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薛冰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薛冰先生在本书的序中认为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高潮，古旧书法潜在的经济价值浮出水面，为此得到了社会普遍的认可，他同时说本次与前三次高潮不同，以往的收藏主体是皇室官僚以及专家学者，而本次更多的是平头百姓。同时，他把当今的藏书人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原有的爱书人，二是因为书价连年上涨而吸引来的投资者，三是初涉收藏界的新手，但他认为无论哪个层面，要收藏书籍都要懂得版本学。 薛冰说版本学并不玄虚，其实就是要弄清楚世界上大致有哪些书，这些书各具什么形态，在出版史上占有什么地位。但传统的版本学都是从书籍的初始状态谈起，重点谈论的是宋元版本，而后延及到明清，而清代道光以后的版本状况，大多著述仅是以“衰退”二字一笔带过。但是今天的收藏者能够接触到的古旧书基本上是近现代出版物，更何况薛冰认为所谓的衰退说还是基于雕版印刷技术的简单判断，并不符合出版史的实际。他认为正好相反，因为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国书籍出版品种最为丰富，数量空前，版本形态也最为繁复，但可惜探讨这类书籍的专论很少，而他的这部书的着眼点正是这个阶段。 薛冰先生撰写此书基本上是靠自己的藏品来说话，这使得该书在论述上更具针对性和实际性，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拙著《版本杂谈》二○○九年面世后，不断听到书友们的品评，以为是当今读书、淘书、藏书的一种实用工具书。近现代图书的版本形态，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拙著中提出的一批版本学新概念及定义，渐得到公众认同，并被广泛使用。可以说，中国图书版本学向近现代的延伸，已成事实。” 薛冰提到此书已经出版了十年，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本书有需要补充之处，在这十年中，他又积攒了一些新材料，于是他对《版本杂谈》一书进行了修订增补，而后有了此书之成。 本书分为七辑：稿本、传统出版、现代出版、装订、版权、装帧、书外之物。这种分类方式几乎涉及到了书籍形态的方方面面，而他在每一辑中又会进行的细节上的分类，比如稿本分为：翻译稿本、记录稿本、编辑稿本、图文稿本等等。同时，他把传抄本、影抄本、批校本等等也归入稿本范畴。尤为有趣者，薛先生认为影抄本类似于描红：“影抄并不神秘，小学生初学写毛笔字时的描红，就类乎影抄。对于掌握了用笔技巧、有一定书法功底的人，影抄考验的主要是意志与毅力。影抄求形似虽不难，但成千上万的文字，要能抄得神似，也决非易事。” 这种比喻颇为形象，能够让读者很容易记住一些概念，这正是本书的特色所在。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张宝三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该书为张宝三先生所赠，此书为十六开精装，上下两册，书前附有十余帧彩色书影，余外正文全是文字，全书达108万字之多。仅经部书志就能写出这么大部头的著作，令我大为佩服张先生的爬梳之功。 若干年前，沈津先生在中山大学组织了第一界目录版本学研讨，我有幸得以前往旁听，其中就听到了张宝三先生所做报告，然那时年轻气盛，直接指出张先生所做课件的小瑕疵。事后，每念及此，我都懊悔于自己的缺乏修养，然张先生大人大量不以为意。而今收到了他的这部大作，更让我感佩他的胸怀。 本书志乃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抓的《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故书前有中心所写代序，代序中提到了郑振铎先生感慨于“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而后给出了这样的数据：“据估算，海外古籍收藏数量超过三百万册件，北美、欧洲、亚洲等许多大型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机构、寺庙等都收藏有中文古籍。” 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汇集相关领域专家，策划启动了“海外中华书志书目丛刊”和“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两大海外中华古籍回归项目。该书正是这个项目的成果之一。 本书前有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周原先生所作序言，该序中谈到时任中国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先生在2009年得到了美国傅尔布莱特研究奖助和其他方面资助，前往芝馆撰写经部中文善本书志项目。为此，张教授连续工作了十九个月，而后返台忙于教学与研究，书志写作时有断续，十年后终得完成。 