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石钟山记》到曾国藩日记：绵延至今的石钟山命名之争

石钟山位于今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正处在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这样一座相对高度只有40米的小山，取什么名、有什么讲究，其实并不重要。但从苏轼的著名散文《石钟山记》之后，它的名称来历似乎就成了个大问题。

石钟山

苏轼说，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其音，山下多孔穴，水涌入穴，则“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他因此嘲笑扣击两石听声音的李渤。如今石钟山被称为“中国千古奇音第一山”，可见大多数人信服苏轼《石钟山记》。数百年以后，清代的俞樾和曾国藩认为苏轼的说法也不对，曾国藩在《石钟山名考异》和日记中说，石钟山下有洞穴，“深不可穷，形如覆钟”，因此“钟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俞樾说“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说“东坡当日，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论形的曾国藩、俞樾和论声的苏轼，哪个更正确？

（一）钟名何来：从郦道元到李渤

元丰七年（1084）正月，宋神宗出御札，苏轼由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移官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五年前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他原以为会久困黄州度过后半生，已经安心在东坡平整土地、种植粮蔬，自号东坡居士。不料又得调令，他趁机走亲访友。弟弟苏辙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苏轼赴筠州和苏辙同过端午，还和友人参寥同游庐山，写下了《题西林壁》。当时恰逢长子苏迈被任命为饶州德兴(今江西德兴)县尉，苏迈参加科举考试之后首次得官，这是苏家的一件大事，因此苏轼绕道和儿子同行，到了湖口再分手。

六月初九（公元1084年7月14日），苏轼终于和苏迈一起“得观所谓石钟者”。这一路上苏轼的心情是极为振奋的，因此《石钟山记》行文中透露出旷达自适的意味，与他此时的积极情绪有关。

苏轼的《石钟山记》以议论为主，间以写景，主要内容是对石钟山得名的探究。他以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开头，重复了郦道元和李渤的观点：郦道元认为是微风鼓浪、水石相搏，从而形成钟声，李渤则认为由于山石材质奇特、扣击之声神奇而得名。苏轼考察之后，发现山石多窍穴，“微波入焉，涵澹澎湃”，发出极大声音。因此总结说，郦道元说得太简单，而“笑李渤之陋”。

首先要说明的是，现存的桑钦《水经》根本没有提到石钟山，更找不到“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这句话，郦道元《水经注》也查阅不到苏轼《石钟山记》中所说的“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 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苏轼引用《水经》和郦道元观点的内容照搬自唐代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后来谈到石钟山的各位学者也并未去翻检《水经注》，而是直接引用苏轼的说法，把“水石相搏说” 牢牢地扣在郦道元身上，这倒像是郦道元的一桩“不白之冤”。不过，也有可能是否在唐代以后的《水经》和《水经注》中，这一段落恰好都佚失了。

山东青州郦道元像

郦道元是否研究过石钟山名的来历，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唐代的李渤确实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石钟山得名原因是什么？李渤的《辨石钟山记》远不如苏轼的《石钟山记》有名，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两百多年前李渤的《辨石钟山记》，苏轼绝对不会在某个月夜泛舟石钟山。李渤才是那位真正把“石钟山”发掘为著名景点的“元老”。

在唐代官员中，李渤是不大起眼、又有些事迹流传的一位。《全唐诗》中存诗五首，并不算多。他曾经担任江州（今九江）刺史，如今九江还有李公堤，这是当年李渤留下的胜业。游石钟山不过是这位“父母官”顺路为之。他在游览之后写了一篇短短的《辨石钟山记》，欧阳修曾经见过这篇文章的原本或拓片，收进了他谈论三代以来金石遗文的《集古录跋尾》中。欧阳修称赞李渤的文章“有幽人之思”，书法水平并不算特别高明，不过“亦不为俗态”，称得上雅致，这篇作品堪称“忘忧之佳玩”。

九江李公堤景色

《集古录跋尾》

欧阳修与苏轼关系密切， 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会试，欧阳修为权知礼部贡举，正是他放苏轼“出一头地”。 无法判断苏轼有没有看过欧阳修编集的《集古录跋尾》，但可能性是很大的。即使之前不知道这篇短文，到了九江自然也就知道李渤与石钟山的故事了。因此，苏轼是“有准备地”去游览石钟山的。

