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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期杂乱地读了一些文章，有一些体会。将阅读中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做了札记，记录在此，算是存档吧。 第一则 李波 || 译路撷珍：香港早期报刊翻译史研究之起步2010年夏天，我在香港岭南大学的暑期班讲授翻译史。在用了很多参考资料之后发现，关于香港的翻译史学界着墨不多，这与香港作为东西方早期交汇之处的历史地位不相符。 △20世纪初香港几份主要的中文报纸 在阅读刊登在《唯一趣报有所谓》连载的《七王会》（英国侦探小说The Brotherhood of the Seven Kings的中文翻译），对比英文原文之后，我发现了很多改写的痕迹；而在这些改写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原文的改动最大。于是，我系统地总结了中英文对比所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的差异，并且以此参加了在岭南大学举办的一次历史学国际研讨会。在会议结束之后，我收到一位参会老师的电邮，而他也是一份国际期刊(Media History)的编辑。他对我在会议上报告的内容很感兴趣，并邀请我投稿。于是，这篇从性别角度讨论翻译问题的文章，2013年刊登在了这份杂志上。 当我阅读20世纪初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China）时，发现了连载很长时间的《几道山恩仇记》，通过查证音译和故事情节，我确认了这篇《基督山恩仇记》的早期译本，并考证了20世纪上半叶这部文学经典的几个中译版本。文章刊登在了香港的《文学论衡》。在确定香港报刊刊载的连载翻译文学过程中，我发现有些作品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几乎同时都有翻译，于是，我尝试去阅读和对比。我详细对比了刊登在香港《东方报》上的《虚无弹》和上海《新闻报》上的《眼中留影》，这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译文，几乎同时在两份报纸上连载。两者语言不同——香港用浅文言，而上海用白话文；最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上海的白话文里有很多粤语的语言特征，我对上海译文的方言特征进行总结，发表了题为《20世纪初上海报刊连载翻译小说中的粤语——以〈新闻报〉连载的〈眼中留影〉为例》的论文。 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之后，我想有必要将香港报纸连载翻译的特征总结一下，而我很幸运的以这个选题，成功拿到了香港教资局的杰出青年研究项目。将文章整理之后，这篇题为“Serialized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Chinese Newspaper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Mail (1904-1908)”的文章在2019年夏天出版。 在阅读报纸刊载的连载翻译侦探小说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小说中很多刑侦医学的内容；带着好奇，我仔细阅读了《香港华字日报》连载的翻译侦探小说，并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通过港沪译本的对比，我将两地对侦探小说中刑侦医学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撰写了英语论文“Translating Forensic Science in Detective Stories”，这篇文章被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接纳，在2020年第四期刊登出版。 △《香港华字日报》连载的翻译小说 带着疑问，我搜集了从1895到1910年之间香港最主要的报纸《香港华字日报》上出现的最频繁的一系列西医药产品，并对比同期在香港英文报刊上的相关产品的英文广告，我发现了当时这些产品被推介的社会动因。这些社会动因加上对接受群体的考察，导致翻译策略以在地化为主，将西医药产品的疾病和症状，用中医药的术语加以包装。这篇题为“Transadvertising of Western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in The Chinese Mail (1895–1910)”的研究论文，经过几轮匿名评审后，被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接受，并于今年3月网上出版。 反思走来的路程，有如下几点总结： 首先，翻译史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是事实。