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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尔同行，是我们一生的荣光 两汉人不了解儒家理想的一面，以后由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都是如此，因此在这长时期中，不能了解孟、荀等先秦儒家所说的“人人皆可以成圣”，因而也不重视这方面，而重视“气”。 圣人是个德性人格，如同西方斯多噶学派（Stoics）重视德行，圣人的最高理想是圣，（此圣不必同于斯多噶学派所说的圣），但必须从进德修业作起。先秦儒家早有这个观念，孟子、荀子都直接而明白地有这种话语。荀子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都表示人人皆可成圣人。不过仔细分辨起来，孟子和荀子的说法仍有不同。孟子所谓的“可以”的根据强，不只有逻辑的可能性（logical possiblity），而且有真实的可能性（real possibility）。荀子的说法就只有逻辑上的可能性，因为他主张性恶。性恶与“涂之人可以为禹”虽并不冲突，但作为根据的可能性就弱了，因此说只有逻辑上的可能性。 从两汉直到隋唐都不了解也不重视理想这面，而重视气这面。宋儒出来复兴儒家，才真正了解“理”的观念，而且是自觉而亲切地了解。伊川谓“大贤以上不论才”，“大贤以上”即指圣贤，此语表示圣贤不以才论。这并不是说圣人不需要才，而是成圣贤的主要关键在德而不在才。一般人当然并非不需要作道德实践的工夫，但其理想性或说精神的强度并不集中于此，而是落在现实生活中的谋生或突出某种事业，因此就需要“才”。《人物志》主要就是说明才性，目的在衡量人的才性看其适合于作何种事。 《人物志》中也有圣人的标准，即所谓“中和之才”。“中和”是借用《中庸》的词语，但并不是《中庸》的本义。《中庸》所谓之中和是由理上说，而《人物志》讲中和是就气而论，属于才性。圣人不是没有才，而是成圣本质的关键在德性、智能，而不是知识、技术、才能等。科学技术同样不能使人有智慧，因此专家与圣贤也是两回事。“大贤以上不论才”是自觉地通过先秦儒家的理想而说出的话。两汉魏晋人的道德意识不修，因此总不能了解儒家理想的一面。 因此“才”与“德”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不在他有哪方面的才能，而是在他的“德”。但再进一步细想，为什么圣人将“德”表现得如此之好，而普通人都不行呢？这就又牵涉到圣人有所以能够完善地表现“德”的“才”。一般人这种“才”不够，因而此处就有限制，这是由“材质”、“气”方面讲；从理上而言，就不如此，人人皆可成圣成佛；再长远些说，今生不能成圣成佛还可期望来生，如此问题就转至更深远。 讲道理一定要理与气两面兼备才完整，才不会出毛病。否则只注重气，就一定会演成“强凌弱，众暴寡”的结果。例如，尼采的思想就有此种弊病。尼采特重生命，主张超人，而不能正视德性的观念。尼采以为生命强的人道德智慧一定也高。若从最高的圆融境界来说，道德高的人生命必强，例如孔子、耶稣都是如此。但这时的“生命强”已不是平常所说的自然生命强，更不是所谓身强体健的强。平常所谓的强完全由生命、由气来规定，由此分析不出“德”的观念，因此二者意义不同 ，因此不能只重视一面。 柏拉图所主张的哲人王（philosopher-king）是属于金质的，若从这一面说，哲王也是先天的，奴隶也是先天的，这便不行。对此儒家就比较通达（reasonable）， 成圣成贤是就道德而言，不就政冶而言。尽管现实上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圣王，但自孔子以后二者就分开了。按照儒家的基本原理，二者是要分开，政治是政治，道德是道德，二者应在社会文化上相合，而不是集中于一人身上。若集中于一人，就会导至集权专制，儒家的基本精神并不是如此。 如是，才、德两面一定要兼备才完整，儒家便是如此。由德、由理的方面就一定肯定性善，这是义理之性，天下人都相同，这只有普遍性。但只有这一面又不能说明限制、说明差别，因此也一定有才性、气的一面。“气”有二个作用，一方面是消极的限制原则，另方面也有积极的作用，即它是实现理的工具。汉朝以来的人只重视气，因此嵇康的养生论中主张神仙不是人人可做到的。这虽不合儒释道三家的基本精神，但仍可算是中国自两汉以来的老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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