之后周原谈到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创始于1936年，同时校长聘请顾立雅来芝大开设中国研究项目和课程，顾先生到任后在同年创办了远东图书馆，此即东亚图书馆。周原谈到了此馆所藏中文古籍善本的四个来源，同时讲到了老馆长钱存训先生从1947年受邀来芝大做中文编目，1949年被聘为远东图书馆馆长，主持馆务直至1978年退休：“据钱老回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及六十年代间，清刊本以平均每册十余美分，明刊本也不过以每册二至四美元的价格即可从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等地购入。”如此低廉的价格，读来真让人感慨。 对于芝大所藏古籍的详细经过，张宝三先生在前言中有详细讲述，同时他在文中多有引用钱存训在《留美杂忆》中的所载，比如钱先生写道：“因为创办人顾立雅（Herrlee G.Creel）教授偏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因此古典方面尤其经部的收藏特别丰富。” 正是因为这个偏爱，使得东亚图书馆所藏中文典籍中以经部最为丰富，由此可了解到张宝三先生为什么能撰出这么大部头的经部书志。同时钱存训于文中也谈到了该馆善本的来由之一：“芝大中文藏书的最初部分，主要是一九三○年代后期第二次大战前委托北平图书馆顾子刚先生用'大同书店’的名义所代办。” 张宝三在前言中谈到了顾子刚的情况，此人先后在清华大学等图书馆任职，1951年任北京图书馆阅览部主任，直到1973年于该馆退休。张先生经过书中的一些夹条，来推测说当年顾子刚从哪些书店为芝大买到了藏书。 张先生为撰写本书志，查阅了许多史料，他在前言中指出了该馆有哪些书属于仅存之本，同时通过辨识印章，来说明一些善本的递藏情况。更为重要者，他纠正了其他书志著录之误，比如以清盛百二所撰的《尚书释天》为例，他在书中引用了盛百二门人刘凤翥为此书所作跋语中的所言：“甲午春，先生来主任城讲习，因得受而读之，力请会梓，以惠后学。及开雕未半，得李子冠翼大翰岭南书，云已刊于羊城。李子，秀水人，从先生受《书》者也。先生欲中止，群谓板在南方，构求不易，仍请始终成之，以慰学者之望。三阅月而工毕。” 由此可知，《尚书释天》有羊城李氏刻本和任城书院刻本，为此他指出《续修四库全书》题李氏刻本时说“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十八年刻本影印”说法之误，因为这种定版本的方式乃是根据乾隆十八年中盛百二所作自序，他认为李氏刻本刊刻的时间应当是乾隆三十九年，并且因为书牌的丢失，有一些馆搞混了任城书院本和羊城李氏本。正是经过这样的梳理，才使得该书志有了更高的价值。 张宝三还在本书的后记中谈到了他在芝大期间得以拜访钱存训先生，为此，他写出了相应的采访录，发表后被各大刊物转载，同时，张先生提到“当初发想作此项目，尝受到严佐之先生之启发。”如此不没他人之功，可见张宝三先生学术态度之正。    《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家训百种》励双杰、励聘操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该书为励双杰先生所赚，此书一套五册，三十二开精装，内文为影印本。每种家谱前有编者所作的解题，每则解题会谈到所收之谱的版本，同时也会讲到家族递传情况，以及每个家族所出的名人。 对于本书的价值，以及编纂缘起，两位作者在前言中均有交待。谈到家谱家训，首先要讲到家的概念，前言中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所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编者提出这里的家并非单指家庭，更多的指的是家族。同时指出了1979年版缩印本的《辞海》中家这个字中有家、家风、家范、家法、家教等词条，却没有收入对家训的解释，1999年版的缩印本《辞海》补入了此条。 对于家训的作用，编者写道：“自汉初起，家训著作随着朝代演变逐渐丰富多彩。家训中记录了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人们倾心企慕的治家良策，成为'修身’'齐家’的典范。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名训，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等等，至今脍炙人口，不管是对我们个人还是家庭，甚至对整个社会都有关非常好的作用。” 除了以上提到的著名家训外，余外的家训大多附录于家谱之中，而励先生的思绥草堂专藏家谱，由于近些年对家风家训逐渐推崇，所以他们从自藏家谱中辑取出家训后汇编为此书。 关于励先生家谱收藏的起始时间以及现藏的数量，他在前言中写道：“思绥草堂收藏家谱，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已收藏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旧家谱二万五千余册。而从收藏家谱始，名人家谱便成为了其中最为重点关注的一个系列。” 励先生谈到本书主要是汇集了近现代名人家族的家训，对于为何不汇集早期家谱中的相关内容，他解释说：“因为家谱中有太多的攀附现象，所以那些所谓早期名人的家谱家训，思绥草堂一概不作考虑。” 