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歌的岁月 ——读明杰诗集《人生三部曲》 文/李璐
《人生三部曲》的青春卷和爱情卷即《生命驿站》和《生命本色》，在未读之前以为是充满生命激情与浪漫爱情的诗作，读完后却发现诗中更多地呈现的是岁月流逝、青春无多所产生的哲思与深悟。本以为三部曲之中的生活卷《生命之门》应该是一位睿智的诗人对生活的精辟了悟，看了之后却发现大部分的诗作都是以“爱情”和“激情”为主题，读诗时，总会有一位青春洋溢的诗人形象跃入脑中。这种阅读的偏差或许正是诗人想刻意强调的：青春若只有激情则流于肤浅，只有经历时间的沉淀与洗练才能让青春更显其可贵；生活若只有智慧与了悟便失去了激情，也正因为七情六欲的穿插，生活的智慧才更见踏实温暖。这种对生活充满思辨意味的思考正是明杰诗作的韵味所在。 明杰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成长于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他的诗深受现代诗歌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表现为现代诗歌艺术特征的呈现，有时则是内心情感的大胆而热烈的浪漫抒发。在明杰的诗集中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诗歌尝试，在那些充满现代意味的诗作中，他注重沉潜的意象，冷静节制的描写，注重词语多义性的生发，融严肃的思考于意象的串联之中。而在那些热烈的抒情作品中，作者又变成了一位童话中的勇士，单纯而热烈，敏感而执着。 明杰的内心敏感而富于批判精神，“路上的行人少了许多自然的激情/时光的平庸让生活面目全非”（《阳台遐想》）。在复杂又空虚的城市生活中，诗人用虚妄谱写了自己的神话，他解构崇高，用如梦似幻的感觉触碰“世纪之外的那个人”，“却是经不住岁月的回头一篙”（《创世纪》），时间创造了一切却又毁灭了一切，“终要远去”的结局和“创世纪”的开端相比之下，反讽的意味不言自明。诗人的冷静与理智让他的笔下满是寒冷、孤独、病态的意象，喜鹊变得“肥硕 孤独 左腿有点残疾”，冰雪则参与了“游戏的圈套”，花草树木“已干枯多时”，在这没有生机的城市，“挣扎 暴虐 无处不在媾和”(《冬日的植物园》)。然而，所有的怀疑与挑战皆因诗人内心对这个世界抱有浓烈的爱，对“现实”的关怀是诗人所有快乐与苦痛的来源。 诗人热爱生命，仿佛气势磅礴的南风“独自横扫宇宙/将僵硬的无趣的诅咒击穿/把尚未熄尽的欲望/重新点燃”（《南风》），言语之中的热情如玫瑰一般绽放于诗句，“南风”、“苞蕾”传递出生命的信号，“点燃”、“唤醒”都是生命力的爆发。与此同时，空间上的景象也引发了作者关于时间的思考，“永不回头”的决绝和残酷使得诗人只能无奈地看着“婉约的叹息”和“逝者的倒影”，虽留恋过去却也阻挡不了前进的脚步。奔放的诗歌语言隐约折射出作者内心“士人”的影子，流露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叹息。 在明杰的诗作中，常见“鸟”的意象。在梅特林克的《青鸟》中，鸟是总也追不到的幸福。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鸟是祥和的图腾。对诗人而言，鸟是精灵般的意象。例如“最后一夜 恋人/大鸟的哭声伴我/最后在你的虚弱里/燃掉言语的影子/一切安息”（《恋人》），这里的鸟是诗人自我的影子；“遥想一场大雨/乘着鸟的翅膀/接近太阳/静听太阳的心路和轰然作响的骨骼”（《遥想一场大雨》），鸟变为串联雨与太阳的天使，是由飞越阴霾投入光明的翅膀；“你的根须从顶端向下蔓延/许多朴素 古老 房屋和树木/品味你的高大与神秘/像一群群祥和的大鸟/使你的这种伫立不是很孤独”（《穿越空间》），此时鸟又成为中国神秘文化的符号。在这些诗中，“鸟”有着不同的象征意味，寄寓着诗人的心灵情感。 在锋利的诗句下，作者的内心是温柔敦厚的“士人”之心。亲人、家庭、师友都在他的心里占有很大的分量。虽然有“现实与理想的幻化”，但诗人明白：“所有的完美都有虫眼/野马的火性开始收缰/耗其一生甘为家的园丁/一生耕耘从不偷懒”（《在朝内大街的思索》）。在缓缓的时间之河里，他时常感念“传递着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的师情与母爱，这样的情感使得“游动的灵魂也是那样安然”，“娓娓落成一段平凡中的辉煌”（《日子》）。深沉的父亲，“一笔一划地教我写字画画”的经历让诗人留下了“温暖”的内心（《温暖》）。“秋雨”、“独居秋水的人”、“蝉鸣”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古典诗意的境界之中，虽是冷，但“暖意的玫瑰色”让冷化为温暖，继而化为“寂静”（《天在变凉》）。