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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以斯经，细睹其文之行用，若浓云霭群山之迭嶂，外虚而内实，貌态仿佛，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嵬峦，倏态成于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鸿蒙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则又若皓月之沉澄渊，镜中之睹实象，虽形体之如，然探视不可得而扪抚。况本经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岂不明镜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虑，明镜水月，形体虽如，却乃虚而不实，非着象于他处，安有影耶？故仰天则水月象明，弃镜扪身，则知已象之不虚，是谓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 有了以上的体会，明太祖又来仔细阅读《老子》，感到此书非常深奥，如同浓云遮住的群山，在外面看起来是看不清楚的，这就是他说的“外虚”。但进入此山之后，就会发现山中有许多宝藏，会让人受用不尽，这就是他说的“内实”。为此明太祖不禁采用文学笔法来赞颂《老子》，反映了明太祖读《老子》的兴奋心情。但他知道《老子》的思想精深，从他的这些文学性的描写话语中就可体会出他对《老子》深奥思想的感受。总之，是感受到了《老子》的博大精深，还又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思想。这就是明太祖当时对《老子》的感受。 不过他又意识到，再深奥的思想也需要加以实行，不能只停留在纸笔和口头上。这就是明太祖这个靠自己的奋斗夺得天下的开国皇帝对《老子》的独到认识，与文人学者注释《老子》是完全不同的。《老子》中所说的“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就是对这类文人学士们只把《老子》当作一本书来读，只把《老子》思想的研究停留在纸笔和口头上的严厉批评。 所以明太祖说如果自己也像这类文人学士一样来读《老子》，而不在治国的实践中加以应用，这就等于是“明镜水月”，“虚而不实”，对于治国治天下的皇帝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明太祖的这一认识，对于人们理解《老子》的本质，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所以明太祖深思之后，决定要把《老子》所说的道理应用到自己的治国治天下的实践当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探其一二之旨微”，掌握一点《老子》思想的奥妙。 遂于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笔强为之辩论，未知后世果契高人之志欤？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后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书成，因为之序。 洪武七年是公元1374年，这年的冬十二月甲午至甲辰，卽初三至十三，明太祖就在这十天内动笔撰写了《老子注》。通过长期的阅读、思考、注释，明太祖看出了《老子》对于治国治天下的皇帝的真实价值，它并不仅仅是人们用来修身养性以求长生不老的书，而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这就把《老子》的性质从金丹之术改变为治国治天下的政治书，其基础是关于万物之至根的哲学原理。这一认识超越了许多文人学士，使《老子》与皇帝治国治天下的身份完全符合了。 正因为能为《老子》书确定这一性质，所以明太祖来为此书作注就不是文人学士的闲情逸致了，而是与治国治天下紧密相关的重大工作了，其意义又非寻常可比。明太祖的《老子注》似乎没有单行本，只在明代正统《道藏》中有所保留，今天能看到这部《老子注》，真是非常难得而可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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