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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民族融合的脚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长城反而让中国的民族融合更加紧密了起来。走西口时，蒙古人曾经为边民立下6条规矩，其中一条是不许边民娶蒙古媳妇，但随着6条规矩的被破，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被打通了，中国北部地区的获得了更加持续的繁荣和发展。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双面镜，既能照到过去，也能照到未来。如果免去未来的事，把这句话放在长城那里，再也合适不过了，它既能照出北边的游牧，也能照出南边的农耕。所以，有很多人都在说，历史上的长城在扮演民族的分界线的同时，也承担着民族融合线的功能，中国南北的民族在这里被分了开来，也在这里被融合成了一个整体。 秦国兼并天下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鄂尔多斯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秦汉时称阴山最西的一段为“阳山”，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被称狼山，东北-西南走向，长约370千米），迁徙人民充实边县。 其后，蒙恬主持修筑了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借助天险，设置要塞，有力地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
在读这段史料时，人们应该看到万里长城不是秦国单独修起来的，而是秦国把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在一起而已。秦对长城的经营除了移民还开通了“高速”，《史记·匈奴列传》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用了一词“因河为塞”，这里说的河就是黄河上源的洮河，以及从今河套地区至兰州一线的黄河。“因河为塞”是借助了黄河的走向与阻隔修筑的长城，可以说，在这一线，城就是河、河就是城，黄河与长城一起承担了防御的功能。 然而，问题也就是这一线的长城与黄河上出现的，即：河的这边能够进行农耕，而河的那边并不见得不能进行耕种。所以，能进行耕种的黄河那一边的土地，也便成了河的这边的汉族人的向往。他们渴望得到河那边能够耕种的土地，进行耕种，把那边也变成自己的家园，也便有了后来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走西口。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今天的历史学家给了它这样一个很具体的定义：西口，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和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西口是晋商、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晋北人，陕北人，河北人。后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以及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历史让商人的光环掩盖了走西口的最初的目的，后世不该忘记的是，即使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大商人，但当年大量走西口的人们都是为了奔着在口外有地种而去的。能种的地在什么地方？当然是草原，可以耕种的草原。我们在以前的文字里讲过，在明朝的边防部队里，曾经有一支烧荒部队，其具体任务是，每年秋冬季节，烧掉长城沿线宽达50里的草原上的草，让在这个季节前来骚扰的游牧民族的战马在这里没草吃，人困马乏地自然而然返回。 烧荒部队创造了历史上的“黑界地”——当时，被草灰“染”黑、肥得流油的军事地带，长达数千里，但一直没有耕种，明亡以后，就成了口内的人们的向往。 明朝隆庆年间，在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等人的筹划下，明朝与蒙古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由此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绝少与蒙古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走西口大约开始于此，为吸引口内人们的到来，蒙古人不但提供了可以耕种的土地，还制定了许多优惠的政策，想让来到口外的人们通过耕种弥补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从而减少其对中原经济的依赖性。那时候，就有大量的口内人涌向了口外或者关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黑界地”的不存在，它仍然承担着军事隔离的作用，依然是黑色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女真是通过“满蒙联手”才入主中原的，蒙古人曾经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但当他们完成统一后，就逐渐不放心自己的这合作伙伴了，为此，先后采取了两种手段加以限制：一是在蒙古草原划定盟、旗的行政区域，让蒙古人只能呆在自家的地界上放牧，不可以到处乱跑；二是怕蒙古人与汉人联手，实行“汉蒙隔离”政策，不让汉人和蒙人轻易接触，使明朝的“黑界地”再次发挥了作用。 清朝统治者为“黑界地”取了个新名字——“禁留地”，虽然不烧荒了，但依然不让蒙古人在“禁留地”放牧，也不让汉族人在“禁留地”种地，所以，“禁留地”就成了一片荒芜地，因为明朝数百年烧荒留下来的肥力，一时间草长莺飞，成了塞外江南。