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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立荣 对梁漱先生溟新儒学开山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宏观文化论著，与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开创者斯宾格勒，二十世纪西方宏观历史理论名著《西方的没落》，及继承和发展斯宾格勒思想的英国著名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巨著《历史研究》的比较研究分析，儒家文化将是未来的世界文化，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中华文明屹立数千年不倒，是世界上唯一仍然生机勃勃的千年文明，没有内在文化先进性的支撑，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在。在社会经济大幅落伍的情况下，我们通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让西方主流发展理论的种种不可能成为现实。不畏浮云遮望眼，我们终于迎来了属于我们的文化复兴的时代。  一、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思想及价值指向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其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整套向西方学习的路径，秉承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包括：科学技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共和等现代文明价值。  另一方面也指出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从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过渡时代”新儒学将全面复兴，成为引领世界的思想。哲学理论则是梁先生三段式历史哲学，即中、西、印的文化“三路向”的理论；这种历史哲学的形上学根据是其意志论的人性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没有出现断层。  梁先生强调，所谓“西方化”的内容，实质上并非西方特有的、只适用于西方的东西，而是“世界”的、“人类世界”的、“人类生活”的。 西方化所谓科学（science）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这两种精神是对的，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 他让认为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离开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治病的方书没有病理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与西方把学独立于术之外而有学有术的，全然两个样子。 西方既秉科学的精神，当然产生无数无边的学问。中国一切的学术都是这样单讲法子的，其结果恰可借用古语是“不学无术”。 这里“学”指科学，“术”指技术；所谓“不学无术”，是说的由于没有独立的科学，也就没有真正的技术。中国所缺乏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如：植物学、病理学、生理学、解剖学，都是自然科学。  梁先生主张引进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梁先生更关心的社会、政治的问题，这一点也是与儒家的“入世”传统一脉相承的，更能展现出梁先生作为社会实践家、政治活动家的一面。在这方面，他展开了更详尽的论述。 梁先生首先展开了对皇权专制及其社会伦理、文化心理基础的批判：我们试把我们假做个十多年前的“醇正中国人”来看，这大的国家竟可没有皇帝，竟可不要皇帝，这是何等怪事！ 梁先生揭露道：皇权专制独裁，乃是“他”——“中国人”的“大家心理所同”。其实，批判皇权专制也是儒家的一种传统，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作为明清之际一代大儒的黄宗羲。 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不仅在于皇权专制，而且在于父权、夫权、男权的专制。结果，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尊卑等级的社会。  新文化运动在形下层面的价值诉求一般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梁先生的社会政治主张中，最根本的不是民主，而是人权、亦即个人权利。 梁先生看到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即由家族社会转为现代社会，观察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发展情况。 从以宗族为基础的王权社会（夏、商、西周）转向以家族为基础的皇权社会（自秦朝至清朝），如今正在从皇权社会转向以个人为基础的民权社会。 还鼓吹家族主义的，只是儒家当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对于真正的儒家来说，今天需要建构的乃是“儒家个体主义” 中国的当务之急，最首要的问题就是个人权利的稳固。全面地肯定了现代社会文明价值观。 自由与平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人权利的问题；权利的有无，从个人的角度看，是自由的有无；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是平等的有无。两者之间，自由问题显然是更优先的问题，因为自由作为个人的自由，最接近于个人的权利。 梁先生认为，现代社会政治价值有两个方面，即“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前者直接相关的是自由问题，而后者直接相关的则是民主问题。真正的共和就是“大家来组织国家”，也就是自由、民主的共和。  梁先生的“东西文化”，指东方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西方的文化，它们作为人类的三种人生态度，代表了三种根本不同的文化路向、文化精神。 世界文化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的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第二种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自我满足，随遇而安。第三种是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的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梁先生进一步将其归纳为三种人生态度;奋力向前、调和持中、反身向后。 梁先生认为世界的走向发展;第一路是西方文化，西方的科学技术，然后走中国文化的路，调和持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必将复兴。 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  这是梁先生所独创的一种历史哲学，将共时性的文化类型的存在解释为历时性的社会形态的变迁。 据此，梁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文化早熟”说：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 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申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威权底下解放出来。(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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