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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就拥有庞大的研究机构和许多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核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然而，由于法西斯当局大肆推行种族歧视，残酷迫害有独立思想的人，致使一大批专家、学者背井离乡，逃亡国外。象哈恩、施特拉斯曼、迈特纳、爱因斯坦、赖纳、弗里施这样一些知名的大科学家纷纷离开德国。与此同时，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恩里科·费米也离开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移居美国芝加哥。在这种情况下，柏林“德国铀协会”的物理学家魏茨泽克教授接管了德国“原子俱乐部”的科研工作。 以爱因斯坦为首的一批流亡学者离开德国不久，便郑重地向白宫发出警报，提请美国当局注意正在日益迫近的来自法西斯德国的原子威胁。这些学者比美国人更清楚希特勒距离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刻已经多么靠近。 美国政府对科学家的这一警告十分重视。在1940年底至1941年初就组织制订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研制核军备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理论研究工作由伯克利大学的约翰·西博格教授领导。同一时期，德国物理学家魏茨泽克、梅森贝格、布雷格、施罗德等也制订了德国的核军备计划。美国物理学家在政府支持下能够畅通无阻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德国物理学家在当局指令下也忙得不亦乐乎。这期间，同盟国加紧对德国进行空袭，实行闪电的地毯式轰炸，这使德国的研究小组总是不断搬家，试验设备常常是装好又拆，拆了又装，很难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角落。毫无疑问，这种空袭明显妨碍了德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最终改变事态的发展进程。正如爱德华·特勒的一篇文章所说，德国人本来在1942年就应该能够造出原子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时的德国未能达到已经那样临近的目标呢?事情是这样的： 德国物理学家布雷格教授根据自己的理论推断和计算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黏结电子的最好物质，也就是最理想的减速剂是炭，更精确地说是炭的一种—石墨。基于这一论断，布雷格教授研究所的领导机关找到驰誉全球的德国西门子公司，请它生产这种减速剂片。西门子公司把这项任务下达给位于拉齐布日的“普拉尼亚工厂”(拉齐布日现在是波兰卡托维兹省的一座小城;“普拉尼亚工厂”就是现在的“炭极厂的前身)。工厂领导在接受这项“罕见的”订货时，感到十分意外和惊讶。因为这项订货的数量很大:总共100块炭片;规格也很特殊:每片的大小均为3×0.6米;而最令人费解的是完成这项任务的紧迫期限。这家工厂的职工中一直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反法西斯的“反对派”，厂里的反法西斯思想比较活跃。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总工艺师埃尔温·施密特决定“破坏”这些炭片的化学成分。结果，他们生产出的炭片全是不纯的，其化学成分除石墨外，混进了一些二硫化铁、钙和硫的杂质。这些“不纯净”的减速剂按时运到布雷格教授的研究所，丝毫也未引起教授的怀疑。很快就被投入黏结电子试验，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多次试验全都失败了。面对这场失败，布雷格教授开始思索:要么是他的计算出了差错，要么是他的理论推断有毛病。与他共事的海森贝格教授对布雷格一向没有什么好感。他把这场失败看成是布雷格教授无知和无能的表现。海森贝格认为炭是不适宜作减速剂的，于是便着手从其他途径探索新的减速剂。经过多次试验分析，最后确认“重水可以充当减速剂。于是德国人便开始了一场“重水之战”，以获取足够的重水。这样一来，原已临近的制成原子弹的日期便大大推迟了。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半球上人们正在加紧实施“曼哈顿计划”。1942年，著名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实验室范围内成功地利用减速电子进行了一次核反应试验。有趣的是:费米的试验同布雷格的试验一样，也是使用炭片作减速剂，试验十分成功。只不过费米使用的减速剂是纯净的石墨而已。 1945年7月，美国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爆炸。同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1954年，美国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奥本海默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本来布雷格教授是会比美国早两年出原子弹的，只是由于他的一个差错，才使人类免遭一场全面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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