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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典型的「巴黎女人」，法国记者阿丽丝·菲弗正在尝试打破这种社会刻板成见——巴黎女人必须在即使天刚蒙蒙亮的清晨都保持着极其优雅且一丝不苟的状态，她们往往是出生于布尔乔亚家庭，拥有西方人典型的白皮肤、修长身材且保持着良好的异性恋关系。 这种广泛的社会期待促使女人们必须时刻保持纤瘦和苗条的身材，必须保证自己能够被塞进24码尺寸的连衣裙中，并时刻保持着绝对的自我约束。「巴黎女人」就像是波伏娃在「第二性」当中谈到的那样，「女人这样的性别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逐渐形成的。从生理、心理或者经济因素来看，没有任何的既定的命运可以决定人类中的女性在社会中所表现的形象，决定这种有着所谓女性气质人种的是整个文明体系」。 这句话看似有些宏大和难以琢磨，但其实从波伏娃到福柯也就只需要这样一句话就能串联其思想。 在「规训与惩罚」的首章，福柯就像众人描述了这样一种变化：在漫长的社会惩罚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缓慢转化里，作为敌人的、要被消灭的犯人被进行忏悔的、驯服的囚徒所取代，残忍的刽子手被专业的技术人员所取代，断头台被监狱所取代。福柯一边向众人展示着君主暴力管制时代是如何转变为温和的、驯化式、充斥着人道主义精神的规训权力的种种行径和表征，一边又继续延伸出对社会规则和运转更为深刻的见解——在前两种社会惩罚方式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起到预防和警诫作用的、无处不在且无时不有的规训模式，甚至这种模式是否真实存在都并不受到关注，它只需要有一个虚幻的想象就够了。 这就是凝视的惩罚。 在《我不是巴黎女人》这本书中，菲弗谈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她的外婆非常渴望能够成为「被认为」高贵的巴黎女人，因此在纳粹通过测量女性的鼻子和耳朵来判断人种时，身为犹太人的外婆因被认定为是正统法国白人而感到无比自豪。 从古至今的社会，除了法律、规则、暴力惩治这样清晰明了的举措之外，剩下的就是福柯和波伏娃强调的驯化约制——被社会统治阶级定义出来的符号、话语、意义。它们不真正地劳苦人的身体，却从意志、思想、灵魂上控制人类的行为。 就像菲弗的外婆一样，她掉进了「巴黎女人」的陷阱中，认为只有成为「巴黎女人」才是「值得尊敬的」、「受人爱戴的」和「高人一等的」。 在巴黎，巴黎女人是权力、贵族身份和布尔乔亚阶级的体现。而这些所有的符号、价值体系的建立，都来自于社会统治阶级对其的概括，他们通过这样的身份象征，区隔出自己和「他者」的不同，以此彰显其在社会中的地位非凡。 而谁是真正的「统治阶级」？ 在恩格斯的思想中，父权制的产生是犁地、灌溉等农业技术的提高导致了财富的增长，而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男性则开始想要将这些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传递给其子嗣。于是他们推翻了所谓的母系制，建立了父权制。 为了继承男性劳动所得的财产，需要确认谁是自己的孩子，以保证财产的私有制不被侵犯，所以一夫一妻制成为了一种单方面的限定（男性要求女性的忠诚）。这也直接导致了一种女性是男性的附庸的观点，认为女性是依附于其自身的，是他私有财产的一部分。 所以真正定义「巴黎女人」的，是「巴黎男人」。 她们需要自己的妻子保持体面，所有对于上层女人的要求就成了优雅、端庄、皮肤白皙且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来自优渥的家庭。 社会正在驯化女人，即使在如今，柏邦妮能够在微博中写下「巴黎的女人真好看啊。细瘦挺拔，穿得简单，一条黑裙子，或者条纹T一条短裤而已，戴一顶硬挺的草帽，一条碎花裙。但是她们生动，自信，旁若无人。走在路上，一只手耽着香烟，或者风风火火骑着自行车，坐在咖啡馆打电话，头发松散蓬乱，特别范儿，好看得不得了。我们俩坐在阳光街头看女人，美好得想叹气。」这样文字的年代，法国第一夫人——布丽吉特·马克龙仍然被认为是头发凌乱、皮肤黝黑、行为举止毫不优雅的法国南方人。 凝视永远存在。 而且无处不在。 👁 「发胖的巩俐和腿不够细的李斯丹妮」 - 被凝视的明星 - 巩俐前两天上了热搜，原因是她被拍到身着一身碎花连衣裙出现在法国街头。