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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汗国阴影下的武德朝局

2021-06-22  nzpeach
喻苏世长李 渊

名长意短,口正心邪。
弃忠贞于郑国,忘信义于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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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高祖赋诗嘲骂的关陇子弟苏世长,其人机辩敏捷,甚至连褚亮都对他交口称赞。
天策府军咨祭酒,是苏世长弃郑归唐后的第一个职位。
武德初年,苏世长和豆卢行褒一起在王世充手下守备襄阳。高祖因与苏世长有旧交,曾几次写信给他,进行劝降,但都没有成功。直到王世充兵败,洛阳陷落,二人才归降。
高祖毫不犹豫的杀了豆卢行褒,然后怒指苏世长珊珊“”迟,不料苏世长却不紧不慢的说:“隋朝失去了自己的朝纲,天下英雄共起而逐鹿中原,今天陛下既然得愿了,又岂能对天下英雄心怀忿恨而问逐鹿之罪呢?”
高祖笑了,苏世长也笑了。
在新朝为官的日子里,苏世长彰显出了一派名臣的气象:遇着高祖想率百官外出行猎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犯颜劝谏;遇着高祖重金修建披香殿,他也敢于直言不讳的加以阻止
于是,史书上终于记下了“以讽三谏”的美谈,让苏世长名扬天下,为后人所称道。
不过,高祖却给了苏世长“名长意短,口正心邪”的考语,尽管他内心中极端反感苏世长的讽谏,但还是一如既往地任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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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世长像


这也不奇怪,正史里记载的,高祖是个没什么定见的人,仿佛一生都处于纠结当中。
比如太原起事之前,高祖任太原留守时,关陇势力和突厥都极力动员他起兵,但他始终摇摆不定。《旧唐书》描述,在李世民、裴寂、刘文静等人不断鼓动下,他才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
但在更早的史料,如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却并非如此表述。
造反前夕,高祖曾对李世民等几个儿子说:“隋朝灭亡是大势所趋,我们家有望继承天命。但不过早就起兵举事的原因,在于考虑到你们的兄弟还没有集齐。”
高祖所指的为由集齐的儿子,是还在前往河东募兵的长子李建成,他担心贸然起事,会将长子置于险地。
而李世民在明知这种风险的情况下,依旧反复游说父亲举兵,这在高祖和后来的太子建成内心中投下了一片阴影。
《大唐创业起居注》编者温大雅,正是当时追随高祖起兵的部曲,而《旧唐书》是唐亡后五代后晋时官修唐史,显然前者所言更为可信。
可见,起兵本是高祖自己的主意——敢于造反的不会是个没定见的人。
高祖的定见,还表现在对突厥的态度上。
起兵,需要外部势力的支持,于是,高祖开始向突厥可汗称臣。陈寅恪先生认为这一主张是李世民提出的,这也让大唐未来几年在对待突厥的政策上,陷入了无休止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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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突厥。
大约在公元五、六世纪,突厥崛起于漠北草原,源于北匈奴一支,最早居住在北海(贝加尔湖)西侧,也就是汉代是苏武牧羊到达的地方。
这一区域水草丰美,正是传统阿尔泰游牧民族的心脏地带——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能从此处寻找到渊源,分派出各种不同名字的分枝,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大,所谓的匈奴、柔然、鲜卑、突厥乃至后来的蒙古,并非不同的民族概念,更像是政权概念。
当时的突厥人还没伊斯兰化,混有高加索和蒙古利亚血统,信奉萨满教。
突厥汗国之后,成立迅速把中亚草原、西域诸国、蒙古草原统一了起来,全盛时期的疆域东至大兴安岭,西抵西海(今里海),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南。
这对鲜卑人所建立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隋唐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隋朝的时候,由于朝廷对突厥汗国采用了分化政策,成功的将其分裂为东、西突厥。但随着隋末中原战乱爆发,东突厥势力趁机得到进一步壮大,漠北及西域如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皆隶属之。
史书称:“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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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可怕的对手。
