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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属于我们的时间，就我和你。 由于写论文的需要，最近频频接触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字。 她的一本《论小说与小说家》在文学评论作品里占据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其中对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分析颇值得玩味借鉴，对当时英国几个饱受赞誉的男性现实主义作家，还有鼎鼎大名的几位女性小说家都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评价。 曾经有一部叫做《时时刻刻》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由妮可基德曼主演，她扮演的角色就是伍尔夫本人。 她将女作家时而克制、时而癫狂、时而痛苦、时而矛盾地自我斗争的状态演绎得可圈可点，为此荣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殊荣。 其中的基本故事轮廓就是来自于伍尔夫的长篇小说《达洛薇夫人》。 不同之处即在于，电影将伍尔夫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书写者、背后的操纵者放到作品里面，与她书写的人物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平行存在，构成一种复杂而用心颇深的时间空间蒙太奇的效果，使得观众感受到这个女作家与她笔下的人物精神世界互相观照的情形，从而更加深入与准确地把握伍尔夫当时的创作心境。 作为文学流派中“意识流”的代表人物，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创作中鲜明而强烈地显示出了她的个人风格。 “意识流文学泛指注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的文学作品，既包括清醒的意识，更包括无意识、梦幻意识和语言前意识。” 它作为一个心理学词汇，最初是由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先驱詹姆斯创造出来的，用来表示意识的流动特性：个体的经验意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意识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从来不会静止不动，就像河水的流动。 后来，它被运用于文学作品中，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得到具体的实践，经过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以及美国的福克纳的精彩发挥，这种创作手法得到发扬光大。 作为这些经典作家当中唯一的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巧妙而生动地运用意识流来建构她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达洛薇夫人》，还有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同时还提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带有女权主义气息的言论与主张。 《达洛薇夫人》是她的“意识流”创作手法得到浓墨重彩发挥的一部作品。 小说以凝缩的时间叙述了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达洛薇夫人在一天之内为举办一场宴会而买花，拜访朋友，邀请客人，准备食材，直到宴会落幕的简单的故事脉络，却以点及面囊括描绘了几个家庭，甚至是一整个伦敦社交界的生活情态。 伍尔夫不惜使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女主角达洛薇夫人的内心世界、她脑海中的画面，读者的思绪仿佛陷入人物精神领域的漩涡里，不由自主地沉陷。 你无法不承认伍尔夫文字的魅力——你只能随着她意识的河流漂游，沉潜，或者浮起来，你处于一种失重的状态。 你能够把握的是她坐在河边的姿势，但你偏偏无法掌控她目光落在哪一处角落，思绪停留在哪一处风光的偶然。 像爬满墙壁的藤蔓，或者漂泊在水面的浮萍，如此的漫涣，如此的密集，当然这样的比喻毕竟是轻浮的，甚而是局限的，因为植物看起来「糊糊涂涂」一大片，其实内里不见得没有生长的内含的秩序，但是伍尔夫的思绪是飘荡的，是自由的，文人的主观能动性终于被「肆无忌惮」地得到了供养。 她不必去遵循所谓的描写的客观性，或者一套因循守旧的原则，如果确实存在的话。 现实主义的那一套，前面是一套多少个世纪以前的老房子，房子的整体观感，屋顶是意大利式的，还是法国式的，然后是阳台——这时候莎翁又可以抛头露面一次——如此由面到点，小心仔细，是葵花点穴手，错了一个脉位就会失效的，而伍尔夫是“桃花影落飞神剑”，你单单看到了那扑面而来的光影，是莫奈的雾，是梵高的星，没有章法的，你无法决定那粒粒梅花将要坠到哪一处，你只能是目眩神迷然而不敢稍慢地凝视着。 她可能看到了墙上的一扇窗，她想到了倚在窗台的女人，那女人想必是成熟的，然而失恋，她很寂寞，但是不肯表现得很轻浮，她有过多少情人，她决定离家出走，她要去荷兰，或者任何一个别的地方，她流出眼泪，因为现在是秋天，秋天对于本地是怎样的季节，农民的习性，他们承受的压力，然后是教育，或许还聊到战争。 