正是这种传统的价值观，“自足”的心态使诗人即使在面对“死亡”这个终极命题时也显得气定神闲，游刃有余。面对已逝的岁月，面对如烟的往事，“季节轮回一切都是那么短暂”，但诗人有一份“固执的信念”，面对死亡时他“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空手而去/空手而归”（《岁月随想》）。在经历了磨合中的痛苦和顿悟后的感恩，诗人内心平静如水。 知识分子书写与平民视角的相互融合构成了明杰诗歌的另一个特点。从明杰的许多诗作中可以看出，他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工人之家。明杰对煤矿和矿工有着深厚感情。正因为这种深厚的情感和对现实的关怀，他以煤矿为题写出了许多诗歌，如《金黄的井架》、《下井的孩子》、《下井的汉子》、《距离中的煤矿》、《矿工挽歌》、《矿山的男人与女人》等等。诗人从不局限于狭小的自我空间，让煤矿以一种纽带的形式牵起了诗人与外面的世界。他天然具有平民化的写作视角，但他的专业素养又使他脱离了普通情感宣泄的漩涡，能够使用个人化的诗句让隐秘情绪得以表达。作为抵抗的知识分子，这种写作视角可以让诗人“从象牙之塔式的学院系科中回归到公众领域”，明杰也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干预现实的。 煤矿像是诗人生活的一个纪念品，存在于回忆之中，遥远又亲切地仿佛就在昨天。作者使用了叙事手法，记录了我与父亲“做游戏 讲故事 嬉戏打闹”的欢乐时光（《温暖》），与父亲相见时的感动，“我的小手把父亲一颗又一颗/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的泪水/擦了又擦”（《记忆》）。《金黄的井架》虽然是一首非常短小的诗，在意象、语言以及节奏的运用上都不乏精巧，最能体现两种书写的交融。
金色的太阳 一盏 一盏 走来 走来 走来 大大方方把黑夜隐藏 每一个矿工半闭的眸子里 洒下一小片浓郁的金黄
我知道今晚 你也会抬头望炽烈的太阳 在你眼里 这金黄的太阳不会消失 多少年过去了 它却宛如一座金字塔藏在我的心底
“金色的太阳”，“炽烈的太阳”都是诗人对矿井事物的比喻，他用金黄色覆盖了自己的回忆。其实“黑夜”才是煤矿工人生活的主旋律，每个矿工从地面降到地下的工作都是从光明降入黑暗，这黑暗的压力是来自多方面的，既有离开人群的孤独又有走向危险的恐惧。当工作完毕，再见到光明时就意味着终于从死神的手掌里逃脱，回到了人间。矿灯对矿工的意义不亚于灯塔对船员的意义。但是明杰并没有选取这寻常的角度来切入，而是截取了煤矿工人走向井口下井之前的片段，让人物的内心得以呈现辐射性的丰富涵义，幸福之所以幸福皆因着苦难的存在，这温暖瞬间的背后正是冷冰冰的现实。其次，陌生化手法的使用也是作者诗艺纯熟的体现。本来是人物走过一个又一个的井架，但作者却以人物为感受的主体让灯“走来”，这使得不熟悉煤矿生活的人仿佛也能感受到工人们的节奏。最后一节中诗人重新回到了自我抒情，并赋予以时间的沉淀。这里没有过多的语言和激情，只用淡淡几笔便渲染了寂寥又温馨的黑夜，抓住了足以显示矿工心境的对应物。 明杰有知识分子敏感而多思的内心，会因不知名小花的盛开而感慨，“收拾起风中飘落的残花/仔细掩埋”（《烂漫春花开在这个城市的角落》）。“半山腰 你说/开始就是结束/折回头一齐向山下去” (《千佛山下》),日常化的诗歌语言寄托的却是深奥的哲思。岁月的流逝使诗人深感不安，“把一本日记小心的珍藏/也许有那么一日 还要把它出版或者焚烧”（《新年的钟声》），患得患失的心理被惟妙惟肖地呈现了出来。诗意就深藏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之中，而这种平民化的视角与写作上的知识化思索最终形成了明杰特有的诗歌特色。 表现个人或表现社会一直都是诗歌界常争论的话题之一，王家新把它称之为噩梦，“这个噩梦是在自由和关怀之间反复形成的。所谓自由就是个人的、艺术的、写作的自由，但同时还有一种对社会、历史的关注。”只要是“共同的东西——在每个伟大诗人身上存在着的——人道主义倾向：为完全的、发展完美的人而斗争”，无论其表现手法是什么，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都会得到读者的尊重。因此，对诗本体的追求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弘扬这二者不应该是矛盾的。一首诗没有个人独特的声音就只能是宣传品，如果没有现实与历史的支持，诗也只能是无病呻吟的产物。即使是一首纯粹个人化的诗歌，诗人也会从其中发现现实问题的影子。