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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麦季拾遗

 乡土大河南 2021-06-05

无论走多远,家乡总是我们最温暖的牵挂

Hometown Sheqi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麦季拾遗



作者 张弛

原创 | 乡土赊旗(ID:gh_06d145e3125e

每年的五月底六月初,对于在河南农村长大的70后和80后的一代孩子来说,记忆里都有着难以忘怀的割麦情结。前几日难得有机会回一趟河南出差,在从济源到郑州的高速公路上,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麦浪,一下子想起来那句“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思绪一下子回到了30多年前那个生我养我的河南小乡村。

四月芒种麦在前,五月芒种麦在后”,每年农历刚进四月份,父亲就把这句谚语挂在嘴边,小满节气的来临预示着小麦即将成熟,农民也将迎来一年中最为重要的收获时刻。河南的中小学通常也会放两周的“麦假”,让学生回家帮助家人收小麦,并且在假期结束会让每个人交上10斤在路旁捡来的小麦作为家庭作业。

80年代的农村还没有普及今天的联合收割机和旋耕机,牛是以户为生产单元的重要生产力,家里劳力较少的人家通常也会两家或者三家联合组合成临时割麦组织,想必这种祖辈流传下来的合作生产模式就是互助论的乡间基层朴素模型。
我对于割麦的记忆是复杂多味的,一方面期待放麦假可以躲避一时学习的苦恼,一方面又害怕割麦带来的炎热和辛苦。而父母在我的记忆里面对麦季是充满激情和斗志的,可能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他们最为骄傲和荣耀的收获时刻。
早上5点天还没亮,父亲已经磨好了全家人割麦使用的镰刀,母亲也准备好了全家人的早餐—20个荷包蛋和白砂糖,如今回想起来,荷包蛋应该是当时最为快捷和最有营养的早餐。
父亲第一个端起碗,几分钟内解决了6个荷包蛋,套好牛车准备开拔了,此时的母亲和姐姐忙活着往车上装刹车绳、镰刀、水瓶、水碗和草帽等割麦五件套。我最吃不惯荷包蛋,尤其是蛋黄,吃到嘴里就想吐出来,吃了一个蛋清后睡眼惺忪的我躺到父亲套好的架子车上继续我的梦乡了。
“早了三光、晚了三慌”,父母从小就拿这句话教我们凡事要提前准备,也同时安慰我们不要觉得起早了辛苦,等我们到了麦田的时候,总会发现还有一两家比我们还要早到的邻居已经开始收割了。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羡慕或妒忌一些优秀同龄人的成功,总抱怨机遇不眷顾自己,殊不知“当你觉得拼劲全力觉得无法再坚持的时候,弄不好才是别人的一个起点”,永远都有比你帅还比你起得早的人。
到了地头,父亲会先把地头的蒿子和杂草先清理完,腾出一个架子车的位置作为大本营,这时候东边的天才微微露出一些鱼肚白。在我捣腾着倒水喝水磨蹭时间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各自对着6垄小麦开割了,听着刷刷刷的镰刀和秸秆交响乐,两个姐姐也分别对着4垄小麦前进,我也“不甘示弱”,对着3垄小麦也挥舞起镰刀。
父母割麦的速度很稳健,割完的麦秸摆放的也很整洁,他们在麦田里弯腰挥舞镰刀的姿态仿佛就像战场中的大将军一样,笃定又坚毅。两个姐姐的割麦速度也还可以,二姐捆麦秸个的活堪称一绝,相比之下我身后的战场就像“猪拉窝”,不是割不干净,就是堆放的很混乱,捆好的麦秸个也大部分会散开。
后来姐姐经常用“锄草草不死,割草牛不吃”来评价我的农活水平。300米长的麦田,父母6垄到头,再割回来与我相遇的时候,我还没有割完150米,这不禁使我想把这个相遇问题做成一道升级版的小学数学题:父子同向割麦前行,父亲6垄,儿子3垄,麦田长300米,当父亲返回与儿子相遇时,历时T分钟,求儿子割了多少米。当然道题还缺了一个要素,就是过程中我上了几次厕所,喝了几次水,因为我的速度决定了相遇时的其他因变量。
