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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 | 2021年06月04日 . 《千年英欧史：英国与欧洲，1000年的冲突与合作》 布伦丹·西姆斯 著 李天云 / 窦雪雅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对英国来说，欧洲总是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早在英联邦还没有构想出来的时候，埃德蒙·伯克就提出过'欧洲国家’的构想。正是出于欧洲方面的考量，才有了英帝国，因为殖民地可以为英国提供它在欧洲大陆所缺乏的人口和经济实力，阻止它的对手获得这些实力同样重要。相应地，英国也通过控制欧洲均势获得并维持住了它的海外帝国。当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却是一个始于欧洲、止于欧洲的循环。当英帝国在二战后成为欧洲和世界的棘手难题时，它便解体了。” 在这段论述中，译者的“英帝国”一词虽然准确，却很容易让常识匮乏者误会，甚至对“当英帝国在二战后成为欧洲和世界的棘手难题时，它便解体了”这样的说法摸不着头脑。其实，把“英帝国”改为“日不落帝国”，对读者便友好得多。 《千年英欧史：英国与欧洲，1000年的冲突与合作》的这段论述，道出了英国与欧洲的纠缠与难舍难离。 正如此书简介所言，英国这个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国家，在历史上始终扮演着纠结、复杂和矛盾的角色。它曾经入侵别国，也曾惨遭入侵；它曾变换立场，也曾袖手旁观；它曾表现出“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也曾怀揣最模糊不明的理想主义。在每一个世纪里，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军队都曾驰骋欧洲大陆，追求着各种各样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彼此交织的对英国议会自由和“欧洲自由”的维护。 如今许多人说起英国，甚至会以“二流国家”的片面认知轻视之。可实际上，虽然“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早已逝去，但无论GDP、经济潜力、教育水平、科技发展、福利状况，抑或世界地位，英国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也正因此，作为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专家的作者布伦丹·西姆斯，在书中写道：“如果说欧洲造就了英国，那么英国也造就了欧洲”。 “岛国”的自治精神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欧洲大陆人对英国的定义都是“岛国”。英国人自己也是如此，甚至在教育中长期强化“岛国”这一概念以及其历史。 但这更多是一种地理概念或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意识。在布伦丹·西姆斯看来，英格兰的历史以及此后不列颠的历史，其实都是欧洲大陆的历史。决定英国命运的主要是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不是英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 这当然是一种纯粹甚至高度自信的英国视角，如果坚持认为英国是二流国家，那么甚至会认为这种自信有自大之嫌。但从历史来看，它起码是极大程度上的事实。 从地理、民族和宗教来说，英国都与欧洲大陆无法割裂。根据地球板块漂移学说，欧洲和英国原本相连，冰层融化才导致英吉利海峡出现。而英格兰的主体——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本就来自欧洲大陆。与欧洲大陆一样，英国也长期处于基督教世界的范畴内。 更重要的是，从历史来看，许多英国君主及政客的职业生涯也都是由欧洲大陆事务决定的。书中写道：“迈克尔·德·拉·波尔于14世纪末遭到弹劾；100年后，威廉·德·拉·波尔因在百年战争期间丢掉英国在法国的领地而遭到弹劾；玛丽一世因失去加来而名誉大损；斯图亚特王朝因未能保住德意志的新教事业或遏制路易十四而覆灭；沃波尔因拒绝（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中）支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反抗法国而下台；在18至19世纪还有许多内阁官员下台；20世纪90年代，撒切尔夫人因约翰·梅杰的考验而放弃了首相一职。同样地，脱欧公投也决定了首相卡梅伦的命运。此外，英格兰的内部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是面临欧洲施加的压力而产生的：从为了换取和平而向维京人交纳的丹麦金、17至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战略到为资助与法国的战争而第一次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再到20世纪的'战争国家’和'福利国家’战略。” 当然，英国与欧洲大陆有着极大的不同，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自治精神。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是日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它创造了“法治”理念，宣告“国王在法律之下”，王权应当受限，影响极为深远。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国会，14世纪中后期，国会两院开始出现。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颁布《权利法案》，开创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先河，责任制内阁和现代政党政治也在英国发端。 