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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肖旭 唐朝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出生于官僚世家，青少年时代就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书本知识，但到京城应试却是接连几次败阵，这并非由于他才华不足，而是由于朝政腐败，循私舞弊严重。韩愈为此愤激不平，指责“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但在人心相忌、世风日下的当时，这种指责无济于事，反而使作者自己坎坷益甚。出于对自己遭遇的感慨及对国事朝政的关怀，韩愈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原毁》。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这是全称肯定判断，“古之君子”形式上没有表示全称的词，实指所有的“古之君子”。“其”，这里作“他”讲，用以复指“古之君子”，是为了强调。这个判断句的谓项有两个：一、“重以周”；二、“轻以约”。一又分为两项：重，周；二又为两项：轻，约。理清了以上眉目，对于把握本段乃至本篇的结构就可脉络分明、判然不相混淆。作者为什么要提“古之君子”？他是想借用古代来抨击当今？为什么不用“今之君子”里的某些贤德之士来抨击当今？因为儒家韩愈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就是认为古人的德行比今天好，今人不及古人，批评今人往往借助于褒扬古人，这种看法和做法未必合适，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无疑是后来者居上。但是，韩愈的这种做法也有方便的地方，这就是用褒扬古人中某些已经有定评的人和事不至于发生异议，如果轻易褒扬今人，就会招来麻烦。“重以周，故不怠”，从一个方面推出对自己带来的益处；“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从又一个方面推出对别人带来的益处。这里介绍了古代社会律己待人易于成才的道德规范。接着就把“舜”和“周公”作为最高典范来论证“古之君子”。为什么“舜”和“周公”是最高典范？韩愈有一个道统，他在《原道》里写得很清楚：“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舜是有名的道德高尚的人，周公是有名的有才干的人，韩愈在散文创作上复古，也导源于政治见解上崇尚他儒家道统里的一些人物。“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舜”是仁义之人，韩愈在《原道》里解释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什么人“闻”?“古之君子”。—听说是仁义之人，就研究他成为仁义之人的原因，就作一番人我对照，结果是条件相同：“彼人也，予，人也”，但成就判然相反：“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面对这种情境，“古之君子”不是畏葸不前，而是朝思暮想，见贤思齐，去掉那些不如舜的地方，发扬那些跟舜相同的地方。这里的“责于己”跟上文“责己”接榫，一些对立或反义的词如“彼”、“予”、“早”、“夜”，“去”、“就”，构成鲜明的对照；一些词的反复如“人也”、“人也”，“能是”、“能是”，“如舜者”、“如舜者”，又构成有力的强调。句式相同排比成势，一如华屋大厦砖砌瓴铺，贴切自然。如果说这里句型结构是小章法，那么，以下说周公的部分，句型结构跟前面相同，又组成排比复迭的大章法，荟聚成磅礴动人的大气势，真是缜密雄浑，佳作天成。韩愈对周公有过一段赞词；“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沐，三握其发。当是时，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古之君子”，把“大圣人”“舜”和“周公”作为学习的榜样，既仰其德又奉其才，《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即是对“古之君子”悉心成才的形象写照。如果说“望尘莫及”是对一些懦怯少志的人们的描绘，那么，“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就具体地写出了“古之君子”取法乎上、奋力前进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这正是“责己重以周”的确切内容。接着写“其待人也轻以约”，章法上扣得很紧。“轻”，宽容；“约”，简约。