和父亲割麦相遇的时候,我的手也磨出泡了,在骂镰刀不好使的同时也责怪父亲不把大镰刀给我用才导致我割的慢,父亲笑了一下没说什么径直朝地头割去,当父母割了两个来回时,我才勉强把一遭(单程)300米割完。
十点半左右,太阳已经蒸熟了整个大地,现在才理解古人为什么除了“热”之外还造出了“炙热”、“炎热”、“火热”等词汇,我当时就觉得即使这些词汇也不足以表达割麦时太阳烤透麦田、没有一丝风、麦芒刺痒手臂、草帽形同虚设的这种“刺挠热”。我是一个极其怕热的人,母亲反而说“谁都怕热”,我觉得很委屈,觉得母亲不懂我。
在割完一遭后,实在受不了这种刺挠,我主动申请回家做午饭,七八岁起就开始锻炼和面、轧面条和炒菜,也是我成年后厨艺超出同龄人的重要原始积累。
“蒜面条”是当时夏天农村午餐的经典代表,这道美食最重要的是北方小麦的醇香和劲道,也对轧面条少年的耐心十分考究。先在大盆里放面,再用大碗粉撒凉水,快速用手掌粘搓,力度以水不触及盆底为宜,三分钟内使一盆面粉变成粒径不大于3cm的面嘟束就算成功,当然也不能有多余的干面粉或水分。
和好面后在手动面条机上先压成厚片,再逐步压薄,这个过程以6~8遍为宜,反复挤压中,面条愈发劲道。面条轧好后,大锅添锅烧水下面条,后锅烧水绰苋菜,面条入锅滚开3分钟,用大碗添加一碗井拔凉激一下面条,等水再开后把面条盛出放进井拔凉桶里即可。
当时一人烧火,同时兼顾下面条、绰苋菜等工序还是对少年的统筹方法能力有一定考验,不然面条正需要大火的时候这边火灭了或者火小了面条就不好吃了。最后的工序就是掐几片院里的藿香叶配上几头大蒜捣成蒜汁,然后浇上一层小磨芝麻油,口水已经流下来了,童年的美味已然呈现眼前,儿时通常会先用勺子舀上一勺子香油蒜汁下肚过瘾。
因为吃不惯南方的碱面,工作之后我前后至少买了3台面条机自己做面条,都是电动的,入面宽度较窄,总觉得没有老家那种20几块钱的手动面条机用着舒服,一直有种满身功夫无处施展的苦恼。
饭快做好的时候,父母和姐姐也把装满一架子车的麦子在自己场里垛好了,从小就钦佩父亲往架子车上装麦秸个、用草绳刹车的技术。因为父亲刹好麦秸在架子车上方方正正,足足离地面一丈高,除了前部勉强保留一个拉车的位置外,周边均超出架子车一米有余。每户的庄稼地离各家的场都有一两公里的距离,因此谁家的架子车装的多、刹绳刹的牢也成为农活技能比拼的重要指标。
在我调好蒜汁的时候,父母和姐姐也走进了院子,虽然面带疲倦,父母嘴里却一直说今年的矮丰一号麦如何如何饱满,估计打出来的面做馒头和面条更香之类的话。
两个姐姐已经催我开饭了,嘴里嘟囔着扎麦秸个怎么刺挠、刹架子车勒着手之类的牢骚,我心里暗自庆幸躲过了他们讨论的劳动工序。以手磨泡和中午做饭为由,吃饭的时候我主动向母亲提出放弃下午劳动的申请,父亲没有同意,让我下午等他们收完麦、装完车后让我去地里牵牛(牵牛带路,防止牛乱跑翻车)作为妥协方案。
当时的农村不会干农活是件比较可耻的事情,某种程度上男孩子农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相亲对象的容貌,父母当时心里估计也在感叹和发愁像我这么怕干农活的人以后能不能娶到媳妇的问题。
80年代从农村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一部分人为了拿个商品粮通行证,初中毕业就直接读唐师等中师、中专学校了。也可能就是因为怕热、怕刺挠,也同时为了分散父母觉得我农活差的注意力,自己从10岁起便暗暗决心要努力学习,逃离那个密不透风的麦季。
在Ts读研期间工程经济学老师课堂上提到了一个数据,90年代的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比例大概是1:5,而每年Ts大学新入学的学生中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大概是7:1。概化理解大致就是相同样本情况下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进入Ts大学的不平衡指数是35:1,在当前各类辅导机构横行,普遍制造家长焦虑的趋势下,这个不平衡指数估计会越来越大,“寒门再难出贵子”估计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常态话题。
