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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又被称为《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史学“前四史”。老黄为您讲述精彩的《汉书》故事。 志·律历志上（五） 汉朝开始建立时，国家纲纪刚刚奠定，万事都处于草创阶段，所以就沿袭了秦朝历法。后来采纳了北平侯张苍的建议，把《颛顼历》与其他六种历法相比较，认为其与自然规律最为接近。但没有正服色，方法也不得当，所以经常出现朔晦之时月亮出现的情况，有时甚至出现弦望满亏，很多与真实情况不符。 到汉武帝元封七年（即改制后的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时，汉朝已经建立了一百零二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人奏报说：“历法已不能再沿用了，应当改正历法。”这时御史大夫倪宽懂得经学，汉武帝就命令倪宽说：“你去和博士们一起商议下，现在应如何计算朔日，服饰应当以什么颜色为上。” 倪宽就和博士赐等人讨论后奏报说：“帝王必须要改换历法和服饰颜色，用来表明受命于上天。创业后要更改制度，前后都没有重复的。从历史文献推论来看，现在应当使用夏正历法。臣下等人学识狭隘浅陋，不能明晓事理。陛下身有圣德可以与天地相匹配，臣下等人认为夏、商、周的制度，之所以后代重复前代的，只是因为二代在前。现在二代制度已经绝迹没有记载了，希望陛下发扬圣德，广泛考察天地四时，调和顺阴阳以确定历法，以便作为万代法则。” 汉武帝听完奏报后，下诏命给御史道：“前不久主管部门汇报说历法没有确定，要求多召集一些人询问对策，用来推算历法星度，但一直没有完成。朕听说古代黄帝能与自然相合而不死，能根据事物名字来考察进退，确定律声清浊，推演五行，从而建立了节气、万物、历法推算。但这些都是很早的事了。因为现在书籍缺乏，音乐废弛，朕感觉这事难度不小。经过左思右想，仍然没有弄明白，现在就以元封七年作为太初元年。” 汉武帝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和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制定《汉历》。开始确定东西南北四方，安装晷仪进行测度，下面放上计时漏壶，用来测算二十八星宿间隔分布在方位，最终确定朔晦历数春、秋分冬、夏至、日月运行所在和弦望时间。依照前一历法的上元泰初的4617年开始计算，到元封七年，重复出现的甲寅年，仲冬十一月甲子初一天明时为冬至，日月在建星之处，太岁在子位，从而得到了太初星度的正确数值。 这时，射姓等人上奏说他们不懂计算，希望招聘研究历法的人，重新制定更精确的计算方法，经过增减后制定汉朝自己的《太初历》。汉武帝就下诏书，选拔专门研究历法的邓平以及长乐的司马可、酒泉的候宜君、侍郎尊以及一些民间研究历法的人，共计二十多个，方士唐都以及巴郡的落下闳也参加其中。唐都划分天上星宿的分布，落下闳推算历数。他们的方法是根据律度来确定历数，为此解释说：“律的容量是一龠，积数是八十一寸，正好是一天的分数。与律长相始终。律长有九寸，到一百七十一分时又重新开始，经过三次重复就成甲子。律中的阴阳数字是九和六，这是从爻象所演化而来的。所以用黄钟来调理元气就叫律。律，也就是法则，没有不以律为法则的。” 大家的研究结果正好同邓平相同。于是，大家便都来观察新的星度以及日月的运行，重新加以推算，与落下闳、邓乎的结果一样，其法则是一月有二十九天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先借半天，叫做阳历；不借的则叫做阴历。所谓阳历，就是朔日前可见到月亮；所谓阴历，就是朔日后才可见到月亮。 邓平说：“使用阳历，朔日平旦时可以见到月亮，这是为了方便诸侯王和群臣朝见皇帝。” 汉武帝便下令司马迁使用邓平所制定的八十一分律历，废除相差很远的其他十七家历法，又命令继续校验该律历中是否存在不准确之处。宦官淳于陵渠又重新推算《太初历》的晦、朔、弦、望，都比其他历法更精确，日月如璧合，五星如珠连在一起。淳于陵渠把情况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下诏书开始使用邓平的历法，并且任命邓平为太史丞。 二十七年后的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太史令张寿王给汉昭帝上书说：“历法是天地间的大事，是上天所为。相传下来的黄帝《调律历》，汉朝建立后就使用它。现在阴阳不调，是由于改用《太初历》造成的。”汉昭帝就命令主持历法工作的使者鲜于妄人前去责问，张寿王很不服气。鲜于妄人就请示与研究历法的大司农中丞麻光等共二十多人一起观望日月的晦、朔、弦、望和八节二十四节气，以便验证各历法情况。他的请求被批准，汉昭帝命令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出一人，一起在上林清台观察天象，以便验证各种历法的粗疏与精密，参与的共有十一家。 汉昭帝批准，从公元前78年十一月初一天明冬至开始时，到公元前76年十二月完成校验，十一家历法都有其与实际相符合的次序。检验结果证明，张寿王所提出的历法相差太远。