但是，很多家族的家训因为相互借鉴，所以会出现雷同的现象，故励先生在选择时，会尽量选取有特色的家训。他注意到有的家训内容很丰富，比如《衡山符氏九修族谱》中“家训”与“家训萃言”部分有近120页之多。同时，励先生也注意到有些家训内容的独特性，比如有部家谱中提到了“戒离婚”，离婚一词显然是现代用语在古代只有丈夫休妻，却无妻子离婚的自由。其实古代也有离婚之事，比如李清照与他第二任丈夫，然励先生认为此离婚非彼离婚，古今离婚的概念有较大差异：“这个家训中的离婚，并非夫妇之间的离婚，而是对公婆的规定，不能随便就对媳妇甚至还没过门的媳妇提出无理的要求。” 同时励先生在前言中也谈到了他所藏家谱的分部问题：“思绥堂收藏的家谱，谱籍分布不均，也是很大的缺憾。收录的百余部名人家谱中，谱籍只涉及十余个省市。其中最多的，是湖南地区家谱，有五十余部，这一是说明湖南在近现代出名人众多，二是湖南地区家谱存世量大，三是我进入湖南地区较早，深耕多年，有通畅的渠道。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湖南地区的家谱收藏就多，名人家谱也就最多。” 由此让我了解到收藏家谱的不容易。 《兰州老图照识读》甘肃省档案馆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为副主编陈乐道先生所赠，几年前我到兰州寻访，在王家安先生的介绍下，得以认识多位兰州爱书人，其中之一就是在甘肃省档案馆工作的陈乐道先生。陈先生乃是一位书法家，我时常看到他在朋友圈发一些书法作品。前一度，有拙作出版，陈先生提出要签名本，而后他以该书回赠。 本书大三十二开精装，除书前附的几张舆图外，本书均为黑白印刷。书前有张克非所作序言，该序中谈到了中国传统史学自古就有左图右史的说法，同时引用了宋郑樵在《图谱略》中的所言：“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 该序谈到了1839年法国政府购买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发明专利，并将其公诸于世，由此而使得摄影术在西方广为流布。1844年10月，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作为外交使团成员赴华谈判，他用随身携带的达盖尔相机拍下了有关中国的最早照片。 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已进入读图时代，人们更加注重图书影像的资料价值。山东画报出版社在1990年开始出版《老照片》，至今已连续出刊120多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促使很多单位都相继推出反映自身历史的照片图史。甘肃省档案馆有鉴于此，礼聘邓明先生以馆藏老照片为主，编辑一部兰州图史。在馆领导的大力支持，及陈乐道等人的具体帮助下，终于完成了这部书。 序中谈到近代甘肃虽然相对封闭，但自十九世纪末，西方多国探险者接踵而来，他们拍摄了不少相关照片，尤其清末俄国陆军上校曼涅海姆（护照中汉马达汉）和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在游历中，以不同的动机拍摄了许多与甘肃，尤其是与兰州有关的照片。本书中收有几十幅二人所拍照片。 关于马达汉，本书中有如下简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沙俄上校马达汉（GustavMannerheim，1867—1951年）以俄国特使的身份，率一小队哥萨克骑兵和一个中国翻译，打着考察中国西北的旗号，自中亚地区进入中国新疆东行，沿路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记录气象水文资料，调查矿产生物资源，刺探各城镇的人文地理、交通、经济、民族、民俗等地情，写日记、拍照片，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服务。马达汉一行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抵兰州，拍了一系列照片。” 马达汉所拍照片中，我最感兴趣者乃是他所拍的“甘肃官司报书局印刷车间”。几年前，在王家安的带领下，我前去参观了官报局遗址，并且得到了不少相关史料，但撰文时却未看到这张老照片。而今从该书的照片中方看到了石印配料的场景。 其他人所拍的照片中，有“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照片说明中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该学院图书馆藏书量达3.8万册，有142名教职员工。这对于梳理图书馆史，又增添了一些史料。 老照片中还有赈济灾民的粥厂照片，而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粥厂还分男女。何以有此之分，注文中写道：“是因为一来男女有别，二来预防以强凌弱，以保证妇女也能打到舍饭。” 对于施舍粥的相应规定，文中写道：“成年人被称为'大口’，施放一大木勺；未成年人被称为'小口’，只能得到一小木勺。有官员的监督，更有工作人员凭良心做善事，所以能够下足米面煮粥，足量施放稠粥。