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盛世欢筵：权杖的游戏（2）李治急于掌权的心态，在即位之初就表露无遗。 永徽元年（650年）正月，'上召朝集使（各地到中央汇报工作的领导，一般为地方长官或副职），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之后每天安排十名地方长官进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当年李世民刚上台，贞观元年，'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安排中央司局级以上干部轮流到宫中值班、一个个找谈话。李治所为，和老爹如出一辙。只不过李世民找的是中央干部，李治找的是地方干部。为什么有这种区别，大概长孙无忌一党在中央势力太大，李治想从地方领导那里打开缺口、听点不一样的声音。 七月，李治又学老爹的做法，亲自审问京城囚徒。平反冤假错案，也是政治斗争一种常见的手段。 可是，光靠听汇报审案子，是抓不住权的，要害还在于用人。李世民上台，第一个事是把房玄龄、长孙无忌这帮死党放到宰相的岗位上。李治暂且没有死党可用，他怎么办呢？ 他用了两个办法。 第一是敲打对手。永徽元年，发生两起事件。第一起在正月，针对的是长孙无忌，'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具体说了些什么现在也搞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告发的人看准了李治的心思，想借机赌一把。但显然，时机不成熟，好处没赌到，反而自己掉了脑袋。'上命立斩之。’ 第二起在十一月，目标换成褚遂良。有个御史告发他强买强卖人家田地。案子交由最高法院（大理寺）审理，查的结果，说是按国家挂牌价的正常交易（'准估无罪’）。这下告状的御史不干了，说：“挂牌价，那是国家征收时的价格。私人交易，应该按市场价格，这能一回事吗？最高法揣着明白装糊涂，应当一并严惩！”（'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这个控告是很有杀伤力的。'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陕西大荔）刺史。’褚遂良当天就被贬到底下当市长去了。审案子的最高法领导更惨，一家伙发落去了广东。  从这个事看出两点：第一，褚遂良确实有欺行霸市的嫌疑。贞观十四年，有人控告司农卿（中央供给部长，掌'邦国仓储’），说他采购木炭价格过高（高出市场价将近一倍）。李世民一听大怒，把大理卿孙伏伽叫来，准备好好收拾一下司农卿。结果孙伏伽来了一听，说：'司农无罪。’这下李世民愣了，说怎么回事？ “公务采购比市场价格贵，向来如此。如果强要低价采购，那么市场上，老百姓的炭价就不知该跌成什么样子了。我看司农不但无罪，反而是个识大体的人。” 李世民顿时醒悟：什么事情交由公家办，容易造成浪费。古代社会是家天下，从法理上，各级官僚在为皇上家当差。你把价格抠得太死，要么克扣小民、要么以次充好。承认这个客观事实、调高公务采购的价格，反倒是切合实际（符合人性），同时也是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办法。所以最后，李世民不但没处罚司农，反而跟告状的人说：“卿识用不逮伏伽远矣！”——你见识跟老孙差得很远啊！ 公务采购有溢价，同样，征收土地也有溢价。只不过国家征收的价格，要低于私人买卖的价格。如果征收价和市场价一样高，那房价就要涨到天上去了。拆迁助推房价，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事透露第二点：李治跟无忌一党，关系已经相当糟糕。宰相从官员手里低价买地，影响当然不好。但这事可大可小，主要看皇上的态度。当年长孙无忌因一时疏忽带着刀进宫，依法是死罪，最后不过罚款了事，也没见谁说什么。宰相经营田产，是唐朝时流行的风气。这人搞不好为了巴结褚遂良，故意便宜出售；褚遂良一天不知多忙，这事搞不好由底下人经办，他也不甚清楚。大理寺都出面为褚遂良背书，皇上若真跟褚遂良感情好，做个顺水人情很正常的事。就算要处理，选项多得很，不一定非要赶出京城。但从实际处理的情况看，李治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照顾，给人的感觉，倒象在抓一个好不容易送上门的机会。 李治采取的第二条措施，是培养自己的骨干——'外戚’。 夫妇一体，人之常情；外戚（皇后家的亲戚）参政，也就毫不稀奇。长孙无忌作为李世民的大舅哥进入权力核心，同样，李治第一个找的依靠，是老婆王氏家里的亲戚。 永徽元年十一月，褚遂良被贬。永徽二年正月，'以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奭并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新提拔的宰相柳奭（shì），就是王皇后的舅舅。 李治这两手一搞，本希望在长孙无忌一手遮天的朝廷里，打开一道缝隙。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另外一种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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