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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国事 事事关心
家国篇14、青年点儿（上） 1976年9月，主席的追悼大会刚刚开完，他回到家里换下淋雨的衣服，收拾行李，说是要去公社的青年点儿工作。 公社党委决定调派父亲去青年点儿工作，任那里的党支部书记。 青年点儿究竟是个什么地方？那里有些什么人？为什么会调父亲去任职呢？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得不到解答。
还是给大家脑补一下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吧，这可是60-7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事件，足足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
从1966年开始到1968年，文革持续了三个年头，红卫兵造反派的武斗造成全国性的社会震荡和混乱。 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全国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反修防修（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一项必要措施，通过上山下乡活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而实现知识青年的革命化。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随着这项运动的开展，许多的现实问题也突显出来。 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一味地强调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青年的世界观，不切实际地将大批知青下放到落后和困难的地方，在具体方针政策上，并无长远规划，缺乏整体部署。 要知道70年代的中国农村，信息封闭，交通落后，经济匮乏。把知青们分散安置在各个自然村，住房，生活物资、医疗等难以保障。 而且知青与农民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上有很大差异，很难立刻融合在一起。农民与知青的冲突时有发生，迫害知青的事件也偶有发生，知识青年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很难安心劳动生活。 1973年，毛泽东收到福建知青李庆霖的一封信，反映知识青年生产生活问题。毛主席复信并批示：“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于是，各级党委（革委会）高度重视，选派强有力的干部去领导知青工作，并开始建设“青年点”，集中安置下乡知识青年。 父亲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与知识青年结缘，教育并影响了他们，与他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长宁公社的青年点，选址在滦河大堤以外的河套里，这里应该是水利部门规划的行、泄洪区范围。 滦河套距离村庄路途遥远，夏天道路泥泞，平时人烟稀少。当年生产队在那里的土地都得不到及时管理，需要定期组织劳力去那里“抢荒”，路途遥远，当天回不来，都是要住在那里过夜。 那里远离市镇村落，荒无人烟。这样选址，倒是规避了知青与当地村民的矛盾，但也真是苦了这些天真烂漫的青年。
在长宁公社下乡的知识青年，大多来自唐山市区、古冶区、开平区，那里是著名的煤矿聚集区，民风彪悍。知识青年们大多是矿工的后代，他们有着与一般城市青年不同的价值观和处世哲学。思想活跃，个性鲜明，时髦前卫，敢爱敢恨。 在我们本地有一段顺口溜形容知识青年的形象：上身长（穿列宁服），下身短（穿鸡腿裤），头顶一个黑大碗（留长发），这样的形象在朴实保守的农民看来，就是“异类”。 观念的差异给知青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惑，而把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聚在一起，一旦有了矛盾冲突，就可能出了大事故，因此如何管理好他们，就成了大难题，以往单纯说教和行政压制是很难奏效的。这可能也是公社党委下决心调派父亲去任职的最主要的原因（父亲当时是公社党委委员）。 这次工作调动，父亲不仅把组织关系带去了青年点，也把工分和口粮也迁移到了那里，完全是以点儿为家的姿态（也可能是吸取了四清运动的教训，尽可能理顺了经济关系）。 父亲去那里工作，吃住在那里，很少回来。倒是点儿上的青年们出来办事的时候，常来我家玩儿。后来我长大一些，常利用寒暑假去青年点看父亲，也住在那里给家里拾柴打草，时间长了认识了那里的人，也了解了他们的生活。 记忆中青年点的大院在大堤以东约莫一公里的地方，院子很宽敞，东西长一百多米，普通的青砖房子，略显低矮。 进得院子，自北向南大概有四五排房子，有宿舍，有伙房，有会议室。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机，第一次摸到拖拉机，第一次去食堂吃饭，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穿着“洋式儿”的哥哥姐姐们，眼花缭乱的感觉，这可是比我们的村子阔气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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