书中写道：“英国人的运气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们开创了两种创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一是拥有议会制的民族国家（虽然议会代表权是选择性的），二是基于议会合并的跨国联合的概念。这一模式已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文化圈的民主国家采纳，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所有这些政体根本上都十分相似。毫无疑问，它们有自己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与欧洲大陆过去和现在的问题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在过去的500年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欧洲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苦难：从专制主义、雅各宾主义、拿破仑独裁、纳粹主义到如今本意虽善却仍遭破坏的欧盟。” 屡次“背叛”欧洲的英国 在历史上，英国甚至是欧洲大陆的拯救者。比如在拿破仑如日中天之际，英国始终坚持反抗，再次挽救欧洲。此后，英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直至二战结束世界重构。 二战后，美苏两极取代了欧洲中心地位，谋求复兴的欧洲走上了一体化之路。但近代以来始终奉行“光荣的孤立”政策的英国，在二战后仍不改初衷，不愿深入欧洲事务，也不赞同欧洲超国家机构的做大。它并非不想通过欧洲一体化提高自身国际地位，但又不甘心与其他欧洲国家合流。因此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实质上启动后，英国长期缺位。 这种尴尬局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改变。陷入经济困境的英国也曾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此时法德和解，法国领导欧洲一体化，戴高乐认为英国的加入会带来威胁，因此拒绝。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西德崛起，法国需要英国加入以牵制西德，事情才出现转机。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不过即使是在英国经济形势极其严峻的当时，英国国会仍仅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 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不久便出现了“背叛”行为。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引爆石油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极大冲击。在英国人看来，与欧共体的“捆绑”显然加剧了风险。也恰恰是在这个当口，希斯代表的保守党政府在1974年大选中落败，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宣布进行脱欧公投，但未能成功。 此后英国与欧盟一直若即若离。尤其是在货币联盟方面，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持坚决反对态度，至今未加入欧元区，也没有加入申根协定，直至当下的脱欧。 有人将英国的种种行为归结为岛国心理，认为它远离欧洲大陆，所以对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心存警惕。 从政治博弈角度而言当然如此，但我们不能唯利益论。被视为保守主义之父的埃德蒙·伯克曾说过：“国家的作用若过度扩张，就会变成自由与自主的敌人。同样，若国家的作用过度削弱，也就会变成自由与自主的敌人。” 这个理论贯穿于英美保守主义发展的整个脉络，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英国之所以对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的扩张心存警惕，是基于成员国政府自身权力的削弱。当欧盟日渐扩张时，维护国家主权，不使国家政策被欧盟左右，成了英国的一大要务。 换言之，在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长期拉锯中，英国人始终强调的是独立与自由，因此警惕超国家机构的扩张和对经济的干预。 英欧仍将共荣辱 欧盟经济政策与自由经济政策的相悖，就成为英国人“疑欧”情结的一个宣泄口。更明显的则是欧洲一体化与英国人自治精神的冲突。英国不希望超国家机构的壮大影响国家主权，与“国家不可干预地方自治”的思维一脉相承。英国有“地方自治之母”之称，市民社会传统深厚，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实行地方自治不但有传统，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历史上的英国地方自治，逐渐强化了市民人身自由、土地保有权自由、独立司法权、自由贸易权等，并最终演进为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等制度。 不过，布伦丹·西姆斯面对欧洲面临的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似乎与传统英国思维有所不同。他认为，“只有欧元区实现彻底的政治一体化，英国对欧洲大陆稳定的诉求才能得以实现，英国的国家主权才能如英国人所希望的得到维护。” 这里所指的“政治一体化”，是指借鉴英美模式去实现完全的议会制跨国政治联合（欧元区联邦）。它当然不是权力的过分集中，而是遵循了英国的自治思维，确保联邦内各成员的独立性，但仍意味着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的扩张。 布伦丹·西姆斯的建议只是一种假设，在纷乱的当下，它甚至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但可以预见的是，即使脱欧，未来的英国与欧洲大陆，仍会走在共荣辱、互牵制的路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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