（二）曾国潘和俞樾：苏轼之“误”？

李渤以山石材质为命名原因，正面临苏轼所说的问题：“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能够发出响亮清越声音的石头未免太多，中国从远古时期起就以石磬为重要的打击乐器，何处石头不能响，这里偏偏以石钟山为名，确实很奇怪。

曾国藩和俞樾的以钟为形的观点，初初一看，似乎更加合理。石钟山下多孔洞，山腹中空，这很可能正是石钟山得名的由来。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记录了亲家翁彭雪琴侍郎的说法：

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门出焉。入之，其中透漏玲珑，乳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落。途径蜿蜒如龙，峭壁上皆枯蛤粘着，俨然鳞甲。洞中宽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层则昏黑不可辨。烛而登，其地平坦，气亦温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积尺许。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复宽广，可容三人坐。壁上镌“丹房”二字，且多小诗，语皆可喜。如云：“我来醉卧三千年，且喜人世无人识。”又云：“小憩千年人不识，桃花春涨洞门关。”无年代姓名，不知何人所作也。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

彭玉麟像

彭雪琴即彭玉麟，曾任清朝的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俞樾应该是赞同自己亲家翁说法的，问题是彭雪琴的说法显得夸大其词，令人怀疑。这么多年过去，除了彭雪琴，谁又曾在石钟山里的石穴见到所谓“我来醉卧三千年，且喜人世无人识”的诗句呢？涨水时期，山洞都会被淹没，这些镌刻在石上的诗句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有趣的是，曾国藩在日记中恰恰记录了和彭雪琴入石钟山考察的事情，当时彭雪琴是曾国藩的下属，曾国藩可没说到什么“丹房”、“小憩千年人不识”：

傍晚，与雪琴棹小舟至石钟山下观石洞。绝壁之下有洞口，口外有昔人珍玉璧四字。攀洞口而入，可数十丈，仍由东大石下出洞口，大石即东坡记中所称可坐百人者也。石钟者，山岩中空，其形如钟。东坡记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误也。上钟山之下，亦有深岩，余未及游。灯时归。

九江石钟山的曾国藩像

彭雪琴的说法，有过于渲染之疑。曾国藩根据自己亲自考察，得出“坡亦误”的结论。是否比苏轼考察得更深入的曾国藩，代表了石钟山得名的正确结论呢？

（三）山名背后：庄学与理学

苏轼到石钟山时水势较大，不能进入山中洞穴一观，因此并不知道山腹中空。苏轼曾询问寺里的僧人，僧人接受的是李渤的观点，派童子持斧扣击石块，发出硿硿声，可见当时石钟山“以形得名”的说法还不广泛。曾国藩和俞樾所持的“以形为名”的观点就面临这样的质疑：如何能保证千百年前给石钟山命名的人就一定知道山腹是空的？即使他们知道山腹中空，又怎么能确定他们一定会联想到钟？毕竟国内山腹中有洞穴的石山那么多，以石钟命名的山却很少。说石钟山因形得名，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并不是唯一的解释，不能作为“标准答案”。曾国藩所谓“坡亦误”，逻辑不够完满。

苏轼偏向于“以声得名”之说，一方面是因为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形成了心理预设：他所要验证的，是郦道元和李渤的两个说法，哪个更正确，另一方面，则关乎于苏轼本人的审美倾向——石钟山的得名，不仅仅是“真”的问题，还是“美”的问题。

石钟山的苏轼像

苏轼在月明之夜所观察到的石钟山有什么特点？夜色之下见到的山形，“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考虑到石钟山相对高度不过四五十米，苏轼的描述无疑是一种诗意的夸张。更令他产生无穷想象的是所听到的“山音”，有生灵之音，栖鹘磔磔云霄间，鹳鹤叫声响于山谷；有自然之音，山石“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

夜深人静时，万籁俱寂，苏轼与儿子苏迈、舟人泛舟于辽阔的水上，注意到水石相激的声音洪亮而别有韵味。有人曾说，苏轼为什么要在光线不好、行舟不便夜间才去游石钟山？很可能苏轼当时要验证郦道元的“水石相激发声”的说法，夜间才便于感受石钟山之声。

