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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2年太原北齐韩祖念墓出土了一件玻璃高足杯，我们用Ｘ射线荧光光谱对其进行了无损分析。检测结果表明：这件玻璃杯是典型的萨珊草木灰类型玻璃。结合器形、纹饰和文献记载，推测其应为波斯萨珊使者向北齐进献的贡品，为萨珊玻璃沿丝绸之路传播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还对魏晋南北朝外来玻璃检测结果进行了总结，并系统划分了这一时期舶来玻璃的类型及其在中国分布的地域和时代特征。 北齐韩祖念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北郊区小井峪乡小井峪村。1982年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韩祖念墓进行了发掘。该墓为北朝砖室壁画墓，墓葬年代为公元568年，随葬品文化内涵丰富，包括陶器、玻璃器、青瓷器、金属器等。其中一件完整的玻璃杯为中西方文化与技术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主要讨论这件具有异国情调的玻璃杯。韩祖念墓出土玻璃杯的基本情况在山西省文物局网站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专题“太原普查新发现文物说明”的专栏里有详细说明。这件高足玻璃杯上口径8.5厘米，下口径4.5厘米，腹径9.4厘米，高10.1厘米，重198克。泛绿色不透明玻璃质，直壁，深腹，壁上饰有五排内凹磨花圆形纹饰，上下排错位排列。腹下有喇叭形底足，高足中部有算盘珠式的凸节，腹部有裂缝，内壁光滑，器物较完整，极具异域风格，现藏于太原市博物馆。（图一,左）玻璃成分是判断玻璃产地来源、制作原料和制作工艺的重要依据。笔者采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对韩祖念墓出土的玻璃杯进行检测。测试条件：工作电压50kV，电流600μA，检测时间90s。按照国际学术界古代玻璃检测标准，通过XRF分析玻璃杯的成分得出元素氧化物数据后归一化处理，以确保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分析结果见表一。根据化学成分不同，古代玻璃分为钠钙玻璃、铅钡玻璃和钾钙玻璃。玻璃的主体成分包括石英、助熔剂和稳定剂三部分。钠钙玻璃根据助熔剂不同，可分为植物灰玻璃和泡碱玻璃。植物灰玻璃的助熔剂通常选用植物燃烧后的灰烬，杂质含量较高。因此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植物灰玻璃中的氧化钾等杂质的含量大于1.5%；而泡碱是纯净的Na2CO3结晶形成的天然苏打,因此玻璃中K、Mg氧化物杂质往往小于1.5%。根据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的古玻璃专家罗伯特·布里尔教授研究，氧化钾含量大于2%、小于4%的钠钙玻璃为萨珊草木灰玻璃。韩祖念墓出土玻璃杯的成分组成符合萨珊玻璃的基本特征，另外玻璃杯中有少量杂质元素Fe，可能是造成其呈淡绿色的原因。从纹样上看，韩祖念玻璃杯外壁饰有五排磨花圆形纹饰，且上下排错位。湖北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玻璃碗纹饰与之相似，（图二，左）腹部有四排错位稍内凹的圆形磨花，K2O含量为3.59%，属于萨珊玻璃。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新疆克孜尔石窟采集的凹面半球形玻璃碗，其纹样也为蜂窝纹磨花圆形图案，（图二，中）成分经分析为萨珊玻璃。公元3～7世纪是伊朗高原玻璃制作最鼎盛时期，蜂窝纹磨花玻璃碗在伊朗高原出土最多，据日本学者深井晋司统计有100余件。以上所述三件玻璃器，与伊朗地区出土磨花玻璃碗多呈黄绿色、透明度低、壁厚、装饰蜂窝纹磨花圆形图案的特征基本相似。（图二，右）
具有蜂窝纹磨花圆形图案的玻璃器在伊朗高原流行时间最长，这种影响也反映在这一时期波斯和中国的艺术品中。美国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萨珊王朝鎏金银碗外壁上錾刻的贵族宴会场景中，一男子右手持一件带有蜂窝纹的器物，在画面的上方的两侧各有一件瓜棱纹的高足器。（图三）早在古希腊时期，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阿卡奈人》中描述“无情的波斯主人强迫我们使用金杯和玻璃杯喝酒。”由此推测男子右手所持器物和高足器可能是宴饮时使用的玻璃杯。无独有偶，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幅莫高窟唐代壁画中菩萨右手捧一玻璃碗，碗壁饰有相似的连排错位磨花圆形纹饰。（图四）
从器形上看,磨花玻璃器主要的器形有筒形杯、半球形碗、高足杯等。韩祖念墓出土的玻璃杯即为高足杯。根据考古发现，在伊朗基什（Kish）、特罗城（Tello）附近等地出土过淡绿色玻璃高足杯。（图五）
