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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这四句话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也称“四为”每每读起，都会令天下的读书人浑身颤栗、心潮澎湃。“四为”着实影响了许多人。作为'关学'精神实质，短短二十多个字说尽了个体生命的努力方向。 文：罗志英 编辑：梁轩诚 （于右任书法“关学四为”） 身份特殊的于右任也搞过贿选！ 1948年国民党主持下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于右任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等多人报名竞选副总统，竞争十分激烈，同时还有大发钞票、请客送礼的贿选情形发生。 然而，于右任两袖清风，既请不起客，也送不起礼。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灵机一动，提笔为三千国大代表每人一幅“为万世开太平”条幅——“贿选”。 遗憾的是他“贿选”的“技不如人”，在第一轮投票时就被淘汰。 但是正如俗话说“脚大江山稳、官高好题诗”，脚大、官高的于右任只是在书法上享了大名，他的书法成为现世的珍藏品，因为于右任作为无愧于二十世纪的一流书法家。 ——于右任不是毫无缘由的写这些字的。“为万世开太平”是于右任真情的向往，更是于右任寄情展望国家和民族美好前程的真实写照。 其实，“为万世开太平”是“关学”创始人、陕西眉县张载在《张子全书》表述的，表达了张载作为儒者的襟怀，表现了后世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被后世儒者认为是人类教化最高的向往。 这段话有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这四句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 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巨型电子屏幕放映出“横渠四句”之后，引起了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巴西等国家的众多专家学者对张载思想的高度关注；2006年9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访欧洲前夕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曾引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再次引用此四句，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怀的同时表述中华民族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强决心。 可以说，“横渠四句”作为关学的精神实质，影响了宋代以后的后世儒者、乃至普通的乡村儿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学”为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作出了突出贡献，更在发展过程中对关中民风民俗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北宋张载至明清时期的“关中三李”的“以礼为教”、《吕氏乡约》的朴实实用、关中书院倡导的躬行孝道、崇尚气节——“关学”虽然不免囿于自身历史和地域的局限，但其中蕴涵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优秀精神，对关中人有着重大的积极的影响，关中人刚毅厚朴、务实重礼、崇尚气节、躬体力行的民风民俗特征正是在关学的谆谆教习下逐渐形成。 由是，游走陕西、重温关学。 关学只是理学的支脉——这是缘起于张载的一门学问：宋代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陕西对全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文化人物就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张载以一介寒儒，能够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确实可以说是陕西的一个骄傲。 张载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后世称横渠先生。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历授崇文院校书、知太常礼院。后其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横渠遂辞官。归家后，专注于读书讲学，开创”关学”，名震一时，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病逝于临潼。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宁宗赐谥”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封眉伯，从祀孔庙，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儒张子，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 史书记载张载年青时候喜谈兵，当时宋代西部边境常受到西夏割据势力的侵扰，张载曾经计划联络一些人组织武装力量夺回洮西地方，他写信给当时陕西招讨副使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范仲淹却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张载读《中庸》。由此张载投身学术研究，出入佛老，终于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儒家思想，一生主张”实学”，强调经世致用。在《正蒙·干称篇》中，他把天地、宇宙视为一个大家庭，人应该亲近同类和万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两代政府视为哲学的代表之一，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