东突厥始毕可汗甚至想学效仿当年魏武帝,统一中原,而中原的武装割据力量如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都向之称臣,他曾以突厥汗国的名义封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解事天子”。
突厥反复扶持并比对这这些军阀的实力,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包括唐高祖李渊。
太原起兵之际,高祖就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借兵,表达了“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 ,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的愿望,始毕可汗欣然同意,派出李世民的好友执失淹“领数千骑援接至京”。
建国后,首先是突厥遣使到达长安,受到高祖盛情款待;后高祖也派出使节前往突厥可汗牙帐,并“以女妓遗始毕可汗”,随后突厥再派使来访,高祖“升御座以宠之”,唐、突之间表现出了空前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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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之初,鉴于唐的势力远不足以和突厥分庭抗礼,所能够采取的政策只能是务实的臣服和贿贡,以取得对方的支持。
唐需要争取时间,对突厥所支持的其他地方武装割据势力进行清剿。
这就是武德元年到五年前文所提到的唐的统一战争,主要由李世民领军完成。
但是,高祖在高估了始毕可汗的信用水准的同时,也低估了他的野心。
突厥从唐手里获得好处之后,还是不断挑起边衅,以期攫取更多的利益。高祖很清楚无法全面解决突厥问题,只好再度派人“奉币使于突厥”,以图用财富换取和平,让突厥退兵。
然而使者还没到,始毕可汗就病死了。
能省下一笔巨大开支,这让唐高祖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可突厥的继任者处罗可汗比他哥哥更加执着,等不来贡金的他勃然大怒,准备大举进攻,高祖只得重新履约,还多搭上了“帛三万段”用以吊祭。
这就是武德初年,突厥与唐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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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二年,高祖杀了一堆人,振动朝野,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竟然是劝进有功的刘文静,罪名是“谋逆”。
这是个查无实据的罪名,陈寅恪先生则认为真正的罪名是勾连突厥。
对于里通突厥的下属,高祖的政策是疑罪从有、向不姑息,他大开杀戒,除刘文静之外,前后两任并州总管也被处死。
然而,在唐集团内部和突厥关系最好的,恰恰就是他的次子,秦王李世民。
由于历史的原因,李世民和东、西突厥王室贵族阿史那苏、阿史那大奈等人都有很好的交情,甚至和西突厥莫贺设也结为昆弟。
处罗可汗死后,他的弟弟颉利可汗继位,始毕可汗的儿子突利仍没能继位,因此叔侄之间产生了极大矛盾。
突利的妻子和李世民的妃子同是隋炀帝的公主,同为隋室姻亲——现在所说的“连襟”,于是在自己政治失势的情况下,突利与李世民结为兄弟,有了“香火之盟”。
可以说,武德之初,李世民在处理突厥问题中的优势无人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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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高祖内心中产生一丝疑虑。慎重考虑后,边患处置基本交给了第三个儿子,齐王李元吉。高祖所能做的就是,让李世民专注于国内纷乱的统一战争,尽量避免其干预突厥边患事务——除非万不得已。
于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出现了。
由于李元吉屡战屡败,国内财力告急,这迫使高祖不得不启用李世民。武德二年,李世民大破刘武周、宋金刚,永久性解决了突厥在北地的军事内应这一心腹大患。
武德三年,突厥居然两次犯境。
此时,唐军主力都在河北、山东作战,长安的兵力根本不足以抵抗突厥,数度交锋,无不惨败。好在突厥人只图财、不害命,高祖只得故技重施,以“赂颉利可汗,且许结婚”,才得以退兵。
几次折腾下来,高祖实在是不堪其扰,但事实证明,他是个异常明智的政治家,具有过人的战略眼光,制定了先内后外的军事战略;他也有常人难以忍受的耐力,承受住了来自突厥的强大压力。
最终,唐用最短的时间,高效解决了统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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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五年,国内战争在李世民的主导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王世充、窦建德、朱粲、杜伏威、林士弘等重要的军事格局力量或被剿杀、或被招抚,国内大局已定,中土再无大战。
