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阅读了学术界包括瞿同祖（代表性著作是《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李钟声（代表性著作是《中华法系》）、李亦园（他和杨国枢编著了《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性的讨论》）等不少学者的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论著之后，感到他们一般都停留在对传统精英法律文化的阐释上，而没有像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那样，走进民间社会，揭示民众的世俗法律文化，而这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第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追求“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弟子规》），但民间社会的百姓们却不相信这一套说教，他们认为： 人们嫌贫爱富，人情淡薄如纸： 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先敬富贵人。 门前拴上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 门前放根讨饭棍，亲戚故友不上门。 世上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 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路行人。 有钱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曽见一人。 人情是水分高下，世事如云任卷舒。 如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 人情是纸张张薄，事事如棋局局新。 如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 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 知恩报恩天下少，反面无情世间多。 欲知世情须尝胆，会尽人情暗点头。 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对人心（古人称之为人性）险恶、人情冷酷的看法，并没有导致民众去创立、相信法律规则，反而形成一种潜规则、相信一种“圈子文化”（熟人文化、码头文化、山头文化、帮派文化等）。圈子里的人以人情为大，若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有需要帮助的事情，不论对错，就拔刀相助，两肋插刀。但对圈子外的人则完全是另一副面孔：冷若冰霜，小心提防，公事公办，假装正经。圈子文化使社会陷入碎片化，不易培育出来维护公共利益、讲究公共道德、设立公共规则等意识。 第二，人们不是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而是相信鬼神在奖惩人们： 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好义固为人所钦，贪利乃为鬼所笑。 中国古代没有一神教的宗教，也没有一神教下的那种超验信仰，而是对众多鬼神采取个人功利态度。这种理念好的一面，是不容易出现“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宗教狂热。但是不是不利于树立对法律规则的信仰，有待观察。  第三，人们不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各人生死各人了，管人闲事受人磨。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畜生易度人难度，宁度畜生不度人。 屋漏偏遭连阴雨，船慢又遇顶头风。 世事茫茫难自料，清风明月冷看人。 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易醒。 贫无达士将金赠，病有高人说药方。 这种利己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不同，他是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差序格局”中的利己主义，被费孝通先生批评为缺乏公共道德意识。  第四，人们不要像儒家经典《周易》说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似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因为命运无常，老天注定，还是安于现状为好： 由来富贵三更梦，何必楚楚苦用心。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为强出头。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辈新鲜一辈陈。 一苗露水一苗草，一层山水一层人。 闷坐书馆闲操心，看来全是论古今。 书中有真就有假，世人认假不认真。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 真真假假难分解，假者自假真自真。 回忆事情般般假，借假修真破迷津。 为人莫作千年计，三十河东四十西。 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易醒。 命中只有八合米，走进天下难满升。 少而寡欲颜色好，老不求官梦也闲。 良田不由心田置，产业变为冤业折。 千年天地八百主，田是主人人是客。 2022年5月21日，360导航页面上还登载了如下表现当下人们宿命论心态的顺口溜： 50到80岁的人生顺口溜 50岁：人到50像蓝球，儿子姑娘抢着留，买米买面又买油，抱着孩子能上楼。 60岁：人到60像排球，儿女不抢也不留。虽然不像以前牛，河面还能用手揉；买葱买盐打酱油，帮助孙子能洗头。 70岁：人过70像足球，儿子姑娘都不留。人老话多不能由，洗鼻吐痰口水流；女儿女婿看见愁，儿子媳妇皱眉头。 80岁：人进80没活头，不如一头老黄牛，少气无力卧床头，吃喝撒拉把人求；远亲近邻无人瞅，儿女因你结了仇。 总结：话虽说得有些丑，听得心里很别扭，不是智勇瞎胡诌，现实生活例子有；谁也不要夸海口，谁也无需提前走。 各年龄段一个样：20岁后外地与故乡一个样，30岁后晚上与白天一个样，40岁后有没有学历一个样，50岁后漂亮不漂亮一个样，60岁后官大与官小一个样，70岁后房子大与小一个样。 我研习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一个心得，觉得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由统治者信奉唯意志论和臣民信奉宿命论这两者构成的一种组合。如果整个社会人人都信奉唯意志论，那古代也不会发生专制政治；如果人人都信奉宿命论，那古代也很难出现专制政治，恰巧是皇帝信奉唯意志论，臣民信奉宿命论，才会导致古代专制政治的出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是一元而是多元，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真实情景。但到底按照什么规则运行，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机制。后来，吴思先生在其《潜规则》一书中画龙点睛了，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法律明规则之外，还有一套只做不说的潜规则。 三十年前，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曾在上海《文汇报》撰文提出一个观点，说儒家文化有一个特点，其精华的内容往往不具多少操作性，而其糟粕的内容却又较容易操作，这也是造成古代有些士大夫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原因之一。 李光耀先生早年曾在新加坡推广儒家文化，但到晚年却感叹“儒家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 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资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比如我们不再重男轻女，儿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也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因此，夫妇有别的观念就必须改变。”儒家强调“性善论”，但李光耀在《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经济学家林毅夫问道，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16世纪、17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 此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实现同样的经济成功，而许许多多与儒家文化无缘的国家却更早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生前明确指出，“儒学思想虽然有一些深湛内容，但是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过时。当代新儒家企图复兴儒学，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法治是儒家缺乏的，但它们正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 有人说，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才堪称思想者。上述中国古代传统精英法律文化与民间世俗法律文化的差异，提醒我们要注意社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沟通，两者有一定差异实属正常，但不能成为对立的二元文化，那样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投稿转载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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