“在邮局里 我和女儿一起把邮票贴在明信片上”，“连同我所有的问候一起远离”，在这看似落伍的举动背后是作者高贵的坚持，“在这个高科技泛滥的岁月/我无意教导女儿怎样与人相处”,但诗人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总想让远方变得近在咫尺”（《明信片》）。 在明杰的大部分诗作中，个人与社会的融合通常表现在游记诗之中。诗人通常把现实世界中的感受化为个人独特的情思，并把这情思放入文化语境中加以拓展延伸。作者喜写游记，不论是对康桥、凤凰山、千佛山还是临沂的小山村，作者都以自己的足迹为中心把现实世界圈入诗歌世界之中。诗中既有作者追求的纯粹之美又有厚重的现实感。面对钟灵毓秀的奇景，作者能够达到物我如一的境界，“如是说 诗歌中的主宰者/是我了/也惟有我了”（《巨石和水》）。现实世界日益荒凉，孤独的诗人却依然抱着一颗赤子之心想要与鸟“共同建筑一个/天空下没有影子/土地上没有汗水的/苦难家园”（《天地之间》）。看见长城，诗人疼痛于他的每一次创伤，也被像无数青砖一样的劳苦大众所触动，但长城不为所动，它只是在“蜿蜒 蜿蜒地生长”（《万里长城》）。游览黄河，诗人则通过《等候在黄河岸边》，把他对黄河的思考记录下来，深沉、悲壮、忧郁又兼具宏伟的气息萦绕在耳际。在《我是孔子房前的大树》这首诗中，诗人以树的视角观察着人与时间以及整个文化，对现实文化的情感体验完全是通过私人化的话语传达出来的。每一处场景诗人都能找到文化的切入点，对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进行反思，现实和历史在诗人的心里得以汇合。 诗歌在今天的地位有些尴尬：一方面，诗歌作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而被人尊重和期待；但现实却是诗歌的受众范围渐渐变小，写作的人越来越多，能让人记住并产生一定影响的诗歌却越来越少。当谈到这个问题时，总会有人说到“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云云。殊不知，西方众多的优秀诗人正是在物欲泛滥，人性异化的社会里找到写作的灵感，为现代社会中孤单的人类寻求一片诗歌乌托邦。袁可嘉在《论新诗现代化》中认同里特的话，在谈到现代诗人所处的困境时说到，“二十世纪经历了更全面的传统价值的解体：一切自前一世纪接过来的问题，不仅未得到解决，而且变本加厉。战争一方面为这些作个暂时结论，一面又引向更深的陷阱；纯粹科学、宗教信仰、物质文明以及不可计量的治表制度，理论学说都不能获取多数人们的信任而作为意识沟通的媒剂。”作为世界的圆和作为人的原点都被破坏，因此诗人必须突破传统，建立属于自己的象征系统。 明杰的诗歌也在试图建立自己的诗歌世界。对“恋人”不倦的书写，对“生命”执着的追求，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对生活无奈的慨叹……但作者在进行诗意建构的时候往往只从某种感受着手，把丰富的内涵局限在单一的意象之下。以《下井的孩子》为例，诗人在这首诗中运用最多的词便是“红袄”，不过百字的诗竟然出现了十七个“红袄”。这首诗其实包含了作者非常复杂浓烈的情感。红袄是作者的情感寄托和意义所在。在这首诗里，这个意象包含了爱情的甜蜜守望，生活的艰辛维系，父母的苦心疼爱，孩子的理想坚持……还有许多更为隐秘的意义都可以由诗中的这个意象引出。但作者把如此多的意义都用近乎说教的方式表达了出来。“红袄”这个意象每次出现虽然都有不同的含义从而成为有“寓意”的“形象”，但难以让人产生更多的想象。诗歌有其特定的表达方式：用最含蓄的语言表达最多的内容，用最精简的语言引起读者最多的思考。前提是这种思考必须用诗的语言来表达。波特莱尔认为：“激情是一种自然之物，甚至过于自然，不能不给纯粹美的领域带来一种刺人的，不和谐的色调；它也太亲切，太猛烈，不能不败坏居住在诗中的超自然领域中的纯粹欲望，优雅的忧郁和高贵的绝望。”有时诗人情感的真挚让人无法怀疑，这种直接的宣泄方式留给读者回味和想象的空间却已经少之又少了。 一首诗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首诗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读者的反复诵读，常读常新的诗歌才是最有魅力的诗歌。明杰的诗都以“人生”为题，从生活、爱情、青春三个角度阐释了自己对生命的感受。这些充满智性和灵性的诗歌如泉水一般，默默流淌在广阔的土地上，虽然安静，但却滋润着读者的心灵。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这样一位诗人是不能被忽视的。 作者简介：李璐，女，1985年，淄博淄川人。现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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