张载而后，关中学人少有能够在声名和影响上与之匹敌者，但后起关中学人却在陕西影响深远。陈忠实先生在其大作《白鹿原》中就以这类隐居乡间儒者为生活原型刻画了小说中“朱先生”的形象——据史料记载，关中金元时期有杨涣的“户县之学”，杨天德、杨恭懿、杨寅子孙三代的“高陵之学”；明朝时关中学人辈出，前后三百多年间关中理学家就达百人，当时著名大儒王阳明曾感叹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这其中有名的学者有高陵的吕柟、长安的冯从吾、大荔的韩邦奇、三原的马理、泾阳的王徵、周至的李颙、户县的王心敬，华阴王宏撰等。其中明朝中期最著名是吕柟和冯从吾，末期最著名的是“关中三李”：周至李颙、富平李因笃、眉县李雪木；清代乃至近代更是不胜枚举。 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高陵县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吕薄“有隐德”而不仕，幼年的吕柟“志大好学”，寒热酷暑，整日读书学习不辍，于正德三年以殿试第一而中状元——生活在明中期的多事之秋，当朝统治者昏庸腐败，边事多忧不安，朝中太监刘谨专权。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他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局面痛心疾首。刘谨曾以同乡拉拢于他，他坚辞不就，最后愤然引疾辞归。刘谨后来案发被处死，他二次回朝供职。复职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上书劝皇帝勤学，并列举历代一些君王修业，纳谏和执政当中的经验教训，得到了当时皇帝赞赏和采纳。但后来新皇帝继位，他不久因为直言，获罪下狱，后被释，贬为解州（今山西解州）判官。在职期间，他减役、劝农桑、抚恤独孤寡，兴修水利，建“解梁书院”，聚乡贤耆老修订“教民榜”、行“关学”大家吕大临的“吕氏乡约”和北宋文彦博宰相的“文公家礼”，并在解梁书院聚众讲学，四方学人闻其盛名，接踵而来——由是他任职的三年中，民俗“翕然改之”——因政绩显著，他被提升到南京，临行时“士民数千哭送至黄河岸边”。吕柟度过黄河“犹闻对岸哭声琅琅”，当时他情不自禁口出一绝：“试听黄河东岸哭，为官何必要封侯”。吕柟调走后，解州人士感德不忘，立碑记其政绩、塑像寄其恩情。 吕柟在南京任三品“散官”。在南京的九年中，因政务闲当得以读书和讲学。当时王阳明“心学”风靡全国。他反对王阳明把“良知”看作抽象人“心”的观点，便在南京柳湾精舍、太常南所等地讲学，与王阳明唱对台戏，一时“相得甚欢”，风动江南，可与王阳明“中分天下”。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长安人。明万历时进士。先后任御史和工部尚书等职。他为官时期的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庸国君明：神宗朱翊钧。面对长期潜伏的社会危机，冯从吾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告戒神宗“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宴安为可恃”。劝皇帝少酗酒勤政事，不要以暂时的平静而忽视即将来临的危机。结果，神宗大怒，不久他被罢官——冯从吾回到长安后闭门谢客，专心致力于学术活动。借用西安南门内的宝庆寺（今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不久，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朝的陕西地方官员也来听讲，当他们看到几千人挤在狭小的宝庆寺院内，便向冯从吾建议，另辟宽敞场所，并把宝庆寺东的小悉园交给冯从吾建立学校。这样在冯从吾的主持下，关中书院应运而生，后来成为西北地区的著名书院之一。 李顒字中孚，号二曲，周至人。李顒出身寒门家庭，少年丧父，与他母亲相依为命，过着“一日不进食，数日不举火”的清贫日子。乡村师塾嫌他交不起学费而不肯收他。他母亲气愤地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从此，李顒走上了借书自学道路。母子以纺织和为人抄字谋生。后来他还专门搜集明代那些出身卑微而能奋发自学最终有成就的人和事，编成《观感录》以鞭策激励自己——青年时代的李顒，读书涉猎广泛，凡经史子集、百家释道，无不阅览——终于三十而立，自成一家，闻名关中，成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连当时全国著名的大学者顾炎武也佩服地说：“坚苦力学，无师自成，吾不如李中孚！”——李顒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满清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很不满意。他“顾惜名节”誓不仕清。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聘李顒主讲，他谢绝了官府专为他做的小袖窄袍，穿着“庶人常服”登上讲坛，给投降清王朝的汉官首先上了一课。讲学不到三个月，鄂善又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顒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顒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但催檄如雨，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顒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顒坚不从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骇而止——学问上，李顒对张载、吕柟、冯从吾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颂。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对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问理想，给予极高评价，他说”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当时“关中人子翕然师之”，前来向他求学问教的不仅有学者士人，也有不少农、工、商、贾向他求教。