镜头中的她没有像以往出现在戛纳红毯上的那般精致美艳，从身材上来说也未有完全符合当前以瘦、匀称、前凸后翘等为核心的所谓的「主流审美价值」。 于是巩俐开始被认为是“55岁的中年发福”、“膀大腰圆的妇女”以及“皮肤黝黑泯然众人”。 相似的Body Shaming还有岳云鹏在综艺「未知的餐桌」（又是一个受到极大争议的涉嫌“抄袭”韩综《请给一顿饭show》的节目）中对李斯丹妮所说的那句话：“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跳舞，因为我近距离看，你的腿很粗哦”。 Body Shaming本质上是一种根据某人的外表对某人进行负面评价的行为或做法。通常，当人们出现超重或体重不足或不符合社会对“瘦而美丽”的观点时，他们就会感到羞耻。 美国歌手Kesha曾经公开表示：“当我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时，我会读到更多刻薄的评论，这只会加剧我的焦虑和沮丧。看到狗仔队的照片和随之而来的猫腻评论加剧了我的饮食失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处于人生中的最低点时，我一直在听自己的状况有多好。我知道我正在因饮食失调而破坏我的身体，但是我得到的信息是我做得很好。” 社会中无数的潜移默化的观点正在慢慢浸润着我们的思想：女性需要凹凸有致而又匀称的身材；她们要有漂亮的脸蛋和姣好的性格；最好还会撒娇和服软… 雅克·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观念》中，将凝视定义为自我和他之间的镜映关系，即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折射之后，构成了人自己的再现。 拉康认为，婴儿在6-18个月大时会通过观看镜中映像而对自身存在和人际环境的认识，并由此而逐渐产生自我意识和人际关系的意识。通过镜中映像，婴儿不仅意识到自己眼中的自己，还进一步意识到他者眼中的自己，同时，也意识到母亲与父亲在形象和生理上的区别及其互补关系，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并由此而产生完善自身的欲求。 凝视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而产生作用的。 当女性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她就必须担负起「成为他者眼中的自己」（比较好理解的内容就是库利的镜中我）的重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胖」的巩俐和「腿粗」的李斯丹妮不过都是社会文化、社会意识对于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界线框定。这种规则不是白纸黑字，更不是强制要求。它就是典型的那种模糊不清却又时刻捕捉任何逾越雷池的个体。 看的过程就是权力转移的过程，是「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一种关系交错。女性在受到男性凝视之后，会像婴孩一样寄希望于改变自己而获得男性的宠爱——更温柔一点、更保守一点、更苗条一点、更有女人味一点。 但值得庆幸的是，女人们以及那些一直被男性角色所包围、架构的男人们正在觉醒，她们/他们倡导着身体自由、身材自由，倡导忽略性别，回归本真。 而遗憾的是，纵然如此，堪称个人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教育，却 仍然在简单粗暴地利用「性别不同」来制定教学方法。 这次的事件是「实务班」中的一次练习，这里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其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这本教辅本意可能没有「性别歧视」，但这种简单地以男女差异进行的划分显然有悖「因材施教」的初心。毕竟每个人的差别不仅仅在于性别，还有家庭教育、思维特点、成长环境以及作为个人而不同的行为习惯，这些是无法简单通过二元分割的「性别」而展现出来的。就像我是女性，但我仍然保有极强的线性思维而非图像思维能力，这就是「性别」无法概括的部分。另外，这种男女的划分还会进一步加剧「性别对立」，同时忽略了LGQBT等边缘性别群体的存在，尤其是跨性别者和性别认知障碍人士。 