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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50 周年之际，我接到知青朋友的征稿启事， 为给这绝无仅有的年代留下一点印记，我应该写点什么。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老三届知识青年从城市到乡村，经历了坎坷、磨砺、艰辛，收获了贫下中农的深情厚谊、知青朋友的纯真友情。50 年后的今天，用传统的思维、笨拙的手笔来书写这段历史，慰藉那些已经离我们而去的灵魂，是我们最初最朴素的思想动机。 每当我抚摸着那极其普通而陈旧的相册，端详着国淑用她流利的手笔书写的“祝福生全家身体健康、天天快乐”的赠言，心情格外沉重。不是说“好人一生平安”吗？可怎么让这么优秀的、坚强的女性，过早地离开我们呢？ 国淑离开我们多年了，今天我们缅怀她，是因为她是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中的优秀代表；我们致敬她，是因为她是我们励志的榜样。我和她是校友，一起在武汉十九中学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读书的时候，她各科学习优秀，理科特别棒。我和她成为挚友，成为心心相印的同志。 1968 年下半年，我们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到新疆去，做一名建设兵团的战士；到农村去，做一名新型农民；到部队去，做一名解放军战士； 什么地方也不去，留在城里……最终，她初中毕业的妹妹，选择到新疆去； 她和我则主动报名，要求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当大红喜报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后，我们随着学校老师组成的上山下乡调查组到了黄梅。我们考察了地处长江边、相对富裕的棉花产地—— 刘佐公社；又北上到了相对艰苦的、盛产稻谷的水乡——陶河公社和白湖公社。这年 12 月 3 日，我们一起插队到了白湖公社同心大队三小队， 开始了我们的人生转折。 时光已过去几十年，国淑虽离我们远去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脑中浮现。她五官清秀，个子不高，身材纤细，有着与一般女孩子不同的性格：坚毅、自信、执着。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老会计师，妈妈是优秀的人民教师。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使她一走进农村就融入贫下中农之中，努力为贫下中农服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农民缺医少药， 就连头疼脑热、腰腿疼痛都得不到治疗。国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利用春节回家探亲的机会，自费购买了许多医学书籍，自学了人体解剖、中医针灸治疗常见病等基本知识。在她的倡议下，成立了由知识青年和当地青年共同组成的“六二六医疗小组”。 为了获得针灸治疗常见病的一手资料，她经常用自己的身体作实验， 已记不清她在自己头上、手臂上、膝盖上扎了多少针。只记得有次为了给一位聋哑农民扎针灸，她率先在自己头上试扎了七八针，第二天半边脸都肿了……她这种忘我的精神，直到现在还受到当地农民的怀念。 1969 年，崔国淑（左一）在生产队为老乡扎针 2015 年下半年，我们知青小组一行重回同心三队。队里一位老年妇女拉着我的手，要送礼物给我，她的儿子抢着要和我合影留念，并深情对我说：“我母亲当时得到你不少帮助，你给她治病她忘不了你。”可爱的老人错把我当成了国淑。我含着热泪，接受了她们的赞扬。 在 1970 年的招工热潮中，全大队的知青陆陆续续离开了农村。我们知青小组 11 人也只剩下两名女同学。深受“唯成分论”之害的国淑并不自暴自弃，她与另一名女同学坚守在大队教育阵地上。后因她知识面广且工作投入，不久就选拔到公社、区中学任教。再后来教育成果优异的她又被保送到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社来社去”又回到濯港中学教授物理。就这样，一直到她结婚生子，方才离开黄梅到武汉，继续从事着一生钟爱的教育事业。 1989 年我们全家南迁到广东湛江。地域的遥远未能中断我们的友谊， 每年我回汉探亲，一定会约上昔日的知青朋友欢聚畅谈。 2002 年拜年的电话，传来的都是忙音。直到元宵节后，我才从电话中了解到他们家发生的不幸。8 月中旬，她送走了参加中考的学生来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发现乳腺癌并发骨转移，已经到了晚期。春节前，她刚刚与她长期患病的老父亲永别，唯一的儿子又因病做了手术。这一连串的打击，险些击垮了她。我作为她的好友，没有在她最绝望之时出现在她的面前，我难过极了。