高足杯最早见于罗马时代，拜占庭时仍然沿用。公元3～5世纪成为叙利亚地区常见的样式，波斯出土高足杯的年代集中在公元5～7世纪，5世纪末到6世纪前半叶在中亚也开始流行，如乌兹别克斯坦公元6～7世纪BalylykTepe壁画中就绘有高足杯，南俄草原出土过一件波纹高足杯。根据目前所见高足杯，高足中间有带节和不带节之分。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收藏有萨珊时期的高足玻璃杯，其风格与韩祖念墓所出器颇为相似（图一，右）。其中一件高12.8厘米，宽12.4厘米，年代为公元4～6世纪，表面大面积钙化，高足中部亦有算盘珠式的凸节，足部为喇叭形。杯的腹部装饰五排连续的凹面纹饰。从上往下第一排，一周为19个多边形的图案，上边为弧线；第二排至第四排，一周为19个六边形图案，第五排为8个大的内凹圆形图案（图六，左）。这类高足玻璃杯在大英博物馆和日本美秀博物馆也有收藏。康宁博物馆的另一类萨珊高足玻璃杯，即高足中间不带节，年代为公元4～6世纪。这类玻璃杯形制略小，高10.9厘米，宽11厘米，杯的腹部由九行连续的凹面六边形纹饰组成的图案构成。从上往下的第一排由22个六边形组成；第二至七排，每排有21个六边形；第八至九排，每排为16个六边形（图六，右）。此外，洛杉矶艺术博物馆也收藏有类似器形的玻璃杯，高12.7厘米，宽11.43厘米，为半透明的浅黄色玻璃，表面大面积钙化，杯壁饰有多边形磨花纹饰。以上所述萨珊玻璃高足杯，除高足中部有无凸节之分，其整体造型与韩祖念墓所出器几近相同。仔细观察杯壁纹饰，略有细微之差。韩祖念墓所出玻璃杯外壁为磨花圆形图案，而上述三件杯壁为凹面六边形图案。根据马艳的调查，磨花玻璃器最初流行于罗马，随后黑海北岸港口、莱茵河地区、波斯等地先后出现磨花玻璃器制作中心。公元3～4世纪黑海北岸的磨花玻璃器的纹饰以圆形或椭圆形凹面纹饰为主，到了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此类纹饰被磨花六边形和凸圆纹饰等代替。波斯地区装饰蜂窝状磨花圆形、菱形图案的玻璃器流行于公元5～6世纪，装饰六边形图案的玻璃器，多属于公元5～7世纪。由此推断，韩祖念墓所出玻璃杯的制作年代可能略早于上述三件。《北齐书》卷十二载：“绰始十余岁，留守晋阳。爱波斯狗，尉破胡谏之，歘然斫杀数狗，狼藉在地。”绰即为北齐后主高纬（556～577年），其十余岁正值韩祖念入葬之时，说明当时波斯之物已传播至晋阳。《北史》卷九十七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土地平正，出金、银、鍮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琉璃、水精、瑟瑟、金刚……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根据《北史》波斯对北魏朝贡的记载，分别为太安元年（455年）、和平二年（461年）、承明元年（476年）、正光二年（521年）、正光三年（522年）、神龟年（518～520年）和恭帝二年（555年）。由此可知，自北魏起波斯已频繁遣使入贡，玻璃即为其中一类贡物。北齐文宣帝立国之初即下诏：“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这说明除晋阳外，青州也是北齐时期的重镇之一。1971年，山东省青州市傅家村一座北齐武平四年（573年）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石板，其中9块有阴刻刻画。其中一块带有清晰忍冬卷草边饰、上两角残失的画像石并定名为“商谈图”，图中有三个人物形象：北齐官人、北齐侍者和胡人。北齐官人左手持高足杯半举，右腿盘于左膝之上，双目注视对面的人。与其相对的是一深目钩鼻、头发卷曲的胡人。他身穿翻领联珠纹长袍，腰系带，手捧一高足杯，上身前倾，双腿微曲，做出俯身倾听的姿态，有学者根据其特征推测其为粟特胡商。此人身旁站一人，双手托一盘，内盛珊瑚状物。（图七）这幅画生动地展示了波斯使臣粟特人向北齐官员进献高足杯和珊瑚的场面。
韩祖念墓与高足玻璃杯伴出的还有一件薄胎铜碗，该铜碗圆腹，敞口，圜底，器壁极薄，表面局部锈蚀穿孔。（图八）碗内壁基体呈银白色光泽，通过显微观察发现有呈方向性排列的锻打痕迹。经检测其铜含量73.19%，锡含量25.92%。该碗与韩祖念墓出土其他铜器的制作技术和成分上都有明显差异。王志高分析玻璃器皿在使用时其下应有垫承，如江苏南京仙鹤观 M6 玻璃碗出土时底部发现有漆托的痕迹，另外江苏南京富贵山 M4、广东广州狮带岗东晋墓、安徽当涂来陇村东晋墓、广东肇庆坪石岗东晋墓出土的玻璃器皿都伴出有类似的薄胎银碗或铜碗，并认为这类碗作为承托，有与圜底的玻璃容器同时舶来的可能性。此类情况在西晋北朝墓葬中也屡有发现。如北京西晋华芳墓的玻璃碗出土时放置在漆盘上，辽宁北票冯素弗墓与玻璃器伴出一件薄胎鎏金钵、内蒙古伊和淖尔北魏墓M1与玻璃碗同出一件具有典型波斯风格的鎏金錾人物的银铜合金碗。由此推断韩祖念墓所出铜碗也应是垫承玻璃杯所用，作为舶来品一同进入中国。
1989年新疆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出土的隋代贴饼纹玻璃高足杯，通体呈淡绿色，透明度不很强。敞口，弧壁，杯壁饰两排上下交错的12枚圆形贴饼，高足中部有凸节（图九）。该器器形与韩祖念墓玻璃杯有相似之处，但其杯壁纹饰却不尽相同。通过对与其同出的绿色玻璃残片分析，显示其K2O含量为4.94%。根据罗伯特·布里尔的研究，氧化钾含量大于4%、小于4.5%的玻璃应属于中亚植物灰玻璃。说明至迟在隋代，中亚地区所产受罗马风格影响的玻璃高足杯已传播至新疆。