你不知道她的神经末梢，会延展到何方，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可能纳入她的观念体系，看似开放，那也是她自己的，对别人来说，是一种眼光尽量紧缩的逼仄。 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使读者感到了失落，因为他自己全然是游客一般了，此时此地没有多少评头品足的余地。 “因为自我乃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 用这句话来形容伍尔夫是不能够再恰切了。 文人的“自我”——自我意识被放置在一个统御的地位。 她就是所有。 很难说伍尔夫式的意识流能够激发人们多么持久而纯正的阅读趣味，因为读者不被取悦。 我们读柯南道尔或者阿加莎克里斯蒂，看到了破绽，看到了线索，看到了在场的某位绅士的一个小动作，于是埋下了推理的种子，已经开始猜测发展动向与最终的始作俑者，并且在猜想应验时，在不断地自我建筑与自我推翻中获得无穷的快感，但是伍尔夫的文字世界是道路通达而目标无法明确的迷宫，你看不穿尽头是悬崖，出口，还是另一座迷宫，如此反反复复，曲曲折折。 所以这样的时刻是常有的—— 你随着作家的思维慢慢地泅渡，那时刻墙上的钟表指示着晚间十点十分，你经历了仿佛大半生的蹉跎，你看到了忒拜城的战争，英国一个庄园主一天的劳作，看到了庄园主的女儿异想天开地写着不痛不痒的浪漫调调，扭捏做作的小说，看到了一个虚伪的牧师在细数着手里搜刮的财宝，看到了番红花和郁金香从栽培到枯萎的历史，看到了英国玛丽王后的辛酸血泪史，你以为世界翻了个个，窗外大抵是天亮了，然而时间才过了不过四十五分钟。 最极端的例子大抵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完完全全在一天的时间，一部称得上鸿篇巨制的作品发出沉闷而令人难受不堪的闷响。 时间仿佛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时间仿佛掩藏住了痕迹，但是时间却又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正因为它笼罩着四围，遍地都是，所以令人恍惚而淡忘。 伍尔夫在她以剑桥大学的演讲稿集合而成的文学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干脆而利落地提出了一个观点—— “一个写作的女人应该有钱，而且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她刻意强调了“自己”，也就是说，这间房间不是任何别人的，不是夫妻共同分享的，完完全全是她消磨自己的时间，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保持自己一部分“自我”的场地。 由于不受任何别人的打扰，可以暂时摆脱“男人影响下的女人”这一尴尬身份的忧虑，她可以写自己想说的话，发表私人的言论，去阐述，去建构，去发泄，去讽刺，去自我装饰，去揭发，甚至去和男人唱反调。 比如鼎鼎大名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就没有这样的一间房间。她写作是瞒骗着，遮遮掩掩地在大家聚在一起的起居室进行的。其过程虽然蹉跎，但是也不妨碍她创作出令人不觉心动喝彩的优秀作品。 我们可以试想想，如果奥斯汀不用考虑外力，自由自在，称心如意地创作，那么她令人心荡神驰，醉心不已的《傲慢与偏见》会不会是另外一副面孔，她笔下的人物形象是会更加活泼，还是拘谨，奥斯汀本人是不是会给人类世界留下更多更精彩的文学作品。 这已经不是纯粹的物质的一座房间，那是一种女性在世界上存在的本质的“象征”，她不应该只是像《圣经》里所谓的，女人是从男人的一根肋骨化身而来的，她完全可以独立于男人而存在。 伍尔夫的态度是鲜明的，不容置疑的，没有转圜的余地的，她发了许多女人深藏于心的先声，然而无论你承认与否，总有一些女人已然根深蒂固于某种“男性话语权”的遏制的疆域下存活，而且颇能够自得其乐，你也不能够盲目地批判她们，因为她们不见得更加不快乐。 虽然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许多女性仗着“女权主义”的伟大旗帜的庇佑，一边徒呼喝喝地号召男女平等，而另一边，她又舍不得老一套留下的许多特权。 如果男女真的平等，那么这些“特权”的存在不可谓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但是这不是伍尔夫所倡导的女权主义的瑕疵，只是我由此而联想到的东西。 伍尔夫更多的还是主张女性培养“追求独立自我”的精神与能力，离开传统的相夫教子，卧房厨房菜市场三点一线的固化的生活模式，而去为自己的灵魂寻觅一点“适得其所”的自由。 她质疑某些男性的所谓权威性话语，说道，拿破仑和墨索里尼大谈女人的低贱，原因就在这里了，女人倘若不低贱，他们自然无从膨胀。 这一类男人需要不断地借助外力来实现自我形象的巩固与确证，来抵消内心的卑劣与屈辱，而这种外力就是无限地踩踏和压制所谓的弱者的身份意识。 封建社会毋庸置疑是这一种手法的集大成者。 伍尔夫不仅呼吁号召，而且身体力行。 她不仅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还和她的丈夫一起经营出版社，在伦敦文学界开办沙龙，广受瞩目，她抛头露面，和男人谈论文学、哲学、心理学，和他们平起平坐，但是她本人因为精神困境而最终自溺于伦敦郊外的一条河里，让人感慨唏嘘，甚觉可惜。 如果她经受住了病魔的打击，或许能够创作出更多的经典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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