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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

 平型关杂志 2021-07-06

怀念我的父亲

王培林

2021年,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父亲王凯,小名生娃,生于1921年农历11月20日,逝于1985年农历正月十八,享年64岁。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生前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愈发清晰地在我眼前闪现,特别是他的为人处事,令我难以忘怀,并给我以启迪。现将他的工作生活片段整理成文,以缅怀先人,昭示后代。

奋斗历程

父亲出生在南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成长于战乱年代。青年时起,他打心眼里热爱党拥护党,积极参加支前、土地改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成为村上的优秀青年,于195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响应党的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号召,于1953年和姚银喜、王斗红共同创办了村互助组合作社。当时南关村成立了两社:东社和西社,东社社长是王斗红,西社社长是我父亲。不久两社合并成立为南关农业高级社,我父亲任高级社社长,姚银喜任书记。他们把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解决了单门独户农业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大大激发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南关村的高级社是全县成立最早的,起到了示范作用,受到县政府的表扬。

1959年,公社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多种产业,成立了公社综合加工厂,公社任命父亲为厂长、书记。姚家庄村书记王国章任副厂长,主要经营铁木业,包括生产农具,学校用桌凳等。他和王国章带领200多名工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逐村物色能工巧匠,选材用料,盖厂房、上设备。经过数月的努力,铁家会人民公社第一个社办企业诞生了。综合加工厂有效地服务了农村,满足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需,解决了全公社22所大队和学校桌凳困难的问题,公社集体经济实力也得到了积累,综合厂风生水起,父亲踌躇满志,云程发轫。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公社党委书记找我父亲谈话说,南关村领导班子急需调整,为了尽快改变村里的面貌,公社党委决定你再回村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尽管他内心并不愿意回村任职,因加工厂经他和姚国章及工人的努力,已走上了正轨,真的舍不得离开自己亲自创办成长的厂子,但父亲依然服从组织的安排,受命于危难之时,回村再度担任了党支部书记,由领工资变成了挣工分。

当时南关大队2000余人口,6000余亩耕地,水旱地俱全,交通便利,是县上有名的好村子。然而,迎接他的是:饥荒,饥荒!不少社员出现了浮肿;农民人均口粮由1958年的360斤下降到1960年的毛粮180斤;好点的生产小队,每个劳动工可分红三、四毛钱,多数小队倒分红,形成“人缺粮,畜缺草,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的穷村子。人们怨声载道,大队集体经济一片苍白。大队办公室唯一的一只长条木凳只有两条腿,无腿的另一头架在铁炉子上。县武装部李福副部长来检查工作,见状非常吃惊,拂袖而去。父亲很揪心,但依然挺起腰杆,践行着一个党支部书记的责任与担当。党员会上,父亲的话语掷地有声:落后不落后,关键在支部;群众看党员,全村看支书。他首先从救济粮救济款的分配抓起,公示约法三章:一、所有救济粮款向全民公开,由小队长主持,支委包队,群众公议吃救济户;二、大队干部不得与民争利,一视同仁;三,支部书记接受党员群众监督,若有为私、不规行为,全村批判,撤职。父亲办事公道,严于律己,安抚了人心。之后,父亲带领班子成员,逐门逐户,揭瓮撩缸,精细调查摸底,把群众缺口粮,来年缺籽种的问题积极向公社和县里反映。县里的一位领导与父亲交往甚切,他说:王凯,一个好端端的南关村,人均吃救济粮和大山里的二茄兰不相上下,能说得过去吗?父亲脸红自愧。旁边有人质疑: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很多人提醒他要注意!然而,父亲依然将摸底情况如实汇报,他说:如果不关心群众死活,还配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父亲直面于县委书记秦廷机,很快秦书记到南关调查后,对父亲的报告予以肯定。在当时极端困难中,在全国浮夸风泛滥时,在人民生命攸关的时刻,父亲以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态度,不顾个人得失实事求上报灾情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他带领全体党员和社员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共渡难关”的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又开展了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生产运动:引进良种,推广“金皇后”玉米种植;扩渠修田增加水地;开办砖瓦场;实现绵羊改良;成立绿化专业队等,全村人的精神面貌、生产气象焕然一新。绵羊改良工作成就显著,农民绵改技术员王十娃光荣出席全国群英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南关被誉为全省的绿化先进大队,绿化大队长、退伍军人原士林由县政府授予“林业状元”并挂匾嘉奖。父亲重视教育,想方设法改善办学条件,关心教师生活。三年困难时期,全村300多名小学生无一人辍学。1962年,父亲奔波求助,成立了南关农中,解决了本村和十里八乡学生念初中难的问题,父亲是多少学子心中的“最美村官”。父亲在平凡的小事上,在事关长远的关键时刻,无不闪烁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点点滴滴的光亮。父亲重任在肩,不负众望,带领群众大力开展平田整地、修渠引水、改变生产条件的活动。南关村是全县最早建起三级高灌站和最早通电照明的村子。当河水抽上高坡,家家户户电灯通明的时候,群众的笑声便是父亲最大的快慰。父亲与群众水乳交融,患难与共,群众的支持、爱戴和拥护,更激励父亲将建设美丽富裕的南关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