以下引述“古之君子”的典型语言：“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艺人矣”，这是讲德，主要以舜为典范：“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这是讲才，主要以周公为典型。“取其一不责其二”，是“轻以约”的具体行动，“即其新不计其旧”，不但是“轻以约”的具体行动，更加意味着能够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人；不但如此，更能做到“恐恐然唯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又热切无比地从利益上关怀别人。可见“古之君子”爱人之深，忧人之切，他们以忠厚之至的态度对待天下人。“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要求不高，标准算低，在够不上“良人”、“艺人”的标准时，“古之君子”仍旧加以肯定和赞颂，说是能够有这样的行动也就够了，能够有这样的长处也就够了，这是进一步用典型语言刻画了“古之君子”对待别人是宽厚而又简约。 有人认为作者讲“古之君子”的这一节只是一种陪衬，主要在于讲“今之君子”。此说并非笃论。因为“古之君子”的道德行为一直是韩愈理想中人物的最高境界，他满怀希望于唐朝的当政者能够效法古人，有所振兴。 第二段跟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更是作者用心所在。“今之君子则不然”，首先作一个明确的判断，异峰突起。既是“不然”，怎么也可以称“君子”?这里的“君子”暗含讽刺，其实就是“小人”，但用“小人”又嫌率直而容易引起纷扰。“君子”的词义值得仔细体味。“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廉”两个词用得很妙，很费斟酌：“详”，通常是个中性词，详细、仔细、周全的意思，这里却是“求全责备”，隐含贬义。“廉”，当然不是褒义的“廉洁”，也不是中性的“少”，而是隐含贬义的“自我放纵”或者是“任性自私”。“详”、“廉”表面上是中性，其实是贬义，用中性词而不用贬义词表达贬义，这是由韩愈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处境所决定的，也体现了韩文用词精当不凡。“详”的后果是别人“难于为善”，亦即难于成才，这里伏着一个“忌”字；“廉”的后果是自己很少进取，这里伏着一个“怠”字。如果说“廉”作“少”讲，那么，“今之君子”就连“少”的要求也远远没有达到，从下面的证明中可以看出来。一种情况是，自己还没有做过好事，却说“我在这方面做了好事，这也就满足啦”；另一种情况是，自己还没有什么长处，却说“我在这方面有专长，这也就满足啦”。典型、生动而精炼的语言刻画了“今之君子”对待自己的一副丑态。唐朝拔擢官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须公卿子弟为之”，这些公卿子弟依仗门阀，养尊处优，不学无术，不修无善，却在逐步晋升，自鸣得意，如郑覃、李德裕之类竟爬上宰相的高位，这其实是南北朝时代阀门制度的遗风。那么，以上表现用一个“廉”字够么?远远不够，应当是“其待己也妄”，“廉”字重话轻说而已，但是，率直的韩愈毕竟抑制不住愤激的情绪，情不自禁地指责“今之君子”是“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这不分明是“妄”么!“妄”者无也，实在就是“毁”!“未少有得而止矣”，这不分明是“毁”的具体行动么?“今之君子”实在是可恶、可耻、可悲的愚不可及的害人又害己的丑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否定别人，污蔑别人，拒绝肯定别人的长处，有时乃至顽固地利令智昏地否定别人的长处，一旦到了“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彼虽善是’……”的时候，别人由于夙夜匪懈，在某一方面的长处已经昭如日月，充分取得了社会的承认，做出了某些有益的贡献，有力地促使那些“君子”充分意识到如果加以否定，就不是有害于人而是有害于己，才勉强心不在焉地说出“彼虽能是”或者“彼虽善是”来。但那些“君子”善于在“虽”的后面很快一转，把那最感兴趣的、自以为最急于强调的、贬抑、否定别人的话端出来：“其人不足称也”，“其用不足称也。”如此看来，“彼虽能是”、“彼虽善是”，对于那些“君子”，是似有若无、似实若虚，甚至是违心之论，但“其人不足称也”，“其用不足称也”，倒是十分希望人们听之，信之，又从而宣传之、贯彻之的真意所在！那些“君子”对自己是个“毁”，对别人更是个“毁”。“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像是思想方法不对，处理问题幼稚，对待别人苛刻，其实“举其一”、“究其旧”还是个“毁”，“不计其十”、“不图其新”还离不开个“毁”!