汉族人看着可惜，蒙古人看着也可惜，但可惜归可惜，只能在那儿放着。这“禁留地”的核心地带长达2000多里，核心的核心在今巴彦淖尔、乌海、鄂尔多斯、包头这一区域，即今宁夏、陕西、山西与内蒙古的交界地带，今乌审旗、东胜区、准格尔旗一线。 1697年，康熙亲征噶尔丹，由山西左玉、偏关一线进入陕西，从府谷沿着长城自东向西，途经今神木、榆林、横山、定边、靖边进入今宁夏盐池，驻跸宁夏，祭贺兰山，兵分西进，却未抓获噶尔丹。但在回銮的途中，康熙却意外得到了噶尔丹的死讯，不由感慨道：“噶尔丹之死，乃天所助，宜先谢天。”让谢天的康熙没有想到的是，也就是在这一年，历史上走西口的大幕，在他的身后拉开了。 首先是，在康熙西征的途中鄂尔多斯王爷向他汇报工作，说是“禁留地”两边的人都很穷，放着“禁留地”不让他们放牧、耕种没什么好处，现在天下太平，应该放松“禁留地”的戒备，对蒙古人、对汉人都是有好处的。康熙思量了一会儿，算是开了口子，称汉人可以租种“禁留地”，但蒙古人不能因此恃强凌弱，如双方不能和平相处，即取消这一政策。 鄂尔多斯王爷因为康熙的一句话，得到了大片可以租给汉人耕种的土地，连忙点头。其后，成千上万的汉人越过长城，租种蒙古人的土地，开边“禁留地”，从明朝延续下来的走西口终于得到了皇帝的许可，并就此被推向了高潮。
其实是，土地可以种了，意味着生意可以名正言顺地做了。康熙西征途中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是大军由内陆通向蒙古大草原的必经之路，有个叫王相卿的山西太谷县人看到了这中间的商机。当时，出身贫寒的王相卿正在杀虎口为人当佣工，康熙来了，他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就跑到清军里当伙夫，服杂役。在这个过程中，他随军兼做点小生意，结识了随军贸易的张杰和史大学，3人便结拜成异姓兄弟，脱离兵役，决定合伙做生意，想谋一番大事业。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噶尔丹死后，杀虎口依然是重要的军事重地，清军粮草都要在此集结，以保证前方常驻队的衣食住行。王相卿的商机大起，生意日渐好做，开始不断扩大经营，成立了一个叫“吉盛堂”商号。至康熙末年，王相卿的生意愈做愈大，与结拜兄弟把“吉盛堂”改成“大盛魁”，并将总号地址移到了乌里雅苏台（后来又迁到今呼和浩特城中）。在其鼎盛时，伙计达6000余人、商队骆驼近20000头、年贸易总额达上千万两银子，于蒙古大草原上称雄200多年。 “禁留地”开放让类似于王相卿的商人们有了合法的招牌，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初关内大量的人们之所以扑向关外，是因为想要得到关外的地种。因为“禁留地”及其附近地带可种耕地的数量是有限的，后来的人便无地可种了，所以才有了“揽工人”的说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工人——大多集聚“禁留地”，但只能给牧民人家放放羊、打打杂什么的。 当时，蒙古人把这些打工人以及租种土地的人和做买卖的人，统称为“边客”，并给他们立下了很多条“规矩”，核心的几条是这样的：1.不准带媳妇；2.不准过冬；3.不准娶蒙古媳妇；4.不准起蒙古名；5.不准修庙；6.不准唱戏。
“不准带媳妇”的原因很简单，带来了媳妇就等于带来了家，有了家在“禁留地”也就等于成了蒙古人；“不准过冬”是时间概念上的明确，以时间的方式在告诉边人，家在关内，不是蒙古人；“不准娶蒙古媳妇”意思是不能和蒙古人扯上亲戚，一旦成了亲戚，很多事就不好办了；“不准起蒙古名”的主旨在于不能冒充蒙古人；“不准修庙”和“不准唱戏”，大约都是为了让边人找不到“家”的感觉。 因为这些“规矩”在走西口的初起岁月里，由关内而来的人们都将自己称为“燕人”，像燕子一样的人，春来北飞、冬来南归，而那些有关走西口的情歌也都成了北飞南归的“燕歌”。但是，“规矩”是人立的，同样可以被人破了，当年走西口的人们慢慢破了蒙古人为他们立下的“规矩”。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一是和蒙古人交朋友。人是感情动物，人与人相处时间长了，就有了感情。蒙古人生性豪爽，和他们在一起比较好打交道。边人看中了蒙古人因为天寒好酒的习性，也便常请他们喝酒吃肉，时间一长，蒙古人在那些“规矩”前面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 二是赖着不走。怎么做呢？那就是在“禁留地”置办家产，到冬天了，蒙古人来催着要边民回去，边民们说，好吧，我回，但这些东西你来给我看着，丢了你得赔。蒙古人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办，而又不能为边民看守“家产”，所以，也便只能让边民们留下来了。留下来，不要紧，重要的是边人的媳妇在那时候赶来了，春天时肚子大了，再到冬天时，就成了一家人，成了“禁留地”上的固定居民，蒙古人已经很难赶走他们了。
三是钻政策空子。众所周知的是，蒙古人的领地意识比较差，他们有时只知道有片地属于自家的，但要问那片地有多大、几亩，他们未必能说清，而当时朝廷让蒙古人把“禁留地”租给汉人种也仅仅是口头上的一种许诺，只有大概的位置，并未涉及具体的面积。租种“禁留地”的边民们，不想仅仅是在“禁留地”上，时间一长，就开始向“禁留地”深处的草原扩展。年底蒙古人收租金，他们就会说土地是自己拓展开垦的，蒙古人不是要收租金吗？那就拿出地契的证明来。 这为蒙古人出了一个难题，“禁留地”由此变成了边民或者说是走西口之人的真正家园，租种人、商人以及揽工人在此表现得格外团结，不再是燕人只会在北飞南归中唱燕歌了。而若再娶得蒙古媳妇，则是真正的蒙古人了。这便是融合，是长城之外的“禁留地”上的融合，不但没有把中国南北的民族分开，还让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也是走西口更深层次上的意义——在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4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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