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波及到农村,从上到下开始了红卫兵夺权运动。南关村紧邻县城,不是世外桃源,也贴出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打倒走资派王凯”,“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等等。1967年初,父亲结束了村里任党支部书记七年的生涯,开始被批斗靠边站的岁月。

1969年秋,全国混乱形势逐渐好转,解放在文革中被错整的革命老干部,已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工作。父亲恢复了村里的工作,被任命为村副主任。

1970年6月22日,公社党委开会宣布,我父亲任南关大队党支部书记,从此又翻开他人生中新的一页。他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组织恢复生产,整顿党支部领导班子,调整生产小队长,改选新的大队班子成员,短时间内改变了乱、散的状态,形成了集中统一领导的局面,较快地使各项工作重新走向了正轨。父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长。

身先士卒、模范带头

父亲一直坚持:要求社员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父亲多年担任村里的主要领导,他性格开朗,善于与人沟通,认准的事儿敢作敢为,行事果断,勇于承担责任,要求班子成员做到的事,他首先自己带头做到,起到了表率作用。那时的公社经常开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他从未缺席,及时了解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白天怕耽误劳动,生产队长会议都在晚上召开,传达精神,布置落实措施,提出具体要求,经常开到深夜12点前后。来参会的有的来得很迟,散会后又说些杂七杂八的事,次日晨起床照常参加劳动。当时村干部有三四百个工分日补贴,父亲主动放弃了补助待遇,坚持回小队劳动记工分,干一天记一天。

父亲八岁丧母,十六岁丧父。爷爷去世后,留下了他和十三岁的叔叔王世峰,兄弟二人相依为命,至此家庭的重担压在了父亲一人身上。小小年纪他就参加重体力劳动,春种秋收历练他成为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南关村位于滹沱河南岸,河滩有不少稻田,村里大部分村民的稻田撒稻播种都是请他去干。因他撒的稻种均匀,成活率高,收成好。夏天气候凉,稻田水温低,父亲连续数日帮乡亲撒稻种子,双脚长时间泡在水里,回家后双脚既红又肿,走路都很困难,次日照常帮别人去干活,不计报酬,不图回报。

春天送粪,没有车倌,他扬鞭驾车,要么干脆挑担到田里;夏天,他锄完自己的垅地,总是回头去帮助锄得慢的社员;秋天,小队割田,收工时社员背着高梁、谷、豆回去,父亲背的背子总比别人的大、重,卸背后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隆冬,他带领大家一起平田整地,筑坝垒堰,他和社员劳动在一起,谈笑风生,打成一片。父亲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基层党支部书记的职责,树立了服务于农民,扎根于群众,立党为公的榜样。

过去,每到夏秋季,滹沱河、西寺河槽和白塔河槽洪水频发。有一年秋季,西寺河槽山洪暴发,树枝、石头倾泻而下,洪水冲到了王街,淹没了河边村民的房院。父亲手拿铁锹,冲在最危险的畔边,很多的人们闻声跟着他跑去,他组织社员用草袋装上沙石垒坝,边干边指挥,全身湿透了,衣服都贴在身上。经过了一天的抗洪抢险,避免了洪水淹村的危险,也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回到家,他双腿双脚到处是碰伤划伤,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可他却高兴地给我们说:咱村的党员真好,咱村的社员了不起,不是大家奋战,今天就戳下大拐了。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父亲的自信,完美地诠释了他“全村看支书”朴素的哲理。

清正廉洁、不谋私利

父亲严于律己的事迹至今在村民口中传诵。“大跃进”期间,村里开始吃大食堂,父亲带头上交了家里的全部粮食。村食堂规定,每日每人每顿二两玉米窝头和几块土豆,那时我姐弟都是长身体的时期,分得的食物根本吃不饱。为了能填饱肚子,母亲带着我和我二姐,拉着平车带了三四个麻袋,去大井沟地里捡队里刨了萝卜剩下的缨子,回家撒点盐煮着吃,夏天摘杨柳树叶充饥。没面没油的菜既苦又涩,难以下咽,母亲难免向父亲说些怨气的话,父亲总是劝她不要说三道四,讲怪话,咱要带头渡难关。 