我自己在机缘巧合下，与香港翻译史结缘，而且选取了特别有意义的20世纪初期香港报刊研究作为自己的切入点，我与博士生原贞刚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in Periodical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的论文（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96)。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 其次，我的研究普遍着眼点都比较小，从细微处入手，注重文本细读和深入的个案研究，这也符合目前微历史（microhistory）的研究思路。这里面有几组矛盾和问题：第一，文本与生产环境的联系，不能牵强；第二，小个案要选择有代表性，即是说有一定的salience；第三，个案研究始终是受限的，不能做太大的claim，或者说论断不能超过文本的阐释能力；最后，一定量的个案也许能产生某些规律，但要期待更多同行的付出。 再次，我的一些想法，有些是在文本细读过程中产生的，也有是参考相关研究的前期成果进一步推敲出来的。比如，讨论女性形象改写，是在细致的文本比对之下慢慢归类和整理出来的，一个或两个例子并不能形成太大的阐释力，但当一系列的翻译现象系统性地出现时，我就开始感觉有argument出现了。广泛阅读和深入阅读同时展开，才有利于形成研究问题。 李波相关文章信息： Li, B. (2021). Transadvertising of Western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in The Chinese Mail (1895–1910).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and Practice. https:///10.1080/0907676X.2021.1887300 Li, B. (2020). Translating Forensic Science in Detective Stories in Early Hong Kong Chinese Newspaper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7(4), pp. 626-639. https:///10.5325/complitstudies.57.4.0626 Li, B. (2019). Serialized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Chinese Newspaper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Mail (1904-1908). Translation andInterpreting Studies. 14(2), pp. 306–324; https:///10.1075/tis.00043.li. Li, B. (2013). The Manipulation of Images of Women in Translat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Hong Kong Chinese Newspapers, Media History 19(3),pp. 270-283;https:///10.1080/13688804.2013.817835
赵培 || 波动的权威 游移的道统——经典化视域下儒家创经、拟经、广经、续经与补经现象儒家典籍的经典化研究是后经学时代一直未系统全面解决的问题。儒家典籍的经典化过程，经学时代实属于不证自明的问题；但是，后经学时代是建立在对类似问题的“否定”之上的。儒家经典确立标准背后的作用因素是多层次的，尤其是政治因素对典籍权威性和典范性的影响。历代创经、拟经、广经、续经与补经现象，一方面是从接受的角度对儒家经典权威性、典范性以及经传关系等标准的“检验”，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注意经典化问题共性的同时关注其特性。创经、拟经、广经、续经与补经对于原经典而言，是僭越还是辅翼？希圣与尊经在儒者经典观和儒典的流传过程中哪个更重要？二者的存在是如何做到既对立又统一的？儒家经典群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还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经子和合”的状态如何真正反映出了传统经学的本体特征，又如何决定了儒家典籍经典化过程的特殊性？   （一）创经：袭旧六为七 “创经”从历时的角度看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经学的创立，或言创立经籍（或群经）；另一层是指在原来经典体系的基础上再创新经。 值得关注的是，经典体系的初具以及经典地位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司马相如逝世前所撰《封禅文》，奏请武帝重作一部新的《春秋》，继旧六经成为七经。 （二）拟经：超脱于旧范，著述以明道 拟经，即模拟儒家经典，历代关于拟经问题的分析，荟萃于朱彝尊，其所撰《经义考》中列“拟经”为一专目。朱彝尊之前，郑樵《通志》、王应麟《玉海·艺文》和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中经部“易学”类后附有“拟易”子目。