高足杯的材质有玻璃，也有陶、铜、锡、金、银和青瓷等。无论何种材质，器形基本相同。如古代色雷斯地区出土公元前1世纪的银高足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公元1世纪的釉陶高足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公元3～4世纪巴克特里亚的银鎏金高足杯（图一〇）。
在中国境内，大同北魏墓葬和遗址中也出土了器形相似的鎏金铜和鎏金银高足杯。与韩祖念墓处于同一时期的北齐武平五年（574年）河北临城李氏墓出土了一件青瓷高足杯，直口外撇，鼓圆腹，高实足，足心内凹呈倒喇叭状，通高8.5厘米，口径8.5厘米。此外，隋唐墓葬和遗址中也多出土高足杯，如陕西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银高足杯，河南安阳相州窑出土的隋代青釉乳钉纹高足杯（图一一），湖北武昌郊区唐墓出土的铜高足杯。这些高足杯器形均与玻璃高足杯相似，但从纹饰上看隋唐时期的高足杯已经有了明显的本地特征，说明这些器物在仿制的过程中融入了本地的文化因素。这也说明源自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高足杯经波斯萨珊和中亚的传播，对中国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器物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魏晋时期，外来玻璃输入中国的品种和数量都有所增加。根据目前已有发现和研究，对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外来玻璃制品进行梳理，发现这一时期的玻璃以器皿为主，且化学成分属钠钙硅酸盐系统。从造型、纹饰和成分上看，类型主要有罗马泡碱玻璃、波斯萨珊和中亚草木灰玻璃。表二是目前所见公元3～8世纪中国、韩国和日本外来玻璃器皿的基本信息和主要类型。在对表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外来玻璃的分布特点和时代特征有了新的认识。早在西汉中期的广东广州横枝岗墓、江苏邗江甘泉2号东汉墓以及洛阳东汉墓就有罗马玻璃发现，中国所见罗马玻璃的时间从公元前1～公元5世纪。萨珊玻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从公元3世纪末～8世纪，中亚草木灰玻璃则主要集中在公元6～8世纪。从分布地域来看，罗马玻璃目前已见于新疆、河北、河南、辽宁、江苏和广东，且以新疆和江苏数量最多。从公元前1世纪罗马玻璃首先在广东出现，到公元3～4世纪集中出现于新疆地区，至东晋时政治中心的南京附近比较集中地出现了罗马玻璃，随着北魏、北燕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在北方辽宁、河北也有发现。萨珊玻璃主要集中于新疆地区、长城沿线和东南地区，包括新疆、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北京、辽宁、湖北、南京、安徽、广东等地，其中新疆是萨珊玻璃出现较早和持续时间较长的地区，所见玻璃器数量丰富、器形多样。两晋时期萨珊玻璃在北京、湖北、南京、安徽、广东等地均有分布，至南北朝时期主要分布于北方长城沿线。三种类型玻璃均在新疆发现，且呈现由西向东的分布趋势，说明西北丝绸之路应是钠钙玻璃传入中国的主要路线。另外，也有一部分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如广东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和肇庆坪石岗东晋墓出土的玻璃碗。据《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后汉书·西域传》大秦产“琉璃”以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永宁元年大秦人经掸国访问汉朝等记载，说明两汉代时期大秦（罗马帝国）已经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从所属时代和地域分布特点看，汉晋时期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主要由西北丝绸之路经由新疆进入中原，也有部分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等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萨珊玻璃、中亚玻璃则主要由西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些玻璃器皿出土地点均来自皇室家族成员的墓葬或者和与皇室有直接关系的佛教遗址中。韩国、日本也出土有与中国形制相似的钠钙玻璃，且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出现的时间依次渐晚。如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内蒙古伊和淖尔北魏墓出土的波纹玻璃碗（罗马玻璃）和蓝色玻璃碗（萨珊玻璃）分别与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南坟出土的同类器物，在材质、器形和纹饰上基本相同。前者为北魏前期墓葬，后者墓葬年代为公元5世纪中晚期。