我家吃的没有,烧的柴也没有,中午我母亲经常端上一净篦菜角角、菜疙蛋,去邻居张五旦、甄二拴家带蒸。我家有一棵全村开花结果最早的杏树,正当开花时,父亲不得已砍了当柴用。社员张顺贵看到后,回家背了一捆黍杆给我家当柴火,对我说:“你拿根绳子跟我去大队饲养场背捆玉米杆,回来当烧柴”,父亲立即阻止说:“那是队里的财产,我当干部不能随便拿生产队里的任何东西”。

父亲从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贪占队里的便宜。有一年过年,村保管员李某趁父亲不在家时,给我们送来三斤粉条,六块冻豆腐,父亲回来发现后立即让我送回,说:“咱不能要,如果我收了,怎么去管别人”。

农忙时节因白天队长们都在田里干活,只能在晚上九点以后召集齐生产队长开会,经常12点前后才能散会,会后村干部再集体研究问题,有时一点左右才结束。大家伙觉得饿了,偶尔打平伙,父亲总是婉言谢绝,独自回家吃点菜角角就腌菜充饥。为了避嫌,他要求班子成员都不参与。大队有粉房、豆腐房、油房,他也从不沾一口。

六十年代商品奇缺,自行车、缝纫机、钟表、布料等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或上级分配,有个亲戚想买个缝纫机,找我父亲要个号,父亲严词拒绝。上级发下来的救济粮、救济款、日用品、粮基地、宅基地,都坚持集体讨论,公开透明。有的社员无理要求,谩骂、恐吓,他坚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解释,在原则问题上,不迁就不退让,切实做到了公正公平。

扶弱济贫、热心助人

父亲很重视对孤寡老人、五保户及困难家庭的关爱。上级发下来的救济粮、救济款,他都能及时组织发送到困难户中,帮助他们渡过生活难关。

社员王海元是村里的残疾人,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有一年家中无米下锅,父亲知道后从家里装了一斗小米送去,并协调小队给安排到队里当保管。80年代,他闺女王玉莲哭着给我讲述了这件事,并说:“你爹是我家的大恩人,一辈子忘不了他的救难之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坚持原则、爱憎分明

 在是非面前,父亲敢于坚持原则仗义执言。三年困难时期,村上为秋收安全成立了以公安员王来礼为首的民兵看田护秋队,防止了粮食被盗,也引起了少数人的不满。“四清”运动中,县里工作组长杨守仁轻信馋言,以“殴打贫下中农”罪将王来礼报县公安局抓捕。时任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坚决反对工作组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不实之辞,呼吁不要冤枉好人。县里多次来人调查,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并多次带着日常生活用品到县看守所探望王来礼,给予安慰。在他的坚持下,县里撤走了工作组,王来礼冤案得到平反。来礼的母亲、老党员安二焕老人临终前嘱咐儿子:“王凯是真正的党员,大好人。做人就要像他那样。”
坚持实事求是是父亲一贯奉行的原则。1958年,南关组织妇女捉露猴子(一种昆虫),成绩斐然,受到上级表扬,有人欲将数字扩大争取“更大光荣”;三年困难时期,公社要求在原报产量的基础上上提30%,父亲都坚定地拒绝了,抵制了浮夸歪风。因此他受到上级批评,但保护了群众利益,他觉得是值得的。困难时期,一些社员对缴公粮有意见,有王某在场面公然说风凉话。父亲当即反问:你两个儿子当工人吃谁?随后在全村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南关的任务粮如期完成。

破除迷信、不信鬼神

父亲虽然是农民出身,但从不迷信。在牛鬼蛇神肆虐的年代,有一段时间,村里人说过街楼上有鬼,每晚12点有“鬼在点灯”,忽明忽暗,村里死个人都说是经过了过街楼“跟上鬼了”,一时间弄得村里沸沸扬扬,甚嚣尘上。白天,大人小孩儿都不敢经过过街楼。父亲下决心查个究竟,有天晚上凌晨一点钟,从大队开会结束后,回家时看到了过街楼有光亮,随即他登上过街楼,立即真相大白,原来是有人在楼上摆了贡品,点了香火蜡烛。第二天父亲为这事专门召开了会议,讲述了前晚去过街楼看到的情况,并利用村里的广播、黑板报进行宣传,让各队长给社员传达不要相信鬼神的说法,消除了社员的顾虑。他是个农民唯物主义者,从不信邪,成为村里“破四旧,立新风”的典范。