但是三家收书均不多，《通志》收书29部，共231卷；《玉海》编题5种；《澹生堂藏书目》收书8部，共25卷。相较而言，《经义考》不但设立“拟经”为30类目之一，而且占13卷的篇幅，收书352部，其中拟《易》类138部，拟《书》类20部，拟《诗》类14部，拟《礼》类22部，拟《乐》类5部，拟《春秋》类81部，拟《论语》类31部，拟《孝经》类16部，拟《孟子》类1部，拟《尔雅》类20部，拟（续）《六经》类2部，拟《四书》类2部，可以说，朱彝尊是第一位系统全面搜罗“拟经”类著作者。 （三）广经：从五经、六经到“廿二经”说 广经，指经典系统的扩充与调整，从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到十三经、十四经、廿一经，甚至廿二经。戴震《经考附录》卷七胪列王应麟、顾起元之论成《六经》一篇，内容兼及历代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系统问题。 傅咸的《七经诗》今存其六，分别是《孝经诗》《论语诗》《毛诗诗》《周易诗》《周官诗》《左传诗》，亡佚的应该是《尚书诗》。樊深的《七经义纲》《七经论》，顾起元认为其七经对应是《易》《书》《诗》《三礼》《春秋》。刘敞的《七经小传》中的“七经”指的是《诗》《书》《公羊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周氏则补充了全祖望和柴绍炳的讲法。此外，戴震亦有自己的七经系统，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言：“《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是也。” “九经”有两种说法，一种以《易》《书》《诗》加上“三礼”和“三传”，唐明经科考试的系统属于这一类；另外一种为《易》《书》《诗》《春秋》加上《论语》和《孝经》，陆德明的说法属于第二类。此外，《九经白文》以《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为九经（附《大学中庸章句》一卷，小学二卷）。郝敬的《九经解》，以《五经》加上《仪礼》《周礼》《论语》《孟子》为九经。徐乾学、纳兰性德等编的《通志堂经解》，以《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四书》为九经。 顾起元提到了《宋书·百官志》和《南史·周续之传》中关于十经的记述。前者指《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传》《公羊》《谷梁》《论语》《孝经》。后者指五经合五纬，后来沈涛的“十经斋”正是取周续之“十经”之义。另外，惠栋的《九经古义》，以《易》《书》《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公羊传》《论语》，外加《左传》补注，名为九经，实则十经。 十二经、十三经，诸说已详细。值得注意的是，曹元弼《经学通义开宗》“述学第二”中亦列出十四经，分别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孟子》《尔雅》《说文》。 廿一经和廿二经。段玉裁的“廿一经”系统，即于十三经外增加《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而成。刘恭冕《广经室记》中主张去掉段玉裁列入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而补入《逸周书》《荀子》《吕氏春秋》和贾谊《新书》，成“廿二经”。 （四）续经：补其事与承其义 续经就是接续经典，可分两类。一类兼顾经典的历史性及其“义理发生机制”（如《春秋》的微言大义等），另外一类则只是接续了其记事的历史文本功能，已经失掉了经学的“魂魄”。前文“创经”部分所及，司马相如和王充关于“袭旧六为七”的呼吁，实际上就是一种“续经”的呼声。 五经其性质与功用有别，如《周易》侧重卜筮与义理，故后世多拟而少续，《书》与《春秋》则事、理兼备，故后世多拟且续。刘知几《史通》论古今史体六家，其中前三家为《尚书》家、《春秋》家与《左传》家。 （五）补经：经籍残散与圣人可希 补经是因为经典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残缺”，或遗篇或缺句，所以后来者欲“恢复”圣人经典的“原貌”，取一己胸怀拟圣人志义，从这一角度而言，补经也是拟经。 后世补经的撰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尊重既有的经典系统和经典架构，一类则根据个人理解对经典在补经的同时对经典架构进行调整。属于第一类者，《诗》类有夏侯湛的《周诗》、潘岳的《补亡诗》、束晳的《补亡诗》、郑刚中的《补南陔诗》、郑僖的《补白华诗》、朱载堉的《补笙诗》等。《尚书》类有张霸据百篇书序补成的百两篇、白居易的《补汤征》、苏伯衡的《周书补亡》等。《礼》类有皮日休的《补周礼九夏歌》《补大戴礼祭法》，王韶之《拟肆夏诗》等。《乐》类有阳成修的《乐经》、李玄楚的《乐经》、房庶的《补亡乐经》、余载的《中和乐经》、湛若水的《补乐经》等。属于第二类者，《易》类有宇文材的《笔卦》，《书》类有陈黯的《禹诰》、陈士元的《广禹贡楚绝书》、蔡沈的《洪范内外篇》等，《诗》类有沈朗的《新添毛诗》、邱光庭的《补新宫诗》《补茅鸱诗》等。 