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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尚未平息，依旧严峻，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每天从电视看到各地白衣天使驰援湖北，日夜奋战在病房，看到年逾耄耋的钟南山院士和其他专家亲临一线，看到李克强总理亲临江城考察病情，问候医务人员和当地民众。一幕幕动人心弦的场面，一件件暖人心怀的事情，成为一种承前启后、教育后人的爱心和精神。 在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历史上，曾经记录了多少场几乎灭绝人类的瘟疫，也曾经镌刻下不少与瘟疫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翻开与瘟疫的斗争史，读到在两次重大灾难中奋不顾身地保护人民生命的一吏、一医和一村人，读之深受感动而泪奔。 宣统元年（1909年）2月，晚清名臣锡良奉命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相当于黑吉辽三省的省委书记兼省长）。然而就在他上任第二年的1910年（宣统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如一道雷击几乎将他击倒在地。事发于10月25日冬天，两名从俄罗斯归国的劳工，在中俄边境满洲里的一家小旅店一夜暴亡，尸体呈紫黑色，死状可怖。12天后又有两名劳工猝死，并将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难的奇怪症状传给了同住旅店的4位房客。 这种怪病是在西伯利亚旷野捕猎旱獭的中国劳工带回的，旱獭是珍贵的毛皮动物，却也是鼠疫杆菌的重要宿主。不久鼠疫在劳工聚集的哈尔滨道外傅家甸地区大规模爆发，一家家的人死去，尸体随处可见，街道变成鬼城，连前来处理的警察也纷纷倒下。而瘟更是一路蔓延，长春、沈阳接连失陷，关内的河北、山东也爆出疫情。一场灭顶之灾就在锡良的眼前发生。 尽管对突如其来的灾祸原因一无所知，但敏感的锡良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瘟疫的苗头。心无杂念、不为“乌纱不保”“红顶落地”所虑的他，没有瞒报，没有延误，当机立断立即向朝廷发去了第一份疫情报告。他同时要求东北铁路各州县，把每天的疫情及时用电报向他汇报，并且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 在锡良的频频上书报告下，面临寿终正寝危机的大清朝廷，竟然对此人命关天之事十分重视，并不以为是“妖言惑众”而加以管控，尽其所能寻找最权威的专家队伍。经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时年31岁的马来归国华侨、拥有剑桥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他带着助手，手提满满一箱检验器材，于12月24日抵达瘟疫中心哈尔滨。 伍连德这位毫无功利之心的医官，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马不停蹄地投入疫情调查。他亲自反复深入疫区中心傅家甸，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室内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内捕获的家鼠身上并无鼠疫杆菌。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前人闻所未闻的大胆理论——这一次的鼠疫，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这就是日后医学界熟知的“肺鼠疫”。 这一大胆的理论，得到了锡良和朝廷的信任。伍连德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路径，保护易感人群。搜寻感染病人、焚烧病人尸体、隔离“疑似”患者、实行交通管制、封锁整个东北、保护疫区居民……这一系列独出心裁的方案，不仅得到锡良的首肯，而且也受到朝廷的支持。 锡良以超乎寻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调集资源，使方案得以付诸实施。当焚尸的动议遭到各界反对阻扰时，锡良力排众议，支持伍连德上书陈情，最终获得摄政王载沣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尸”的宝贵圣旨。宣统三年的大年初一，在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上，2200多具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根据伍连德倡导，锡良在吉林等地组建防疫总局，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行政体制。对巨大的防疫费用，锡良合法地动用权力，向银行借款。对于处在瘟疫第一线的防疫人员，锡良上奏朝廷，为防疫人员予以褒奖，对殉职者以优厚优恤。反之，对防疫中庸碌无为、推诿拖延的官员，锡良毫不留情给以严厉处置甚至立地革职。老骥伏枥，负重前行，锡良成为清朝日落前的一道璀璨余辉。 对症下药的措施立竿见影：1月31日，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拐弯向下。2月20日，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4月，鼠疫终于彻底扑灭。事后统计，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6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后果不可谓不惨痛，而倘若没有锡良和伍连德的联手合作，全力以赴，整个东北或许就成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了。 在东北鼠疫被扑灭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总督的支持下，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成立。这是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现代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成为奄奄一息大清帝国的最后绝唱。 令人闻风丧胆的鼠疫（也就是史书中记载的“欧洲黑死病”），曾经是世界十大瘟疫之最。如果把这场中国东北的鼠疫追溯到250年前，在1665年到1666年发生在英格兰的大规模瘟疫中，有7.5万到10万人丧生，超过当时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场瘟疫被确定为淋巴腺鼠疫。令人深感奇怪的是，瘟疫从伦敦开始肆无忌惮地扩散，蔓延速度和范围无法控制，唯独英国北部却幸免于难。其中不能不归功于一位牧师威廉·莫伯森以及一个叫亚姆村的一村人。 1666年6月的某一天，一名来自伦敦的面料商人把瘟疫带到亚姆村的裁缝一家4口，两天后全家人发烧昏迷、皮肤溃烂死亡。紧接着村民们陆续出现高烧症状，使刚听到几百公里外的伦敦传来黑死病消息的村民无比恐慌，决定往北撤离，远离瘟疫。威廉·莫伯森听说后心急如焚，召集村民到教堂商议：是北撤把瘟疫带到北方呢，还是留在村里阻止瘟疫波及北部英国。他大义凛然地表示：“我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把鼠疫传给周围的环境。如果大家接受我的建议，也就等于接受死亡。我唯一能做的是保证与你们在一起，只要一息尚存，就会全力超度你们的亡灵。”教堂在沉寂数秒后，一个、两个……所有的村民都站起来了：我们留下来，向死而生。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面对瘟疫村民们采取了最原始却又行之有效的方法：隔离、封村。1666年6月24日，亚姆村正式实施“封村”“阻路”，村民自我隔离在有水井的笼子或围墙里，把感染者移送到酒窖和地下室中。到了8月，村民的死亡达到了最高峰，但始终没有一个村民选择逃离，勇敢地接受死亡。越来越多的村民被确认染上了黑死病，感染而死的尸体被集中深埋，留在村子里则是越来越多的墓碑。墓碑上写着每个逝者的遗言，其中牧师威廉写的是：“希望你们把善良传递下去”…… 整整隔离400天后，瘟疫才随着感染者一个个死亡而消失。在埋葬了最后一个鼠疫死者，亚姆村350人只剩下了70人，其中33个是16岁以下的孩子。这33个孩子被单独留在教堂的各个角落，除了牧师每天送一次食物外，不得与任何人接触。对亲人的思念和长期的精神压抑，他们都或多或少患上了精神疾病，其中一部分在郁郁寡欢中死去或抑郁自杀。 当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听到亚姆村战胜瘟疫的可歌可泣事迹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要求全国弘扬亚姆村村民抗击瘟疫的事迹，并特赦该村后代世袭免税。亚姆村村民们在牧师威廉·莫伯森的带领下，放弃自己生的希望，换取他人更大的幸存，也一直被后人称为“贤者善人”的代表广泛流传。 掩卷深思，我的耳边萦绕起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那段话：“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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