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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略论中国教育学3 （三） 中国人言明体达用，明体近静一边，达用近动一边，但动静一体，体用一源。苟无体，何来用。苟有用，即见体。体属内，乃和合性。用属外，乃分别性。中国人偏重明体，西方人偏重达用。用必随时随地随事随物而变，故用于希腊，不适用于罗马，而罗马人必自创新用。中古时期以及欧洲现代国家皆然。当前美苏对立，仍当别创新用。故全部欧洲史，不易见其会通和合之一体。 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与中国人，古谓之诸夏，乃会通和合成为一体。尧舜禅让，汤武征诛，此皆中国人之建成此一中国之大用所在。中国古人会通和合，明其为一体。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耻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中国古人又会通和合之，而认其为一体。此下秦汉郡县制与唐虞三代之封建制，显有分别，而中国人仍会通和合为一体。汉唐宋明，朝代不同，甚至五胡南北朝辽金西夏，以至蒙古满清入主，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古今五千年间，仍能会通和合以为一体。经史子集，历代著书，论道讲学，皆属一体。此可谓之明体之学，明其体而达之用。其分别处，在中国人观念中，认属次要。一切人事作为，必归本之于心性。心性乃其体，一切作为乃其用。而心性又分体用，性属体，心属用。故中国人论心，必求其体，是即性。性乃天赋，一和合。心附于身，乃一分别。心之同然始见性，故心之会通和合乃为性。中国人又谓万物亦各有性，亦会通和合于天。惟心则为人类所独有，故曰人为万物之灵，明心而见性，则人而上通于天。此之谓通天人，合内外。 用较具体，易见。体则抽象，难知。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则知与不知，亦会通和合，知其不知，斯为知矣。天不易知，中国人不强不知以为知。西方宗教科学之言天，岂得谓之诚知天。颜渊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矣。"一步一趋，孔子之行与用，其事易知。所立卓尔者，乃孔子大圣之体，惟颜渊知其不易知不易从，斯颜渊乃为孔门弟子中知之最高者，是即孔子谓不知为不知之知也。 中国人每连言道德。道属用，见于外，尚易知。德属体，存于内，不易知。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此即其所立卓尔者。孔门弟子日常接触孔子之言行，即孔子之道。能接触孔子内存之德者，颜子其庶几矣。中国人之教，则重在教其所不知。如尧舜禅让，汤武征诛，皆有事功，有用可见。伯夷叔齐之事功则不可见，乃若其无用，而其德则与尧舜汤武同。孔子曰："伯夷叔齐古之仁人也，求仁而得仁。"斯言其体，亦伯夷叔齐之所立卓尔者。叔孙豹分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功与言皆具体，皆有用而易见。德则抽象，乃至无用可见，然有大用，更超于功与言之上。抑且德存于内，转易得。功与言见于外，非可常有。中国人之教育宗旨与其教育精神，其主要乃在此德字上。 孔子又言："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是孔子赞殷周之际仁者五，伯夷叔齐与殷之三仁，言行各不同，各无大作用，皆无救于殷之亡。中国人所重，亦可于此五仁而见矣。西方人重知，皆求其有用。中国人重德，乃为人之体，而未必有可见之用。孔子言仁必兼知，或兼及礼。知与礼皆有其用，而孔子言之，则皆在仁之下。又孔门四子言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皆志在用，独曾点无用世之志，子曰："吾与点也。"后世类是者多矣。故中国人之教育宗旨教育精神，主要乃为一全人教育，首在培养其内心之德。苟其有德，则其对人群自必有其贡献与作用。天地生人，本不为供他人之用。供人之用者当为物。但人之为用与物之为用大不同。物之为用，在其机能。人之为用，则在其德性。近代如电脑机器人之类，论其机能之用，则远甚于人矣，但无德性可言。其创造各种机械者，亦惟尚才智，不本德性。人类苟无德性，则缺了最大一部分之用，而且并有害。此乃今一时代之风气，倘自后一时代人视之，又不知当作何评价。中国人言"经师不如人师"，"言教不如身教"。今人又谓西方教育重启发式，中国教育重填鸭式。以上引二语证之，亦可谓适得其反矣。惟一崇西化，以彼所知，强吾所不知，则非填鸭不可，而更何启发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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