所煮稠粥的稠度要求达到插入筷子不倒、摔到地面不破的程度；一'大口’舍饭，稍事加工后，可供五六口之家饱餐一顿。贫民一般将一勺稠粥带回家，重新加工，放进锅内加水熬煮，再散入一些杂面，煮熟后全家分食。有的人则将稠粥切块，调入辣子、醋，当凉粉吃。” 然施粥看似简单，其实也需要一大笔费用：“时兰州城内外共开三个粥厂：河北庙滩子粥厂，东稍门外粥厂，西稍门外粥厂。各粥厂各有数十个锅灶，每日黎明煮稠粥为饭，分给贫民，每年需经费岁费二万多两银子。” 如果仅靠文字，很难让读者了解到当时的情景，通过这些老照片，我看到了粥厂拥挤的人群，看来吃碗饭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上海韬奋纪念馆编 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不知何人所赠，然本书乃是《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之一种，该书编委中我认识贾雪飞、上官消波、王草倩三人，想来是三位老师中的一位。 本书大十六开精装，全彩印刷，其主体乃是影印这两年的一些会议记录。书后另有周武所撰《生活书店的崛起与被难》一文，该文中谈到八一三事变后生活书店被迫迁移到汉口，发展重心由上海转移到内陆。1938年8月1日再迁到重庆冉家巷16号，转年5月，侵华日军对重庆大肆轰炸，冉家巷遭到严重破坏，生活书店总店在同仁的努力下，连夜转移到了学田湾新址。此后，学田湾总管理处就成为了生活书店全国网络的中枢，而本册会议记录，就是收录了1939年2月到1940年8月间的生活书店所开一次会议记录。 这次会议通过了新社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结束了由临时委员会主持社务的历史。此后一段时间，生活书店业务蒸蒸日上，成为了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之后的第六大书局。 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因接连遭到侵华日军的轰炸和国民党当局的双重摧残，大批分支店或毁于兵火，或被查封。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建立的56个分支店仅剩下6个分店。 周武在文中详细谈到了国民党当局查禁书刊，钳制言论自由的手段，同时也写到了总店迁走后，上海由总店变成了分店，然而在几个少数骨干的经营下，上海分店的业务却越搞越大：“而据黄警顽粗略估计，1939年全年在沪编辑印刷发行的书在500种左右，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即占123种，约占图书市场的四分之一，一举跻身书局六强，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对于何以能出现这种逆势而上的情况，周武在文中写道：“值得玩味的是，生活书店上海分店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党营出版机构，但它的快速崛起及其旗帜鲜明的出版倾向，显然与中共有关。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实际是1948年的三联书店的一部分，其主要组织成员如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读书出版社的李公朴、黄洛峰，新知书店的钱俊瑞、徐雪寒等，均与中共有密切关系，或者本人即是党员。全国解放前夕，中共高层在擘画新中国出版事业蓝图时，一度拟将三联书店（而非新华书店）改为国营最大书店，更可见生活书店上海分店与中共的密切关系。正因背后有中共的支撑，在出版的后续工作中，生活书店上海分店较在沪的其他出版机构技高一筹。” 总之，这本大书以影印的方式展现了当时会议讨论的内容，因此能直观地反映出生活书店在特殊阶段的各种谋划方式以及相应决议，乃是第一手的史料，对于研究现代出版史极具价值。 《书林钓客》（美）巴顿·伍德·柯里著 虞顺祥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10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2月12日，经草鹭俱乐部的安排，我与王强先生在上海朵云艺术馆举办了一场对谈，对谈内容乃是关于中西善本观的异同。王强先生乃是收藏西书的大家，通过对谈，让我进一步了解到了他的收藏理念。 我从近期的报导中了解到，王先生主持的天使投资基金今年恰好成立十年，因为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呈现不景气的状况，然而天使投资却逆势而上，王先生在近些天连续三次敲响上市钟，其独到的眼光令我艳羡。我特别想通过他谈论的藏书观，来窥伺他的投资眼光。没想到他却将工作与收藏做两分法，两者之间并无相通之处，这让我的小企图未能得逞。 也许正是王强先生的影响力，使得现场的听众有不少西书爱好者，在提问环节时，我就感受到了这些人的倾向。而在对谈结束后，经陆灏先生介绍，我得以见到了虞顺祥先生。因为对谈之后还有活动，我只能与虞先生寒喧几句而匆匆离去，然却得以获赠他的这部大作，我在返程的高铁上，通过阅读该书，得以了解到虞先生的一些观念。 