他的得意门生遍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户县王心敬、同州白焕彩、富平惠思诚等，李顒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被其弟子辑成《二曲集》广为传播。 李因笃字子德，一字孔德，号天生，陕西富平东乡人，自幼聪敏，博学强记，遍读经史诸子，尤谙经学要旨，精于音韵，长于诗词，兼通音律，崇尚实学，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诗人。李因笃在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清初散文家汪琬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代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之宁人，李子天生”。说明他当时在经学方面可与顾炎武齐名。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说：“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学，反对心学，他继承关学传统，弘扬张载以理教人思想，主张人既要洁身自守，又要有所作为。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师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认为深入研究经学的目的在于通晓古今治国之道，以利于国计民生，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中。李因笃早年就以诗闻名于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称：“其文可追班马，惜为诗掩，其为名流推重，一时海内风行”。顾炎武在《酬李处土因笃》一诗中这样写到：“一朝得李生，词坛出飞将”，可见他在诗歌创作成就上并不亚于经学。李因笃的著作凡54种，而以诗集、诗评、诗说就达40余卷。李因笃在音韵学研究上，一生与顾炎武携手合作，《音学五书》是顾炎武音韵学的主要著作，写稿时，常与因笃商讨，顾炎武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可见对李因笃在音韵文字学方面造诣的肯定。李因笃还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诗中使用仄声的规律和特点，得到当时朱彝尊等人的肯定。
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原为勉县人，七世祖徒居眉县，为眉人。李柏幼年时便模仿五柳先生陶渊明，在书斋前面栽了五棵柳树，并题诗到：“茅屋果然如斗大，诗风酒月度年华，客来陋巷不知处，五柳柴门第一家”。李柏的青年时代正是明朝灭亡、满清统治中国的时期，国家出现了“天崩地裂”的局面，作为知识分子的李柏深感痛绝，始终抱着复兴大明思想。他在《看剑》篇中写道：“壁上铁龙吼，匣中宝气生，遥知新发日，破浪斩长鲸。”当复明无望时，便又作《除久歌》自勉“……后来二万知多少，力耕心田忙读书！”一个“忙”字充分表达了李柏在躬耕之余，用奋发读书来充实自己的紧迫心情。李柏在携家眷隐居太白山中，读书涉猎范围极广，尤其对经、史、子、集等造诣较深。此外，他还对兵书、佛学、黄老之学乃至琴、棋、书、画都有很深的考究。每当他读到一些忠义感人的传记时，恨不得把这些圣哲捧置上座、百拜而师之，对当时一些为猎取功名富贵而晨昏俯案钻研的八股士子则弃之以鼻。甚至他一气之下把案头的八股书文烧个干净。 康熙十六年（1677），李柏四十八岁时，按当时贡举制度，老秀才优等可由地方贡举出仕杂职，这是满清王朝笼络一般文人的一种手段，被李柏断然拒绝。第二年，关中三李之一李天生被征入京，李天生在京城“数称先生贤”。于是又有接二连三的征书荐文，但他仍不为所动。李柏在隐居期间，常穿着道家服装，云游古迹名山，关中各地名胜古迹，如华山、华清池、大雁塔、兴善寺、未央宫遗、周原诸陵、周公庙、武候祠、古陈仓、钓鱼台、古斜道、钟吕坪等地，表现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六十一岁时，他的好友茹紫庭调任湖南衡州，邀请他南游衡山。当年九月出函谷关，经熊耳山到南阳，拜谒了光武祠、武候庙，游览了襄阳，写出了颇有军事价值的《张献忠破襄阳》的精辟论文。游览长沙时，凭吊了屈原、贾谊庙，最后抵达衡州，又登岳阳楼、东游金陵……第二年三月，他买舟北返，游览了三峡，参观了荆王护国寺，写下了《荆王创建护国寺》的精辟论著，抨击了历代统治者上至君王下至臣官僚属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不惜巨金建寺立刹，遍布天下，但最终逃脱不了国破家亡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还有泾阳人王徵。他不仅精通儒学，还和当时来明朝的西方传教士交往颇密，积极学习西方科技，著成《奇器图说》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力学和机械学专著，当时有南有徐启光、北有王徵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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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其一生，张载当官时间很短，一生主要著书教学，他在家乡开办了横渠书院，培养了吕大临、吕大均、苏炳、范育等一大批著名关中学者。更重要的是，张载极重视实践，提出“学贵有用”，他曾经在眉县试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行井田制，期望能够实现耕者有其田，这种小规模的实验由于受到时代限制没有成功，但却反映他重实践作风。
吕柟立教严谨，躬行实践，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历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室无妾”。因有这些美德，他死后“高陵人为之罢市者三日”，“解州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尊位持心丧讣”，连皇帝亦为之停朝一天，以示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