唐终于有足够的财力和军力,解决突厥边患,同时也牵连出一个新的问题——高祖如何平衡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两股势力的关系。
在太原起兵之后,唐的政治军事格局中,高祖总揽皇权,太子居中操控政权,秦王、齐王平定四方,分享军权——在血亲关系、政治伦理和均衡实力的加持和牵制下,自武德元年至武德五年,唐政权显示出了及其高效的整合能力和战斗能力,为快速统一奠定了基础。
此中弊病在于,皇权挟制军权的管道,被儿子们垄断。
随着中原平定,李世民的威望和实力随着战争进程与日俱增,形成了“天策府”这个以山东豪杰集团为核心为军事集团,让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也使李氏父子四人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内部的平衡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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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太子还是当年的太子,秦王已不甘心做个秦王。
事实上,高祖在高兴的时候,也的确暗中向李世民许诺,将改立其为太子——这并非没有可能,所谓“立嫡立长”的规矩是周朝礼仪,对于隋、唐这样的政权而言,并不是什么纲常底线,隋文帝就曾废了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但让李世民失望的是,高祖反复摇摆,但每每关键时刻,总都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
高祖不高兴的时候,也叫着李世民的小名抱怨:“这小子掌管军队太久了,在外专横跋扈,被那些读书人教坏了,已不是当年我的儿子了
既然天下平定,李世民也就没有了执掌兵权的必要——这是高祖的真实想法,他不允许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冲撞既有的平衡。
于是,武德六年,高祖任命李世民离开突厥边界的并州,以“江州道行军元帅”的身份平定江南叛乱。
有意思的是,一个月以前,高祖就已经调派李孝恭、李靖、李勣等名将南下平叛去了,所谓“江州道行军元帅”也是个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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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七年,在突厥所扶持的地方割据势力被唐军快速清剿的时候,突厥颉利、突利两可汗率部突袭五陇阪(今陕西彬县),对中原发动大规模入侵,兵锋直逼京师长安,唐廷上下无不骇然。
高祖不得不考虑启用李世民御敌,但这次他多了防备之心,同派李元吉随军。
两军阵前,李世民对李元吉说:“今日突厥骑兵就在眼前,我们不能示弱,当决一死战,你能跟随我一起冲杀吗?
李元吉也是百战之余,他看到唐军在大雨滂沱中连日行军,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粮草运输被隔断、军需器械受潮,战斗力锐减,因此还未休整就急于开展,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你不敢去,我去,你看着。”
李世民只带来百名骑兵冲到阵前——他也没想着真打,只用一番外交辞令,充分利用颉利、突利叔侄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最终兵不血刃,叔侄两汗皆愿退兵求和,并再度和亲。
突厥兴师动众,奔袭千里,未败即求和,这是件很让人费解的事。真相是,李世民本就不想与突厥开战,战败则权威扫地,战胜则狗烹弓藏,所以还是老办法好:通过重金贿赂加和亲,消弭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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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笔画中的唐太宗


某种程度上说,只要突厥边患存在,李世民就有执掌兵符的机会。
如此一来,宫禁内外便有了“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的流言,在高祖内心中,李世民也难逃“挟虏自重”的干系,这一点《资治通鉴》有明确的记载:“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
应该是这一刻起,高祖想明白了,所谓“秦王与太子”之争只是外人看不懂的烟雾,“儿子与天子”之争才是触怒龙颜的本质——高祖不再纠结,他做出了抛弃李世民的决定。
不过,苏世长却做了个相反的决定。
在陕州任职的时候,苏世长没能管理好部下,影响恶劣,为了平息民愤,苏世长又拿出了名臣风范,演了场“自挞于都街”的戏文,行刑的人似乎觉得他这样很虚伪,下手就略微重了一点——鞭鞭见血。
苏世长哪里忍得了这种痛,立时呼喊着跑掉了,围观的人大笑不止,言必称其狡狯。
弃郑降唐之后,他又决定投效秦王,以关陇之身运筹山东豪杰,终成秦王府“十八学士”。他比高祖想象的更识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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