生理是与生俱来的，但心理性别却从不仅仅取决于生理。 如果连教育都在充当着凝视性别的主体，那究竟如何能够打破凝视？ 👁 「一字马女孩」 - 被凝视的普通人 - 退一万步说，我们姑且认定明星们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就是贩卖社会凝视，巩俐也好李斯丹妮也好，她们既主动也无奈的被规训于大众化的审美体系下——这不仅仅意味着她们个人的被凝视，也意味着对她们的凝视和标准已经变成了一套藏在大众潜意识里的美丑判断标准。 女明星要瘦、要自律、要瓜子脸天鹅颈一字肩A4腰。 随后这套标准随着无孔不入的娱乐信息，被根深蒂固的建构在了大众的主流审美中，并且泛化成了社会对「女性美」的统一定义。 今年夏天最流行的穿搭是BM风，即统一加小号的均码女性服装：短短的小上衣可以刚好露出天鹅颈和A4腰，膝盖以上十公分的格子裙也必须配上漫画腿——这是我们普遍印象里的BM风。从描述就能看出，想穿好所谓的今夏潮流，瘦只是第一必备，除此之外还要有优秀的身体线条、甚至与之相匹配的甜美脸蛋。 BM风走红之后，各类BM穿搭遍布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各类社交软件，统一的又瘦又高又白又甜，BM女孩也成为了今夏中国最流行的夸奖。然而另一方面，在BM进驻的大多数西方市场，该品牌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一种身体羞辱。“YouTube上有好几页关于女性为走进BM门店感到羞耻的视频。当中不乏忏悔内容，例如“我为什么辞掉BM的工作”和“我为什么拒绝购买BM的衣服”。甚至有人指控该品牌损害年轻女孩的身体意象”。“均码”原则是一场公然挑衅。 挑衅的是我们的「身体积极性」。 身体积极性是一场来自西方的社会运动，其根源在于希望所有人都拥有积极的身体意向，对自己的身体保持自信、拒绝任何形式的、对身体本身的羞愧。 从维秘和BM开始，从一些本身大众化的女性服饰品牌做出非大众化的尺码和身体意向广告开始，这场关于女性身体的、旷日持久的凝视已经从明星、从大屏幕里蔓延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于是普通女性被频繁的凝视和被频繁的羞辱。 前段时间湖南长沙一个女孩在高考结束后冲出考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接连跳出了两个完美的一字马，这段视频和照片走红之后当事人罗子欣同学被戏称为「一字马女孩」。再后来一字马女孩以超出专业课分数线114分的分数顺利以健美操体育特长生的身份，成为中央美院第一届体育特长生。 “她这么胖还能跳健美操？” “原来是个体育特长生怪不得这么壮「吃瓜表情」”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她不好看吗？」 如此如此哔哔哔哔的讨论开了。 罗子欣的妈妈回应罗子欣曾参加2018 年第八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并获得五人操世界亚军：即使在事实面前，对罗子欣所谓「胖」「体育特长生」的羞辱依然没有停下。 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谁在羞辱她？ 劳拉·马尔维的「男性凝视」在这里似乎在这里失去了他原有的普遍性。第一点毋庸置疑的是，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往往高于男性，女性的主体性被众人所审视，如果某一点脱离于传统规范就会遭到异样的目光。这种审美标准往往是男性期许的社会内化，女性开始不自觉、下意识地去符合男性目光下的社会规范，她们通过观察男性视角来构建自我，男性视角成了女性反思自我的镜像。她们开始用这种刻板的视角印象来调整自我，利用外界手段，化妆、整容来创造一个崭新的、符合男性要求的单一形象。女性对这种外在审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以至于逐渐失去了对自我的认同感，男性作为监测者，成为她们评判自己的准绳。 于是社会「body shame」的队伍里，出现了一群「新崛起的女性」，她们是被男性凝视建构的准则所规训的人。 是在《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剪掉玛琳娜头发的当地妇女们，是在穿衣自由运动里对指责女性也不能太暴露的女性们，是在余秀华的《或许不关于爱情的》诗下对余秀华进行荡妇羞耻的女性们。 