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在南赣之广东地区再次打了胜仗，上疏请奏，于广东河源和平峒添设县治，命名和平县；这是继福建平和县、江西赣州崇义县的第三个县城。
因为战功显赫，王阳明被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一子锦衣卫，世袭千户；
王阳明上疏推辞这些朝廷奖赏，没有得到批准。
他不再推辞，在赣州大修濂溪书院，刻《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等书，弟子徐爱将平日与先生对话之语录也刻成《传习录》，于是四方学子均读其文本与思想，都想见见这位“立功、立德、立言”之一代大师。
在赣州讲学之际，江西吉安安福名士邹守益，特地前来问学，在向王阳明讨教了“良知”“知行合一”之后，被先生的思想折服，于是拜王阳明为师。期间，他问佛、道、儒三家的异同，王阳明回答说：
“道家讲'虚’，就是顺应自然，境界已经很高了；儒家讲'虚实’，在这点上就算是圣人也不能在道家的'虚’上加得一毫，二者有相通之处；
佛家讲'无’，揭示了万物的本质，境界也很高；儒家也讲'无’，在本体上来说儒家圣人也不能在此'无’上加上一毫，不能超越了；
但是道家的'虚’、佛家的'无’，与儒家的'虚无’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道家讲'虚’，是从养生上来讲，佛家说'无’，是从出离生死苦海中来，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儒家的'虚无’，是从天、地、日、月、风、雷、山、川、民、物中来，而且一定又回到它们中间去；儒家圣人不会局限于事事物物上，不会完全在'虚无缥缈’中，不会有任何障碍，不会逃避任何人与事，凡事应接不暇，只是顺着本心的'良知’去流行，天地万物皆在我心也。”
王阳明上面的这段话，表面上讲道、佛、儒的区别，实际上带出了几个有意思的话题：
1、格局：佛、道的“虚无”，终究有些自私的意思在，无论是养生还是出家，如果做得过了，就多少有些出世、厌世的情绪在，做不得大事、担不起大任、经不起大浪，纯喜安静，遇事就慌乱；王阳明曾经批评过：“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明明要尽孝，却为何要出家？而胸怀博大、格局高远的人，不会逃避、不会在意短期的得失，他会从更长远的角度去积极思考和应对当下的问题，他关注的永远是目标、使命、群体利益本身，而不会在意他人责难、世俗偏见、个人荣辱；从商业角度讲，他不会在意你争我夺的“零和博弈”、“红海市场”，而会更多地创造“蓝海市场”的行业大蛋糕。
2、认知：格局不够，认知来凑；王阳明自己在年轻时迷恋佛、道，企图从中找到“成圣”的方法与路径，但是他后来发现这里的意思跟自己内心深处想要的不一样，跟绝大多数人的“本心”也不一样，他是在自身实践与体验的基础上，去探究与认知，下功夫去分析、对比、总结、提炼、升华，并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反复论证，包括他后来的“龙场悟道”、“天泉证道”、“严滩问道”等等，这一套认知的路径，逐步提升了他的格局与境界；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他随处不忘讲学，并将自己的军事任务、学生的科举考试与为官之路等，结合这些实践再反过来去验证他的学问，并反复与朋友学生切磋、辩论，从实践到认知的升华，再从认知回到实践，长此以往，他的学问与事功日渐精熟；纵观王阳明这一路的思维历程看来，成功真的是有原因，也一定是有方法的。
3、思维：在《传习录译注》的前言，我的老师王晓昕教授谈到王阳明的“心即理”时说：
“'心即理’是他（王阳明）成圣之路的基本立场”；
“'心即理’之所以是成圣之路唯一可靠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在于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成圣追求都是不可靠的和注定会失败的。宋儒以'性即理’为立足和出发点的成圣之路，已被证明为不可行而遭致失败。陆象山虽亦以'心即理’为之立足，但其'心’限于'吾心’而非天下人之本心（良知），因而有点'粗’。”
我们知道，“心即理”最早不是王阳明提出，而是南宋陆九渊提出的命题，但陆九渊的出发点是“自我的心”，如果从这个“自我”的思维角度出发，在行动与结果上，一定会有所局限；我们现在讲“利他精神”“奉献精神”“大局意识”“看齐意识”等等，其思维的本质是有着“天下本心”的格局观，是“精”的、是“大”的，而不是“粗”的、“小”的——王阳明曾评价陆九渊说：“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王阳明肯定陆九渊是继周敦颐、程颢之后的大儒，但就是“粗”了些。
从11岁开始，王阳明体现的格局、认知、思维就与众不同；当然，他也有自己的人格缺陷，也有失败与焦虑，更有痛苦与磨难，但并不妨碍他成就伟大的事业，在明朝树立起第一大“IP”的江湖地位，所以当邹守益等弟子得到王阳明的启发之后，无不纷纷膜拜，冯梦龙就此写下一首诗，也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道在将兴逢盛世，文当未丧出明师。
人人有个良知体，不遇先生总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