湖北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广东肇庆东晋墓与日本奈良橿原市新泽千冢126 号古坟出土的萨珊玻璃碗在造型、纹饰和材质上几近相同，前两者年代为公元3～4世纪，后者年代为5世纪末。新疆克孜尔采集的公元4～5世纪的磨花内凹蜂窝纹萨珊玻璃碗，在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北坟、日本大阪安闲陵也有出土。两者年代分别为5世纪中晚期和6世纪中晚期。新疆最迟在6世纪已出现中亚类型玻璃，而韩国、日本出现中亚玻璃的年代已晚至公元7世纪。根据考古发现，韩国三国时期所见玻璃器皿主要来自庆州，这里曾是新罗的都城。出土玻璃器墓葬的主人均为新罗时期的皇室贵族，由此说明玻璃作为舶来品，在新罗也被视为珍贵之物。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罗向北方的前秦、北魏、北齐各遣使 2次，前秦和北魏则各向新罗遣使回访1次；新罗向南方的梁代派遣使节1次，向陈朝派遣使节8次，梁、陈两朝亦各派使臣回访新罗1次。如上文所述，南北朝时期西方钠钙玻璃主要集中在北方长城沿线，南朝迄今仅见江苏句容刘宋墓出土的一件罗马龟背纹玻璃碗。由此推测，新罗出土的玻璃容器应该和其与北朝的朝贡和民间商贸活动有关。另外，根据干福熹研究，新罗水军力量较强，公元4～7世纪新罗商船队经中国山东半岛南下至东南亚诸国，到达马六甲海峡，并带回罗马玻璃器皿。由于公元4世纪以来中国北方长期处于动乱状态，5世纪以来倭国只向江南的建康进贡，从未向北方诸国派出使节。据《晋书·安帝纪》和《宋书·倭国传》记载，自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至宋顺帝昇明二年(478年)的六十余年间，倭五王先后向东晋和南朝的宋遣使达十次之多。进入6世纪以后，倭国不再向梁遣使,也不向北魏遣使,从而使倭与中国的国交又告绝断。由此可知，日本所见的4～5世纪的玻璃器皿可能主要来自其与东晋和南朝的官方馈赠和商贸往来。从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起，刘宋的皇帝也承认倭王们有“都督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国诸军事”之权。反映了当时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有着某种程度的军事存在。《北史》卷九十四载：“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仰之，恒通使往来。”因此，也不排除有些玻璃器皿是倭国从新罗获取的。
*注：表中有个别玻璃器根据目前信息无法确切判断其材质类型.1）成分分析结果表明韩祖念墓出土玻璃杯属于典型的萨珊草木灰玻璃。2）北齐韩祖念墓出土的玻璃杯可能于公元5～6世纪在波斯地区制作，是北齐时期波斯使者进献的贡品。3）出土的北朝至隋唐各类材质的高足杯是源自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典型器物，它经波斯萨珊和中亚的传播，进而对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4）汉晋时期罗马、萨珊玻璃主要由西北丝绸之路经由新疆进入中原，也有部分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等地，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萨珊、中亚玻璃则主要由西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罗马、萨珊和中亚玻璃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出现的时间依次渐晚。致谢：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对本文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本文原载于《华夏考古》2020年第2期，微信编辑过程中删减了注释，引用务请参见原文。员雅丽，理学博士，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2010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17-2018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8-2019年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先后主讲《中国科学技术史》、《文化遗产保护技术》、《金银器鉴赏》、《世界博物馆赏析》等课程。主持省部级社科项目2项，参与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在《文博》、《文物》、《考古与文物》、《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南方文物》、《江汉考古》、《农业考古》、《华夏考古》、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等刊物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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