热爱家庭、关心家人

三爷爷王守业早年参加革命,是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员。繁峙县解放后,他奉命转战到应县做统战工作,为应县的早日解放做准备。在应县解放前三天,因叛徒特务告密,三爷爷不幸遇害。父亲获悉后心急如焚,携带干粮,领着三爷爷长子五叔王生录,历经三个月的时间,不畏冬季冰雪严寒,访遍应县、广灵、灵丘一带,寻找三爷爷的下落。后又为三爷爷英勇牺牲之事,四处奔走,找政府部门反映,绝不让革命者流血献身,亲人再流泪,最终政府确认三爷爷为烈士,家属享受到应有的待遇。 每逢我探家回去,父亲总是嘱咐我说:“买点点心去看看你三奶奶,你三爷爷为国捐躯是功臣,三奶奶是遗孀,你们不能忘记。”

60年代父亲爱喝点酒,有时给我一毛钱,让我去康瑶瑶家打二两散白酒解馋70年代末期,春节我探亲回家,特意从部队军人服务社买了两瓶汾酒给我父亲,没想到父亲说:“送给你四爷爷(王守明)吧,他解放前当过兵,打过仗,现孤身一人,国家照顾他是责任,我们照顾他是义务。”我说:“给你留一瓶,送给四爷爷一瓶”,他执意不肯,又让我买了糕点和两瓶汾酒一并送给了四爷爷,四爷爷含着泪说:“生娃总是想着我,接济我。”

 父亲是严父又是慈母。父母同庚,1963年42岁的母亲病故,留下我和两姐姐两弟弟。大姐出嫁了,我们姐弟四人尚未成人,尤其18个月的三弟失母断奶,经常哭闹无常,抚儿育女、吃喝拉撒等重担一下子全落在父亲的肩上。他忍着中年丧妻的巨大痛苦,村事家事焦头烂额不言而喻。父亲每每早早起床,做好一天的饭,早饭后二姐洗锅涮碗,午饭晚饭热热而已。晚上父亲开会回得迟,他胡弄地吃几口冷饭,端详着入睡了没娘的孩儿,深深叹息,痛苦无奈,奈何诉说,说予谁听?他疼爱着儿女,发现二弟直挠腿,晚上他翻出弟弟的裤子仔细地瞅端,发现竟然起了虱子。他紧皱着眉头,边捉虱子,边长吁短叹,泪珠不停地掉落,刚强的父亲在困难面前从未示弱,为没娘的孩儿却是如此揪心撕肺。此时,他想起了与他患难与共、温柔善良的妻子,喃喃与我说:“你娘跟上我一辈子不好活。”我除了挥洒思母的泪水,又能说什么?一位贤妻良母,为丈夫为儿女付出的是苦难,却没有享受过子女的福报,父亲的遗憾莫过于此。

1968年冬天,我把当兵的想法和父亲商量,他毅然支持了我的意愿。1969年元月我光荣参军,20年的戎旅生涯,使我得到了锻炼,多次立功受奖,成长为一名军官。大爱无疆的父亲,为儿女的成长倾注了多少心血啊!

不幸的是,40出头的姐姐病故了,父亲又经历了老年丧女的打击与痛苦,日渐衰老,加之早年参加重体力劳动,以及长期担任村里主要领导超负荷的工作,透支了身体,犯有严重的肺气肿,我接父亲到我家住并安排进入军队医院治疗,但他仍念念不忘村里的事。1985年正月,父亲终因积劳成疾,由肺气肿发展成肺心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给我留下了深深地遗憾与愧疚。

父亲一生对党忠诚,在政治环境变幻莫测的年代,父亲被错误批斗,蒙冤受屈时没有动摇信念。重新工作后,他不计前嫌,把心都操在了全村的工作上,使村里的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他的付出和贡献足可以彪炳史册。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本色,父亲做出了表率,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不谋私利,秉承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原则,深受村民赞誉和拥戴。

父亲一生丹心照日月,亮节耀后人。我从小耳濡目染父亲高尚的人格品质,他不仅是我父亲,更是我一生成长的导师、楷模和榜样。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潜移默化中我学会了怎样做人,如何做事。父亲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精神财富,它像泉水一样长流不息,像青松一样永远翠绿,我们会将这份宝贵的财富,薪火相传,让其生生不息!

             二〇二一年二月六日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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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杨荣    图文编辑:侯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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