“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作者从根本上揭露那些“君子”制造舆论的鬼蜮用心，仍旧离不开一个“毁”!这样，“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就远远不够用了，真正的意思是“是不亦责于人者亦毁乎!”愤懑难平，欲罢不能。作者安排本段的结构跟上段不同，上段用反问句“不亦责于人者轻以约乎?”作结，这段在“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后面还要责骂一番：“不以众人待其身”，甚至一般人对自己的起码要求也没有，这是明明白白、莫名其妙的“毁”!“而以圣人望于人”，乍一看来是动机善良只是主观主义，细加体会，也是一个“毁”，变相的“毁”；尤其是结合上文所说“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一类句子来考察，那些“君子”的根本目的是无视人才，是不择手段地刁难并且压制人才，是要黄钟毁弃、瓦缶雷鸣，是要为害于别人，为害于社会，为害于国家，客观上也为害于自己，“吾未见其尊己也”，只是修辞上的委婉说法而己，其实是“乃毁人亦自毁也!” 第三段就“毁”字上推究本原，点出题目“原毁”。作者认为产生“毁”有两个根由：一是“怠”，亦即懒惰；二是“忌”，亦即“嫉妒”。“怠”就自己不能上进，“忌”就担心别人上进。笔者认为，“怠”与“忌”并非同类相并，不妨说“忌”是“毁”的根源，“怠”又是“忌”的根源。但作者下文所举的例证都是着重讲“忌”：一种情况是当称赞某人好的时候，应和的有三种人，同党的、没有利害冲突的、害怕的；当批评某人不好的时候，不应和的也有三种人，同党的、没有利害冲突的、害怕的。这由于彼此没有利害冲突，不会生“忌”。 另一种情况是不应和称赞某人，“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尽管形式不同，但还是一个“忌”；应和批评某人，“强者必悦于言”，“懦者必悦于色”。尽管形式不同，也还是一个“忌”。在这里，“忌”是“毁”的同义词。韩愈以他生活经历中的切肤之痛，深刻、细致、生动、形象而又概括地描绘了“今之君子”的市侩、庸俗，自以为得计遂愿的那副嘴脸，它使世风日坏，严重后果就只能是“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作者洞明世故，练达人情，不得不感慨无限地说出“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矣!”在那样的士族官僚统治一切的社会里，韩愈热望道德、学问、名誉出类拔萃，但几经碰壁，自己已经失去信心。他在《进学解》中写道；“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在《复志赋》中也有类似的感触：“进既不获其志愿兮，退将遁而穷居。”但是，韩愈撰写本文的目的，不只在于发泄个人的怀才不遇，他更有针砭时弊、成长人才、使得朝廷振兴的远大目标。 第四段“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就表白了这种强烈的愿望。韩愈甚至在被贬黜到潮州时还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韩愈认为“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不只是个人道德行为的修养，更是振兴国家的妙药良方，这就大大拓深了本文的思想意义。 本文说理缜密，笔力雄健，既有谨严的科论证，又有形象的语言刻画，比之韩愈精华与糟粕杂揉的其他议论散文《原道》、《原性》、《原人》、《原鬼》等，这篇算是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具体说来： 一，巧用排比。如“其贵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这类句子到处都是，而且第二段跟第一段又构成更大的排比，完足更大的气势。就一、二、三段的内部层次看，又各有几个排比，不啻经纬交错、鳞次巧排，佳作天成，无可改易。 二，结构严谨。先概括，再依次分析，证明，最后做出结论，真是步步递进；更有甚者，如“毁”字，许多语、句有一条明线相呼照应，以至最后点明；而且有一条暗线，落下伏笔(如“怠”与“忌”是“毁”的同义异语，或因果互证)，揣摩全文一如苏绢之细密无间，锦绣哗然。 三，语言上不只辞必己出，质朴刚健，而且用了很多典型语言来刻画典型人物，深刻、亲切而又生动，艺术地把抽象思维跟形象思维结合起来，把论说文跟记叙文结合起来了。 宋朝谢枋得论《原毁》的写作特色云：“此篇曲尽人情，巧处妙处，在假托他人之言辞摹写世俗之情状。”可谓中肯之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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