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实现政治大一统，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地位，文化也趋于统一。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时代也宣告结束。秦始皇横扫六合，吞并六国，设立博士官，保存传习诗书。在关于封建与设郡县的争论中，博士淳于越的言论不合时宜，丞相李斯提议焚烧诗书，禁止民间私传诗书，始皇采纳了他的建议。汉代人特别尊重儒家的古典著作，将那些著作统称经书。汉人认为，“经”的意义是常道。先秦著作中，比如《庄子》《礼记》等，都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又称六艺。但到汉代时，《乐》已失传，所以汉代时只有五经之名。到了唐代，《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种，《礼经》分为《周礼》《仪礼》《戴礼》三种，于是便有了“三传”“三礼”的说法。合《易经》《书经》《诗经》，并称“九经”。宋代人又将《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四种书并入九经中，于是便有了“十三经”的说法。
宋代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印成单行本，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古代科举考试，必根据“四书”出题，所以成为小学生的必读书目。古代私塾，学生入学，就从“四书”学起，但是先生并不详加讲解，只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科举是古代读书人唯一的出路，熟读“四书”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最佳途径。朱熹所注四书甚为重要，他死后朝廷将他注的“四书”定为官书，盛行于世。到了元代仁宗皇庆二年，朝廷又规定将朱注四书作为科举用书。四书虽然是由朱熹编到一起的，但用力提倡这几部书的却是程颢、程颐两兄弟。程氏兄弟认为：“《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语》《孟子》里虽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分明易晓。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路。”他们还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朱熹继承了程氏兄弟的见解，并将四书打成一片。朱熹注四书，用尽了毕生的精力，直到临死时，还在修订。版刻印刷萌芽于唐代，到了宋代才有了大发展。唐代以前的书，都是刻在竹片或木片上，称为简或牍。使用绳子或皮革带子将多简相连，就成了简册。联结各简的绳子或皮革称“经”，所以所谓的经书不过是线装书，古代的“经”字，并没有常理常道的意义。东汉时，宦官蔡伦发明造纸术。魏晋时，松烟墨与凹心砚也发明了。笔墨纸砚均已发明，所以到了隋唐时代，卷轴代替了竹木的简册。官府的藏书已完全没有简册存在。所以，周秦汉是简册的时代，隋唐是卷轴的时代。《尚书》是古代记言之史，但先秦人只称《书》，到了汉代才有《尚书》之称。孔颖达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相传古《尚书》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定为百篇，此说未必可信。《春秋》为纪事之史，相传是鲁国的国史，亦经过了孔子的修订。《汉书·艺文志》称：“《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国家大事，多在春秋两个季节举行，所以“春秋”便成了史书的名称。其实，当时各国各有自己的《春秋》记事，只是没有流传下来。现代一般认为，《春秋》是鲁国史官所记，孔子并没有增删改定。《诗经》是一部乐歌，古但称《诗》，不称经。《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国民歌，分为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零五篇。其中多是叙事诗。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易经》原称《易》或《周易》，是古代的卜筮书。《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但古时所谓的《礼经》十七篇，却专指《仪礼》。《礼记》是孔门弟子附在《礼经》后面的学习笔记。《仪礼》备载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各种典礼或仪式的详细程序。《周礼》是儒家理想的官制或政治制度，它大概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古代的一些制度。传说《仪礼》和《周礼》是周公所作，恐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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