石钟山景色

在中国古代士人心目中，音乐表现着人的内在心灵，有着极其超然的意味，《礼记》说“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能为知乐。”对自然之“乐感”的发现，则可以追溯到庄子。庄子认为自然是“道”的体现，他推崇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把“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作为理想。从魏晋时期开始，接受庄子思想的士人们就“以玄对山水”，希望从自然景物中领悟宇宙和人生的本质，对自然的欣赏折射出士人们超脱玄远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

苏轼显然也接受了庄子思想，他对艺术的追求是“天工与清新”，赞赏“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强调超然、自得、天成之韵，恰如同庄子在《齐物论》所说的“天籁”。 庄子说，“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而天籁是天然发出的声音，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十多年后的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五日（1101），苏轼从谪居的海南儋州回返，路过江西南安，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只有半年时间，司法掾吴君拿出《石钟山记》给苏轼看，苏,写了《跋石钟山记后》：

钱唐、东阳皆有水乐洞，泉流空岩中，自然宫商。又自灵隐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两山间，巨石磊磊如牛羊，其声空磬然，真若钟声，乃知庄生所谓天籁者，盖无所不在也。

苏轼在石钟山感受江水穿石，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这是一种人与浩荡无垠的自然相融相合的体验。水起、风声、石响，这就是“庄生所谓天籁”。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理学名家，彭雪琴也是理学中人，理学是“社会之心”，与庄学的“超越之心”针锋相对。即使晚清时期的理学和宋代的理学有所差异，却都有“重道轻文”的特点，理学家们难以体会到诗人们的诗意和胸怀。比苏轼大四岁的程颐看不起杜甫的诗歌，说“能言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道出做甚？”曾国藩和彭雪琴也未必能感受到苏轼月夜游于赤壁之下“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的情思。这就是诗人和理学家之间的不同：诗人眼中只有诗，理学家眼中全是理。

有趣的是，苏轼的《石钟山记》本身就与当时北宋的理学“气场不合”。张载和程颐与苏轼生活在同一时代，比苏轼年纪略长，他们把“知”分为先天具有、靠内心体悟的“德性之知”和后天的、需要依靠耳目见闻培养的“见闻之知”，张载说，“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程颐认为“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二程贬低“见闻之知”，认为这与真正的学问无关。苏轼则强调“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俩人唱的分明是“对台戏”。两年之后苏轼因为司马光的丧礼嘲笑程颐说“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程颐也在苏轼长子苏迈的官职上“使坏”，双方的交恶似乎在《石钟山记》里就隐隐约约能看见苗头。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如果苏轼到达石钟山下，正是白天，正是枯水季节，苏轼恰好进入岩洞，看见山腹之中的阔大洞天，他会采纳“以形命名论吗”？可能会，但更可能不会。相比以外形论，以“天籁”论显然高妙得多。为什么要放弃一个相当雅致的命名原因，去认可一种浅白的、无甚意趣的理由呢？苏轼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论山名以形似，难道不是“见与儿童邻”？山形如钟与天籁之音，显然后者更有意趣、更近玄远之“道”，更能得到文人的青睐。

（四）感念苏轼

游石钟山一年之后，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苏轼时来运转，重新被起用，很快成为朝中大员。之后他认识了米芾，米芾是湖北襄阳人，恰好有一块用石钟山之石制作的砚台，可见苏轼与石钟山有缘。他特意写了《米黻石钟山砚铭》：“有盗不御，探奇发瑰。攘于彭蠡，斫钟取追。有米楚狂，惟盗之隐。因山作砚，其词如陨。”

如今的石钟山，大半名声因苏轼的散文而起。客观地说，因为时间久远，石钟山得名的由来已经难以说清。无论是曾国藩等人以形论，还是苏轼以声论，或者有些研究者提出的形声结合论，反映的都只是提出者本人的立场，与真正的得名原因无关。这场持续数百年的争议，在增加石钟山的意趣、成就了石钟山的名气上，倒也不能说全无意义。正因为苏轼等人，才把石钟山变成了一座“文化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