在很多情况下，「body shame」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与男性有关，而是男性凝视建构了男性与女性，被建构的人们共同举起了羞辱的枪口。 这种羞辱，还有更直接的方式。 👁 「廉价卫生巾」 - 无差别的女性羞耻 - 一个15岁的青春期少女第一次来月经，她的妈妈如临大敌，悄悄地把卫生巾塞到自己女儿的书包里，并告诉她：别被别人看见了呀！ 这个15岁少女在课间悄悄地把她的好朋友拉到自己座位旁边，贴在好友的耳朵上说：“帮我挡一下，我拿一下那个”。好友立刻会意，一边用宽大的校服遮挡一边低语：“你那个啦？”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那个」是什么，在具体的场景里，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具象化的指代，就是月经。 有人统计过190多个国家的人们绞尽脑汁怎么避免提及这件事，人们为此竟然创造出了超过5000个含蓄名词俚语。比如国外用的“鲨鱼周(Shark Week)”、“血腥玛丽(Bloody Mary)”、“那个时间(That Time of the Month)”、“女人事(Lady Business)”。 而我们则会说「例假」「大姨妈」等等， 除了「body shame」之外，还有一种更具有普遍性和无差别性的羞辱：月经羞耻。 201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月事革命》是一部关于月经和卫生巾的纪录片，讲述的是印度德里的一群妇女，为自己以及所有女性获得卫生巾的权利而抗争。 在印度，辍学的理由千百种，很难想象居然有女孩会因为来月事辍学。来了月事，换月经条对她们来说是很难的事。她们很多人不知道用卫生棉，而是用布条兜住。每次布条湿掉，她们必须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换，躲避无处不在的男性。久而久之，不堪其扰的女生会选择辍学。 而这些问题，只需要一个卫生巾就可以解决——阿鲁纳哈拉姆，印度廉价卫生巾制造机器的发明者说：“印度这么大一个国家，使用卫生巾的女性不到10%。她们不是买不起，而是在男权社会下，月事被视为不洁或疾病。来了月事的女人不能进寺庙，因为那被视为对神的亵渎。女人们在黑夜里偷偷出门将用过的布条埋进土里，因为她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污秽的产物。而一台可以低成本、人工制造卫生巾的机器，无疑是一场革新：尽管不好看，很粗糙，但是好用。这是这个国家正需要的真实。” 整个纪录短片里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村里那个破旧且唯一的卫生巾加工厂，工厂的女工们把卫生巾命名为「fly」。 是飞翔，也是自由。 在这部电影的评论区、豆瓣的影评区，不少人留下了类似：「感慨当代的中国至少女性还拥有卫生巾自由，感慨幸好中国的两性对立没有印度那么明显」。 这值得感慨吗？ 微博上最近发起了一场关于#呼吁卫生巾免税#的话题讨论。 因为淘宝上有大量廉价的、三无卫生巾，人们才开始正视原来卫生巾真的会是一件可能造成经济负担的日用品，甚至我们还必须正视：在中国依然有大量的女性用不起卫生巾这件事。而目前#呼吁卫生巾免税#的相关话题阅读人数已经超过了六百多万。 这是一个信号。 过往的羞耻和沉默正在被打破：平日里通过暗号、密语解决尚可以低调解决的刚需，在物资获取通道受阻的突发情况下，却导致了没有却又不好开口要的尴尬情况。疫情期间刷屏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可以说就是这种禁忌下一个让人遗憾的案例，但这次的#呼吁卫生巾免税#则成为了那个「打破沉默的人」。 看到需要、正视需求、大声呼吁、拒绝羞耻。 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现代化程度与如何对待女性月经成正比，与月经用品的安全简便性正相关。 或许，可以期待卫生棉条普及的那一天。 参考文献： 澎湃专访｜打破“巴黎女人”迷思：被凝视、被规训和被定义的 | 特约记者胡文燕 - 晚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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