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害夫皀殳，其实是两个字，害夫音胡，是周厉王的名字，皀殳是通称为簋的青铜器的本名，意思就是周厉王的簋，为了方便，也可以就叫胡簋。 西周考古近些年来一直进展不大，关键就是宗周城和西周王陵没有找到，上世纪70年代凤雏遗址曾被寄予宗周的希望，但现在已经沉寂下来，周公庙墓区似乎感觉触碰到了西周王陵，但几千年持续的盗墓让历史信息荡然无存。因此，作为西周王器的胡簋在考古和史学研究上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胡簋，西周厉王时期青铜器，1978年5月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齐村出土。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重60公斤，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录。 胡簋是存世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堪称“簋王”。确实，平时经常看的都是利簋、颂簋等正常体型的簋器，那是真可以拿来吃饭用的。而突然来到高大魁伟的胡簋面前，顿有王者之气扑面而来的感觉。 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为最高礼仪等级，不但器数最多，而且也应最为高大雄伟。但西周年代久远，天子九鼎早已佚失，后世甚至怀疑是否真有周礼所说的鼎簋礼仪。建国后陆续出土了多套周代诸侯的列鼎和列簋，证明了历史上确实存在鼎簋制度。而且，从近代出土的大盂鼎和大克鼎，可知周王臣子的家族就已经能铸造和使用庞大的铜鼎，那么天子的九鼎应更为高大。其实，从这件雄伟厚重的胡簋身上，已经能想象到与它相配的天子鼎会是更加雄伟。 胡簋的器型和饰纹也处处透着王气。宝簋上圆下方，圆形腹，方底座，象征天圆地方。器腹上部和圈足各饰一圈钩云纹，底座和腹中部饰竖条状瓦楞纹，如老虎身上的条纹，密集之状，让人有种压迫感，突显王家的强势。 西周的簋器一般采用兽首双耳，而且双耳高度不超过上口，显得稳重大方。而胡簋的双耳却采用凤鸟，一下就显出不同于平常之簋的王气，而且双耳向上，大大超过上口，显出云腾之势，透出一股神秘和狰狞，令一般在鼎遮衬下很低调的簋器，突然也飞扬跋扈起来。簋都做得这样嚣张，真难以想象周王的大鼎又会是什么样的气势。 不过，贴近了仔细看胡簋，就会发现虽然器形雄伟，但制作却显得不很精致，甚至有些粗糙。特别是坚条状瓦楞纹本应是上下笔直和间隔一致，但在胡簋上却既不直又不均，显得零乱，使胡簋雄伟之外又有拙朴。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经达到顶峰，近年出土的宣王时期的逨盘、逨盉等器，都是造型优美、纹饰精巧的青铜器精品，但这件宣王父亲厉王时的王器，除体形和器型独到外，细节上都逊色很多。这大概要跟厉王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相关了。 西周自昭王起，对外方面多次征战失败，内部方面土地天子所有制受到新兴贵族私有制的强烈部击，诸侯也不断坐大，厉王上台时已经面临空前的危机。过去的史书中一直把厉王描写成既贪财又独裁的暴君形象。 但其实厉王也是在推行一次改革，他想通过恢复山川河流土地的天子国有，来重新加强周王室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掌握力，又想用封闭言论来压制舆论，强力推行自己的改革。可以说，周厉王在面对王室权威下降和国力衰败时，采取了与后世商鞅、桑弘羊、王安石和洋务运动差不多的思路。 不过，在中央集权刚露出萌芽的西周，周王绝对没有后世铁血宰相们的绝对权力，所以在统治阶级内部就先引起了混乱，最终在公元前841年，暴发了国人暴动。过去解释国人是周朝镐京里的平民，其实应该既有平民也有贵族。因为，厉王在面对造反的国人时，曾问自己的宗周六师在哪，旁边的人告诉他，六师士兵就是由国人组成的，现在他们就在造反的队伍里。 厉王的这种窘境，从他在胡簋上所铸的铭文就可窥一二。簋内底有12行124字的铭文，是在厉王十二年，即国人暴动之前的公元前867年，周厉王为祭祀先王所作的一篇祝词。 王曰：“有余隹小子，余亡康昼夜, 坙雝先王，用配皇天。簧黹朕心，坠于亖方。肆余以士献民，爯盩先王宗室。”害夫乍将彝宝簋，用康惠朕皇文剌且考，其各歬文人,其濒才帝廷陟降，貈皇帝大鲁令，用素令保我家、朕立、害夫身阤阤降余多福,宪宇慕远猷。害夫（胡）其万年，将实朕多御,用贲寿，匃永令，畯才立，乍疐才下。隹王十又二祀。 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土献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将彝宝簋，安惠干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 厉王在铭文中都已经祈求老祖宗们保护其家、其位和其性命，可见时局动荡和朝不保夕了。
周厉王最终被轰到了外地，到死都没回来，而且引发了西周灭亡的导火索。他试图强化王权的努力最终一地鸡毛，只给后人贡献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成语，提示后人“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2012年，为参加海峡两岸共同举办的“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胡簋曾与周厉王的另一件王器胡钟，一起越过海峡，与台北故宫典藏的厉王器宗周钟相会，这三件世间仅存的西周厉王器相隔近三千年再次见面，希望以后这三器能到大陆再相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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