本书为六十四开本精装单册印刷，此乃是典型的口袋书，从护封后面了解到，此书乃是草鹭文化公司策划的“小书虫系列”中之一种。这套丛书总计五本，从书名上看全是翻译自国外所写谈书之书。王强先生乃是草鹭文化公司的董事长，想来这也正是他偏爱所在吧。只是我在当时忘了向他请教这套书籍的选择，是否是由他最终拍板的。 虞顺祥在本书的译后记中说美国藏书家巴顿·伍德·柯里之名中国人少有人听闻过，然而此人却在英美藏书家中有很大的名声。柯里是一位编辑兼记者，尽管他没有铁路大王亨利·亨廷顿或金融巨鳄J.P.摩根那么财力雄厚，但是因为柯里眼光独到，他依然用有限的财力收藏到了大量的名家珍本和手稿。虞先生认为柯里懂得在藏书中按照自己的想法前行，比如他收藏的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的藏书市场上，没有几个人会在意他的作品。比如大藏书家爱德华·纽顿就对康拉德的作品视而不见，但是柯里广泛地搜集康拉德的书，后来康拉德的作品在市场行情上逐步走高。柯里去世后，他收藏的康拉德手稿《胜利》拍出了现代文学手稿的最高记录。 本书翻译了柯里所写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为何藏书，我读完此文后，依然感受到的是西方一些人对于藏书家的偏见，但同时也认可柯里的一些分析。比如他认为收藏钱币和邮票的人在数量上远超藏书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柯里认为邮票和钱币与货币有相同之处，人们喜欢收藏这类物品，乃是对金钱的渴望，而柯里认为此乃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柯里同时说：“老实讲，除了藏书家之外的其他类型收藏，其根源都具有理性和理智。” 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结论，柯里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有地位的、睿智的人都会收藏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他举出了旧家具的例子。其言外之意，藏书家是一群不务实的人，他甚至说：“藏书家是所有收藏家中最疯狂的人”。但是柯里说这句话并无自贬之意，他说藏书家听到这个结论后，非但没有丝毫不悦，反而很高兴，因为：“一旦一个藏书家沉迷于自己的爱好中，他会觉得除了他自己以外，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疯了，此外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收藏家都要优越。” 俗话说，看不上都是彼此的，虽然社会上的人对藏书家的很多的偏见，但藏书家也视其他人为疯子。就优越感而言，柯里说的有道理，我在讲座时，时常会提到各地的方志中会收有藏书家，而不会提到藏画家和藏瓷家，因为除了藏书家之外，其他的称呼方式几乎不能成为固定词组。那么我的这种说法是不就是柯里所说的藏书家的优越感呢？看来这种心态值得警惕，但柯里说的如下一段话我却大表赞同： 众所周知有不少收藏邮票、钱币、家具、玻璃和锡镴器皿的人后来都转向了书籍收藏，但从未有一个顶级藏书家会在离开世界前放下自己的这个爱好。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不少的藏书家都是从其他爱好转过来的，我也同样如此，但是一旦转向藏书后，似乎很难再返回到原点。其中之原因，按照柯里的说法乃是：“藏书家对珍本书的强烈占有欲是一种终极怪癖”。柯里本人也是有名的藏书家，他会认为这个爱好是怪癖吗？他在文中引用了阿瑟顿女士的所言，柯里告诉阿瑟顿，他买了她的《征服者》初版本，并且特意为此做了红色摩洛哥皮装书盒。阿瑟顿闻言虽然觉得有些受庞若惊，但她却认为柯里很傻，阿瑟顿说：“我一生中遇到过许多藏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外表看上去都很聪颖，但事实并非如此。” 藏书家是不是聪明的人，我不好自我贴金，显然柯里也不接受这样的评语，但他清楚地知道：“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藏书家就一直受到世人的嘲笑。”同时他举出了罗马帝国时期讽刺作家琉善的所言：“别以为买下许多珍本就能令你跻身名士之列，恰恰相反那只会令你的愚昧无知更加一览无余。” 收藏珍本体现出了藏书家的无知，这种说法真的不敢与狗同（我没打错字），相比较而言，大作家萧伯纳的说法似乎柔和了一些：“藏书家只不过是一群深陷自卑情结、没有坏心的傻瓜而已。” 虽然萧伯纳认为藏书家傻，但还没有坏心眼，但藏书家有自卑情结，我却难以知之，即使有，又有什么不对呢：收藏了那么多历史宏著，难道不会有高见仰止之感吗？如果连这样的敬畏之心都没有，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 通过虞顺祥的翻译，让我体味到了柯里的冷静，显然他能够接受社会上对藏书家的各种偏见，但他依然能够我行我素的继续着藏书的行为，我想此乃是我读到虞顺祥先生这部译作后的最重要收获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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