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重新变得危险

上世纪末，我在青岛海洋大学读书，这所学校的中文系是新设的，非常糟糕。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教材，比如现代文学史选用的是唐弢编写，当代文学史不记得了，也很陈旧。

我们情愿躲在宿舍打“够级”，也不愿意去上课。后来，我接触到了一些新教材，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有一群学者，几乎成为我们那时的偶像。北大的钱理群、陈平原和洪子诚，上海的陈思和与王晓明，他们不仅有新的视野，还展现出了新一代学人的魅力。

其实也不能叫“新”了。他们的学术成长于80年代，到了90年代就成为主流，最终通过教材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其实是一种时代精神结下的果实。教学明显滞后于学术探索，以至于在青岛的海边，我们读到时还觉得新鲜。

2001年春天，我就要大学毕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就跑到北京，去北大听课。很幸运的是听到了钱理群和吴晓东两位老师的课程，前者讲鲁迅，后者讲郁达夫。钱理群的课在阶梯教室，被人群占满，有一些人在讲台那里蹲着，是在搞录音，据说这是钱理群最后一次在北大讲鲁迅了，好像有点悲情的感觉。

这一周的蹭课改变了我，我就想，干脆去读一个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吧。后来确实读了，虽然没有进一步去做学术研究，但是这种读书经历，还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现在谈这个，不是要给刚参加高考的年轻人讲“人生经验”，那几乎是我最厌恶的，而是因为今天看到了一些截图，让我感到不安。

据说这是江西某大学的，目前还不能代表全国的趋势。但是，多少也算是出现了一些“端倪”，我们的教材又要出现变化了。

我不敢对这样的选择指手画脚，那非常危险。我想到的更多是自己：过去我所沉醉的事物，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本人，如今正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

八九十年代所诞生、讨论，并且形成共识的东西，现在正在被重新检视。这些共识，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传到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那里，并最终主导了我们的观念。除了这些教材，还包括对法律和新闻的信仰，记者和律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这就是“昨日的世界”。现在那些教材开始被踢出，预示着会有不同的现在——和未来。

现在的年轻人没问题。他们可能不知道周作人是谁了，也不会再看他的文字。再过几年，可能又会减掉几个作家，这个过程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他们不会感到痛苦——就如同我们之前的文学史，也没有张爱玲、沈从文。

有问题的可能是像我这样的。我们需要把周作人忘掉，附带也把鲁迅忘掉一大部分，因为他的文章，也有很多不再教科书中了。尽量不要想着鲁迅的原名是“周树人”，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想起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周作人。

“过去”从来没有结束，它始终处在未完成中，有时候它会重新变得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