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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是“百味之首”，不仅能给食物提供基础味道，还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钡、氯化物、镁、铅、砷、锌、硫酸盐等物质。根据不同来源，食盐分为海盐、井盐、矿盐、湖盐、岩盐、土盐等。盐起源于我国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历史悠久。
武汉居于长江中游不产盐，但一直是中转码头，盐产品来自下游的淮盐（海盐）和上游的川盐（井盐）。“屑玉披沙品清洁；熬霜煮雪利丰盈。”这是武汉过去盐行（盐店）门口的一副对联，从中可以得知盐这一行，确实能赚钱发大财。 盐与铁在古代属于专卖品，官府为限制工商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对盐和铁的垄断经营。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政府采用了盐法道袁应振的建议,建立了垄断食盐运销的“纲法”制度,使当时的武汉地区成为淮盐最大的集散地。 淮南“纲盐”由长江船运至汉口停集,根据清政府曾经的规定，沿长江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是淮盐专销区域，分别称为“湘岸”、“鄂岸”、“西岸”、“皖岸”，总称为“扬子四岸”。盐商运盐第一步到达四省，必须凭专利执照的盐票，若没有此票，不能报运。（此规定一直延至国民政府）第二步再分销至全省各州县和湖南湘、资、沅、澧四水各口岸。 由于盐船都泊于汉正街附近的汉水一带,所以盐商们也就在汉正街附近觅屋居住,逐渐形成一条正式的街巷——淮盐巷。随后还有淮盐一巷、淮盐二巷。清代，淮盐运销办法是由官府发给“引凭”,每“引”可贩盐364斤.乾隆年间,户部规定湖北、湖南两省的淮盐都在汉口分销。 在汉口承办淮盐分销的徽州商人，总商不少，在两淮的徽州吴姓、江姓、鲍姓大盐商，在汉口几乎均有他们的同宗代理人，有的担任匣商，如婺源人江瓒绪，一方面应酬官府，一方面办理淮盐转运。有的担任水商，又称贩商，引商的一种。明代实行开中法，有江湖行商专买内商引盐运销各地，须具报运司，额定引数，给以水程，限定运期，再行启运。如婺源人戴公选，“运盐湘汉间”。有的盐商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汉口颇孚众望，如歙县人巴树蕃。“理盐禺，客汉久，广交游，自缙绅以及闾巷，无不知其名者。尤能急人之急，故有'小孟尝’之目。”（《汉口丛谈》） 汉口盐船码头原在陈公套，是淮盐最大的最大集散地及转运中心。及至清乾隆年间，武昌武胜门外的塘角处忽淤一洲，可以避风，而且洲浅，易于下锚，于是形成了较为理想的港口，盐艘贾舶萃集于此。 汉口的盐业贸易更是日趋兴盛，形成“市肆里遥，百货齐萃”的盐商聚落。汉口，成为大批盐商、运夫集居之地。汉口“盐务一事，亦足甲天下，十五省中，亦未有可匹者”。清代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年），湖北额派淮盐557092引，后因巴东盐矿封闭，又增额2526引，合计559618引，总计两亿多斤，汉口因此有“十里通津住盐艘”之说，盐行也被称为“百行之首”。清末汉口八大行业中，盐行名列前茅，汉口盐行发展到10余家，年贸易额约四五百万两。在此期间，武汉盐业贸易先后形成淮盐业、精盐业、海味盐糖业等三大自然行业。 清代道光年间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指出：“上街盐店本钱饶，宅第重深巷一条。盐价恁提盐课贱，万般生意让他骄。······街上不居居巷内，门悬三字小金牌。一包盐赚八厘钱，极少成多盈万千。”汉口有“盐行生意是神仙“的说法。（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由于盐商席丰履厚，晚清时一个叫金安清的人在《水窗春呓·河厅奢侈》中指出，汉口鹾贾的奢靡挥霍，与广东洋商、扬州盐商、江苏州县官员和南河衙门等可以相提并论。