这两类之外，尚有补群经者，如柳开的《补亡篇》。 （六）创经、拟经、广经、续经与补经五者之间的关系 拟经属于创经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创经的目的在于续经和补经。创经和拟经均包括创拟部分的经典和创拟全经，如《周易》，是仿照其中的一卦或数卦创立一个或几个新卦，创一卦者，如刘定之的《呆卦》，彭泽的《邃卦》，邹鲁的《信卦》，邵经邦的《福卦》《寿卦》《止卦》，旷宗瞬的《芝卦》，文德翼的《隐卦》，潘纯的《辊卦》，蔡卫的《吝卦》，马琓的《谝卦》，以及屠本畯的《抢谑谗谄四卦》等。创多卦者，如邵桂子的《忍默恕退四卦辞》、何乔新的《忠勤廉慎四卦辞》等。凡此之类，皆拟《周易》体制，以教正人。拟其全经者，如扬雄的《太玄》、卫元嵩的《元包》、张志和的《太易》、司马光的《潜虚》等。更有以一经而拟多经者，如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既有《周易》之体，又取《春秋》义例。另外，蔡沈的《洪范内外篇》，兼拟《易》《书》。 广经可以看作拟经之外的一种创经形式，通过扩充既有的经典系统，原有的解经著作和希圣著作不断进入，而随着经典群体的不断扩大，原有经典的权威性被不断“稀释”，甚至被结构性地“替代”，使得很多儒者又重新思考“经”的定义，出现了原教旨式的“尊经”（主要是尊《五经》）倾向，与此同时，主张扩张经典系统的呼声也开始上扬，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希圣与尊经之间的张力，又能看到经学理念与经学现实之间的错位。 创经、拟经、广经、续经与补经问题关涉到不同时代儒者的经学理念和经学实践，就个体和细节层面来看，这些理念与实践多有差异，但这些内容非本文的论析重点。就经典化问题研究而言，我们更看重创经、拟经、广经、续经与补经现象背后的共性，并关注这种共性所反映出的儒家典籍经典化路径的独特性及其背后的内在推动力量。 结合上文关于儒家经典的创、拟、广、续、补现象来看，儒家典籍经典化过程中其权威之门是否真正关闭过，显然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 儒家经典之门为何没能关闭成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经典流传过程中的残缺。另外一个方面则时常遭到忽略，那就是儒学天然的子学属性，春秋到汉初的“经学”实际上只是儒门一家之学，为“子学”一支。儒学的这种天然的子学属性决定了即便其在武帝时成为独尊之学，并逐渐成为科举取士的主要依据，但其内部一直存在着尊经与希圣的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希圣与尊经的对立统一才是经学的内在作用力，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经学史上的很多现象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儒学的这一特点，我们归结为“经子和合”。 （一）六艺折中于夫子 司马迁《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中言：“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诸子百家当中，儒家学说最接近宗周的王官学，其继承了宗周的《诗》《书》古学并试图复归当时的礼乐文化。这一特征决定了儒学自身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孔子折中诸学以“还原”宗周旧学。二是宗周旧学折中于孔子。 （二）儒学的多副面孔及广经、拟经、续经、补经背后的学理逻辑 “经子和合”的状态反映出儒学的多副面孔：就其经学一面而言，作为独尊之学，确实存在尊经倾向，重视这一面向者反对拟续甚至增广经典，认为此举是僭越圣人，亵渎原经。就其子学属性而言，从孔子开始就树立了一种好学且无常师、折中六艺、创制经典的儒家圣人形象，孟子希孔子，处乱世而辟邪说，仅就此而言，后世之儒所可继承的儒学遗产是非常丰富的。然而孔孟作为圣人的示范作用，使后来的希圣者既能找到续经、拟经、补经的学理依据，又能寻得折中他学重振自身的逻辑支撑，并且因为后继“希圣者”重视的面向不同，使得儒学呈现出多种形态。 1.希圣拟经与道统构建 扬雄和王通的“希圣”，基本上是“走老路”，像孔子那样通过拟经、创经来“继圣道”“治乱世”“明赏罚”，其“发挥”基本上还基于原有的五经架构。但从韩愈开始，儒学开始了心性转向。另外，从上面列举的道统序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地位最为稳定，子学面向的凸显也开启了《孟子》“以子入经”的历程。《孟子》升格的运动，实际上同唐宋以来儒学借助其子学面向的自新历程相一致，直到南宋淳熙年间，朱熹以《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并列，《四书》之名确立。从此，儒学开启了以《四书》统领《五经》的时代。 2.道统与学统之张力：从拟经、续经到疑经、改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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