每年的高考季,河南的考生都会抱怨竞争如何激烈、省内知名高校太少等问题,经常抱怨北京的考生600多分就能上清北,河南却要700多分。
作为一个高考经历的当事人,我并不否认这种说法,我们姑且不讨论600多分北京学生和700多分河南学生在清北的学习状况和毕业后的工作能力,但从教育的本质来看,责任、担当、身心健康、优雅格调应该是我们追求的除成绩外甚至比成绩更重要的东西。当然我们必须经过题海战术,要经历挑灯夜读,因为没有高考的敲门砖,对于一个农村孩子要脱离麦田就是天方夜谭。
作为一名农村孩子,一旦赴上高考路,除了背负分数压力外,还要承担更大的周边舆论压力。优秀的孩子一旦被架在神坛上稍不注意就会出问题,方仲永的故事在身边并不少见,同级参加高考考取Ts的W同学后来因为不适应学习的节奏而被迫休学,不知现在过的可好。
600多分考上清北的北京学生往往在知识面、信息量、待人接物和社交礼仪等方面有更多的自信和优势,反而在学校和工作岗位上更容易脱颖而出。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在参加工作后对新入职的员工面试时,我从内心来讲更倾向录用那些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因为他们更能吃苦,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和我一样需要脱贫的家庭。
我最不喜欢听的一句网络话就是“不要让贫困限制了你的思维”,但我们农村的父母、亲戚和所谓的智者更容易把我们往另外一个极端引领,甚至把贫穷当作一种优势或者资源去鼓励宣传,我不知道除了能让孩子们更不自信和尊严受限还能带来更多什么积极的意义。
前几天一篇博士论文的致谢疯传全网,从内心讲我为这位四川农村孩子的成功感到庆幸,但我不愿让自己的孩子甚至所有的农村孩子拥有他这样的成功历程。一个经历太多苦难和挫折的人鲜有豁达的格局,即使成功内心也有一生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我们不一定要求孩子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信,但至少要有“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的格局。
十三岁离家求学,在外奔波近三十载,父亲也已过仗朝之年,为解父母思乡之情,2018年起每年国庆假期都会带父母回老家住上几天,同时也让孩子们不要忘记还有个老家在社旗兴隆的小乡村里。
我比较喜欢听孟庭苇的《往事》,并且经常听到“小河流,我愿待在你身旁,听你唱永恒的歌声”的歌词时会提问女儿歌词中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里面小河永恒的歌声是指什么,女儿每次都显得不很耐烦,因为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见过什么小河流,也没见过什么马虾泥鳅之类,也不能勉强她感受我心里的童年经历。
村东头的小河往南流过罗庄小学,再往南过太和汇入唐河,唐河在襄阳汇入汉江后径直流到武汉,从武汉汇入长江。所以包括兴隆在内的社旗范围从流域划分上来讲应该属于标准的长江流域,只是基于河南的行政区划,加上秦岭淮河的民间南北地理分界,我们很多人更愿意说自己是黄河流域,说自己是北方人。
2018年国庆回到家乡时,乡间的原来的泥巴路已经变成了村村通水泥路,东边的小河基本淤平干枯,再也听不到曾经的小河流歌唱了,村里转了一圈,几乎遇不到什么年轻人,曾经上学的小路也被杂草长过了头顶。
老家位于南阳盆地的东侧边缘,是斜平原向缓平原的过渡区域,记得孩提时期每家都有一口水井,井深大多3米以内,稍稍压上几下,甘澈的井拔凉就倾盆而出了,可见当时的地下水位很浅。