那一年我刚刚退休，我向国淑表示，我会在近期回汉探望她，并愿从经济上帮助她战胜病魔。当我手捧鲜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我悬着的心平静了许多。她虽然消瘦很多，头上还戴着假发，但精力仍然那么充沛，声音还是那么清脆。我们手拉手坐在客厅里，听她向我讲起患病的前前后后—— 2000 年她是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上，没有时间去顾及自己的腰酸背痛。当她把学生送走再去医院体检时， 一下子就成了躺在床上，连起床都要人搀扶了的重病人了。此时的国淑， 用“呕心沥血”而“积劳成疾”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
国淑热爱工作，眷恋生活。我们经常聊起下乡两年的知青岁月。她渴望见到共患难的知青战友，又担心打扰他们的工作。当我们知青一家子（我们一直称自己的知青组是“我们的知青大家庭”）向她献上祝福花篮， 武汉一中学弟们给她赠送《曾经沧海》这本书时，她很激动、很亲切地抚摸着它们，仿佛又回到那个年代。 我们和国淑的丈夫、婆婆、儿子围坐在客厅里，大家谈笑风生地回忆过去，谈论现在，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知青后代——孩子身上。几个小时的团聚，国淑没有疲倦之感，反而显得非常的兴奋。分别时，我们衷心祝愿她好好保重身体，相约再次相见。 我深知在与癌症作斗争中的国淑渴望得到大家的关爱。我回湛后多次与她通话，将收集到的战胜骨癌的资料寄给她，向她讲述上海电影译制厂乔厂长战胜骨癌重返舞台的故事；向她介绍医学杂志上治疗骨癌的偏方及食疗方；中秋之际，我还向她寄上广式中秋月饼，并先后多次向她伸出援助之手。这段时间，她的病情得到控制。我发自内心为她高兴， 还策划着什么时候与她在南国湛江相见。
又一年过去了，国淑的病情出现了反复。这次的相见是在 161 医院， 受着疾病折磨的她憔悴了很多。面对满病房身患绝症的病人，国淑表现很坦然。我坐在床边，坚强好胜的国淑毫不隐晦自己病情，作好了战胜骨癌带来的剧烈疼痛，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准备。她非常感谢学校领导、老师、亲人、朋友和同学的照顾和关怀。她优秀的儿子此时已研究生毕业有了工作，以后的路靠他自己走，她也可放心了。面对年轻时曾横渡长江、曾在武汉青少年宫参加跳伞比赛，今天却饱受疾病煎熬的国淑，我的心在流血。我实在不愿与她谈论“走”的话题，内心为她祈祷，愿她平平安安渡过难关。 时光在流逝。远在南国的我，无时无刻不惦记重病中的国淑，多么希望她能战胜病魔，出现奇迹啊！一天，国淑的儿子告诉我“妈妈走了”。我的手在发抖，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最好的朋友走了，我们与国淑在“二七纪念碑”雕塑前的合影竟成“绝影”……我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她丈夫告诉我，国淑在最后几天最痛苦的时候流着泪说：“我走后不要惊动同学，他们都很忙。我已经给他们增添了不少麻烦，不要告诉他们了。”这就是国淑的人格魅力，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想到的还是别人， 唯独没有她自己。远隔千里的我不能前去送别，我们知青大家庭的学弟学妹们代表我们大家送去了花圈，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我最好的朋友走了，我为她哭泣。 她是在即将看到儿子学业辉煌、即将迎来幸福晚年的时候带着遗憾走的。 作为女人，国淑是幸运的，她遇到了爱她、疼她、支持她事业，并陪伴她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 作为母亲，她是骄傲的，她养育了勤奋好学、奋发向上的博士生儿子。 作为媳妇，她是孝顺的，受到公婆、姑嫂、邻里一致好评。 作为教师，她是称职的，她爱业敬业，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在我心里，她更是一个好知青，宛若她所钟爱的银针：纤细而坚韧， 目标如一，刚直而能屈，惠及他人。 国淑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张福生 武汉十九中六六届高中生。l968 年 l2 月初下放到黄梅县濯港区白湖公社同心大队三小队，1970 年12 月招工进黄梅县医药公司小池医药批发站，1989 年 8 月调至广东湛江中心人民医院药剂科，2002 年3 月退休。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武汉十九中 转载请注明出处，勿侵犯知识产权！ 扫描二维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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