当时，汉口大王庙为盐商公建，“祠宇巍焕，址后直达正街，为盐务公议之所，是以供张甚华”。（《汉口丛谈校释》） 在旧汉口，经营盐业的分为运商与销商。运商是由产区购盐运到汉口销售，销商则向运商购盐零售给消费者或者转售外地商贩。 盐票是记名式，载有堂名，称为“花名”。每张盐票每年可报两次，称为“春网”与“秋网”，这因为淮盐在春秋各可收获一次。每张盐票每次可进盐司马秤4000担（司马秤每担合市秤127斤），称为一票，为淮盐的专用计量单位。 盐票是世袭的，盐票的持有者自己不愿运盐，可将盐票租与别人承运而收取“票租”。每张盐票包运一次的票租，鄂岸的票租自1931年以后一般约500到600元。盐票不但可以出租，还可以转售，但花名始终不变。 运盐工具主要靠的是木船，称为“帆运”。淮盐先由产区运至扬州附近的十二圩集中，然后再装木船运往各省。木船运盐，路上时间长，木船一般可装盐一票合250吨，由十二圩逆水而上，若无顺风，寸步难行，由十二圩抵达汉口往往要几个月。鄂岸的盐在1931年经过交涉已经全部改为由产区装轮船直接运汉，称为“轮运”。 盐商由产区运来的盐，必须在汉口或汉阳“归仓”，以一票为单位，按照进仓先后排定号次，顺序销售，称为“轮档”。这种只准独家销售的制度，是盐务机关对于盐商的一种保障，在这种制度下，盐商没有竞争对手，不论盐质好坏，都可安稳按照牌价出售，而牌价又有相当优厚的利润。 由于盐价日高，一般穷苦百姓便偷买价格略低的“私盐”。有些本钱小的商贩，为了生活，便冒险贩卖私盐，甚至有些妇女也做这生意。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云：“贩盐妇女捷无双，五六包盐力可降。怀挟满身腰却细，桅杆夹上几回撞。”叶氏自注云：“包重八斤半，捷者能举五六包，藏匿时以腹撞桅，使之扁窄。”一个妇女，身带数十斤盐，其艰苦可想而知。但小量的私盐，尽管偶尔能逃过税卡的检查，所得也极少。比起那些获利数以万计的盐商来说，实在微不足道。更何况贩卖私盐是违法的，若被抓住了，将会是身家财产难保。 1909年，汉口食盐贸易量为140万斤。辛亥革命后，“纲盐”制度废除，盐商们有的改业，有的回籍，淮盐才真正日趋冷落。到1921年，久大、通益等公司的精盐来汉倾销，淮盐的销路被夺去半数，汉口淮盐经销业更形衰落，1932年淮盐163票，按每票5390·12斤计算，为86186万斤，精盐3346·75万斤。1934年淮盐75票，为40·43万斤，精盐3844·98万斤。 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和抗日战争的影响水路运输淮盐，那么清朝廷及民国政府实行“川盐济楚”。通过设卡征收税厘，四川税额大量增加。“川盐济楚”后，川盐盐课急剧增长，咸丰年间在征收“关厘”、“厂厘”、“局厘”以后，每年课入达200余万两，最高时可达到四五百万两。由此四川财政由外省协济一跃而为协济外省。 同时，在楚岸也对川盐征收税厘，仅厘金一项，据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称：“鄂省财赋以盐厘为大宗，每年川盐济楚湖广所收盐厘不下100万两。”川商不比徽商，运输木船必须双层夹板，因川江水流湍急，险滩众多，若单层船舱一旦被撞，则盐将流失殆尽，所以川盐运至汉口后，木船笨重，无法再回四川，因此就在汉口卖掉。而徽商则又可用木船运送粮食到长江下游，从而两头得利。 到抗战胜利后,改为自由经销,取消了凭票运盐的制度,运销业务才进入完全衰落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2月成立中国盐业公司，直属中央贸易部（后改为商业部）管理，主要经营华北、华东、中南三大地区盐产品的采购、运输、调拨、销售、保管及出口业务，并在中央贸易部的授权下，领导与管理批发私商的盐业贸易。食盐是生活必需品，永远不会断产，但经营方式却发生重大变化，武汉作为私营食盐的中转地不再有了。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人文武汉大课堂开讲啦 转载请注明出处，勿侵犯知识产权！ 扫描二维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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