这说明汉朝建立后不使用黄帝的《调律历》是正确的，张寿王非议汉朝历法，违背天道，这不是他职责应当讲的，犯下了大不敬罪。 汉昭帝下令不再追究张寿王的罪责，命人重新观察，持续了公元前75年一整年。结果仍然是《太初历》排名第一，即墨徐万且和长安徐禹研究《太初历》的结果也得出其精确度第一的结论。张寿王和待韶李信所研究的黄帝《调律历》，在试验中误差很大，他还说从黄帝到元凤三年共有六千多年的时间。丞相委托实、长安单安国、安陵梧育等人研究《终始》，证明从黄帝以来有3629年，与张寿王的不相符合。 张寿王又把争论转移到《帝王录》中，说舜、禹的年岁不合乎正常人的年龄。他还说伯益替代禹为天子，骊山女在殷、周年代也是天子，这些都不符合经学。张寿王所倡导的历法就是太史官的《殷历》。张寿王胡根本无法得到五家历法，又乱说《太初历》与实际的一年相差四分之三天，去掉小余七百零五分，所以才出现阴阳不调，把当世称为为乱世。有人弹劾贬张寿王身为朝廷的八百石官员，作为古代的大夫身穿儒生服装，却胡说不吉祥的话，散布怪诞邪说妄图扰乱国家制度，犯下大逆不道罪。 汉昭帝批准了弹劾。张寿王被取保候审，结果他连续三年政绩都属下等，却一直表示不服。接着又有人弹劾他该当死罪，结果被汉昭帝赦免，张寿王便不再争辩，但随后说他坏话的人更多了，最后还是被交给法官审讯。所以历法验证在于天，从汉朝的历法开始实施，到了公元前75年，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最后的是非才确定下来。 到了汉成帝时期，刘向汇总六种历法，罗列出是非，写成了《五纪论》。刘向的儿子刘趑(音zī，资)研究其中微妙，写成了《三统历》和《谱》，用来解说《春秋》，所推算的精确得其要领，因此要在这里重点说一说。 《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是按照天时来进行的，依照天时来排列人事。书传中说：“百姓接受天地之气才能生存，这就是所谓的命。所以才有礼、义、行动、威严及荣貌来确定人的命运，善于护养就会成功有福，不能养护就会失败招祸。”因此列出鲁国十二公共计242年的事情，用阴阳中和之气来制定礼仪。所以春天属于中和阳气，万物得以生长；秋天属于中和阴气，万物得以成熟。所有事物列举其中，礼是选取和谐部分，历数就是用闰月来协调天地之中，用于指导人们的各种活动以便惠及民生，这些都是用来定命的。《周易》中说金、火相克的卦相时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说“治历明时”，这是调和人世大道的。 周朝逐步衰落，在周幽王去世后，天子便不能再颁布历法，鲁国的历法又不正确，它以一年中闰还剩一作为一年蔀(音pǒu)首。所以《春秋》在书中讽刺说：“十一月乙亥朔，日又食之。”斗柄指向在申位，但掌管历法的人却认为在建戌位，史书上则记载在建亥位。鲁哀公十二年，也是以建申大火星在黄昏时位于西方天际的月份作为建亥，反而对冬眠动物不冬眠而感觉奇怪。 从文公闰月没有颁布朔日，到这时已一百多年了，已经不能校正历数。因此子贡打算不送为告朔而准备的牲羊，孔子坚持要举行这种礼仪，就把这种方法写进《春秋》之中。《春秋》说：“冬十月初一，日又食之。”《左传》中说：“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这里说的就是颁布朔。 正常来看，历数的起始称为元。书传中说：“元，善之长也。”共养三德为善。又说：“元，体之长也。”书传把《风》《雅》、《颂》三种体裁合起来称为元。在春季的三个月中，每月都记载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等，这是元的三统。三统合成一元，因此用元一乘以三的九次方形成法数，用三的十一次方作为实数。实数如法数得一。黄钟初九，是律的头一个，阳的变化。用六来乘，以九作为除数，就得到林钟初六，是吕的头一个，阴的变化。这都是参天量地的方法。上生六就加倍，下生六就减半，都以九作为除数。九六是阴阳、夫妇、子母的规律。律娶妻而吕生子，是天地的常情。六律六吕，十二辰就形成了。五声中有清浊，这样就形成了地支的十日。 《左传》中说：“天六地五”，这是数的常数。天有六气，下降则形成五味。五六是天地的中合之数，人们凭借藉它们得以生存。所以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相加得十一，天地的规律就全都在这里，它们周而复始。太极中央元气，所以作为黄钟，它的容积是一龠，用它的长来自乘，所以八十一作为日法数，因此产生了权、衡、度、量，礼和乐也由此而产生。经过万物惟一的本源来统一开始，是《周易》中太极之首。春秋二季来表示一年，是《周易》两仪的中间。在春天每月记载春王正月等，是《周易》三极之统。在四时即使没有事件也要记时令和月份，这是《周易》四象品质。月份有斗建之分，节气有立春、立夏和立秋、立冬之分，这是《周易》中的八卦之位。验证事物成败，是《周易》中吉凶的验证。诸侯定期朝见天子和霸主，这是《周易》中大业的根本。所以《周易》与《春秋》，是天人的规律。《左传》中说：“龟就是形象，筮就是数。万物出生后才有形象，有形象后才能繁衍，繁衍后才能有数。” 黄其军 作于2021年5月12日（古历辛丑年四月初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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