赴后继出山，去武汉，奔温州，上山西，下福建广东，远到西藏新疆，流散全国各地。先是祖祖辈辈种水稻，吃不饱饭。继而种茶，稍有转变，而瞬息之间，靠几匹茶叶再也养不活人，必须外出打工。 留守在村里的，多是妇幼老弱。很多人家的茶园租出去了，或成了荒山野地。像我父亲这类人，采茶大忙季节，就回家采茶，忙过后继续上建筑工地下苦力。母亲这等别无去处的妇女，留守在家，几匹茶叶成为唯一的依靠。 匆匆一转，又是十多年光阴。当年出山打工的堂哥们，辗转各地，或因工厂倒闭不得不另谋生路，或因年龄日大不想继续飘在外面而回到山里的故乡。只要大地春回，当年茶园犹自青青，而物价上涨人间早换，几匹茶叶换来的钱，何以为生？
去年，一个堂哥为照顾常年留守在家正读初中的儿子，几经考虑，开始在家修圈开槽养猪。不想，猪瘟横行，一年忙活，血本无归。因很多工厂倒闭，企业关门，这个寒冬，村里不少外出打工的，都不得不回去了。青青的茶园，能否为他们撑起简单的平凡？
2019-1-17于广州
© Copyright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