童年的夏天经常都是沟满河平,大人都禁止小孩游泳,因为每年都有溺水丢命的儿童。2019年发布的一篇文献中载明社旗县多年平均降雨量749mm,多年平均陆地蒸发量1525mm,地下水位多在70m左右。我记忆中的那条小河流淌的家乡如今变得如此干枯,大部分人家水井打了100米都见不到水,即使打出来水也无法饮用,由于土壤污染水的表层都是白茫茫被污染后的垢渍,多数人家只能从镇上自来水厂拉水用于日常生活。
水资源的变化导致绿豆、黄豆、高粱等很多秋庄稼不再适合种植,站在田间放眼望去只有耐旱的玉米布满了整个视野。
30年的历史变迁,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家乡的水文地质、生态环境也发生着巨大改变。
2020年在“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冲锋号中,大队打了口几百米的套管深井,整个大队的老百姓终于可以用上自来水了,童年压水挑水的记忆已经永远封存在那个特定的80年代。
微信的诞生预示着QQ的辉煌终将落幕,信息沟通的便利迎合了人们被认知、被赞扬的潜在需求。
二十多年前的小学或者初中同学忽然被拉进一个群里,一时间觉得有无尽的话题要去和昔日的同学分享,有童年的懵懂和糗事、有创业的艰辛也有拼搏后的喜悦,各种思念、各种祝福不断刷屏。
过了几日,群里逐渐冷清下来,再过一段时间,整个群里无人再语,只有到过年了才冒出一两句寒暄祝福的话语。那么熟悉的同学,青葱岁月中珍贵的友情此刻怎么变得如此陌生,是你我变了还是这个世界变了?不同的经历塑就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际遇在大家深入了解时渐渐筑起了一层隔膜。
大家的交流中,有人在为马斯诺底层基本需求奔波小有成就欢喜雀跃的;有为第二层安全需求刚刚得到保障抒发小资情怀的;也有因假象而自己以为得到归属需求而显摆和炫耀的;鲜见被人尊重需要的言语启示;更难见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的词语碰撞。
在年度的博士政治论坛思政大课上,我对公管学院一位同学的《关于发挥乡贤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论文现场提出了不同意见,我针锋相对地对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当前时代背景下存量乡贤的能力能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内在的发展需求相匹配?二是像你我这样求学多年的学子博士毕业后还愿不愿意回到农村成为新的乡贤?三是在当今只有35%常住人口的基层农村,基层的教育问题、村霸横行乡里性侵留守妇女儿童等伦理问题能否只靠乡贤来解决?至于后来这位同学如何回答、回答的好坏问题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
当某种现象普遍而非个体存在时,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并具备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属性。我们那些曾经的青春少年,不一定要有“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和青春之民族”的豪迈誓言,但至少我们要在追逐名利喧嚣都市的深夜里静下心来想一想,漂亮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我们如何选择?假如没有逃离麦田,“卑怯、贪婪”的无数个自己该何去何从?我们竭尽全力逃离的不是那片炙热的麦田,而是那个时代自己卑微的心灵。 

文中的感悟仅代表个人观点,身体逃离了麦田,心灵却从未远离我那深爱的家乡。

作者简介

作者:张弛。社旗兴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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