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化的“啃老”，“土味情话”与“门当户对”：与吴小英老师的漫谈

wenxuefeng360 2021-07-09

展开全文

泛化的“啃老”：

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啃老

严八：在今天的年轻一代中，“啃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啃老”一直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汇，然而近些年来“啃老”似乎正在褪去其“道德批判”色彩，或者说社会已经开始接受“啃老”这种现象的常态性。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话语体系的转变的？

吴小英老师：主要是“啃老”这一词汇的使用语境在尤其是80后之后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谈到“啃老”更多的是可以自食其力的年轻人不出去工作，还要父母养着；今天我们所说的“啃老”这一词汇的使用是越来越泛滥了。这种变化首先还是基于结构性的因素，即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少子化现状使得代际关系的方向确实发生了下移，另外一方面寿命的延长也使得父母也希望在自己能够提供帮助的时候给予子女支持，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以心换心”，是一种情感的交换。还有可能是基于社会舆论的影响，比如子女过得不好父母也会觉得没面子，或者是由于父母来自本能的“不忍心”。因此，不是说“啃老”这一行为被社会广泛接受了，而只是这一词汇使用的语境发生了变化。严格意义上的“啃老”——可以自食其力却偏偏要依赖父母仍然在今天的时代是会受到鄙视的。而老年父母给予子女的这种照料支持、经济支持之类的更多的还是基于抚育精细化背景下父母对子女压力的一种主动承担。

严八：那这种意义上的“啃老”是一种常态吗？

吴小英老师：也并不是。比如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家庭中老年人开始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他们甚至有的会告诉自己的子女：“不要再给我生二孩了。”因为他们知道子女工作、生活压力大，帮助子女照料孙辈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事。有一些父母也会想要脱离对子女的义务，开始学会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现象是多元化的，越来越多的家庭实践正在被创造出来。

严八：其实这些现象是不是也反映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难割舍的，可以说是延续终身的？

吴小英老师：是的，中国的代际关系之间可以说是存在着很深的羁绊。西方可能父母在子女成年之后，也会子女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帮助。但是中国的父母更多地会主动关心，这种对于子女的责任和义务是无限的。中国的代际关系讲求的是“我们大家都好”，代际关系中的任何一方在看到对方过得没有自己好的时候，其实都是会不忍心的。这里有一个很强大的文化根基在这里。

严八：其实就是所谓的“啃老”的子女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不是说忍心去啃父母的老，只是说我没有能力不去“啃老”。是吗？

吴小英老师：也不完全是这样。前面提到的这种“啃老”的前提在于子女自身是否足够努力，如果已经很努力了还是不得不啃老，那相信没有人指责，父母也会体谅。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基于个人选择、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追求自我梦想的啃老，这种情况存在父母的要求与子女的信念之间的落差，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与子女之间就会产生矛盾。

家庭功能与家庭现代化理论

严八：家庭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承担着多种的社会功能，但古德在其所著的《家庭》一书中却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所承担的功能是不断被外化而为社会所承担的，所以您认为，整体上来看，家庭所承担的功能是在增加还是减少的？

吴小英老师：首先我认为，家庭所承担的功能很难单纯地去从数量上来说是增加还是减少了，这背后涉及到具体如何划分不同家庭功能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家庭功能划分得更加细致，自然从数量上来看家庭功能的数量就增加了。但如果我们是从家庭所承担功能的范围上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家庭所承担功能的范围是缩小了的。

严八：如果不能单纯从数量上去讨论家庭功能的增减，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现代化理论中对家庭功能的观点？当时理论所论述的情景，又与我们当前社会有哪些不同？

吴小英老师：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阐述的变化，是与工业革命之前家庭的状况相比较而言的。工业革命将个人原本的领域切分为了公领域与私领域，家庭所负责的是其中私领域的部分；而工作则是在家庭之外，公领域的部分进行的。其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我们看到了国家和社会慢慢可以帮助家庭去承担一些原本在家庭内部实现的功能。比如过去我们会说“养儿防老”，这其实是养老的功能在家庭内部，通过养育下一代来实现。而今天我们就有了退休金，养老院等一系列公领域的制度与设施，来分担家庭原本所承担的功能。因此人们所期望实现的功能，实际是由公私两部分共同承担的。当功能无法在公领域中得到实现，比如老人没有退休金或退休金不足以维持个人生活，这时候私领域中的家庭就必须作为一个兜底的安全网，担负起这部分功能。而人们原有的需求，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加多样与精细化的。比如随着人们对孩子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对教育方面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很多微信家长群里面，班主任说一句话马上一呼百应。我们都开玩笑说实际上是班主任教会了家长，家长再去教孩子。班主任的话比上司的话还管用。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建立，教育功能由家庭转移到社会之后，家庭会重新参与到教育领域中，分担学校的一部分工作。

结婚率与婚姻制度

严八：中国人口的结婚率从2005年到2013年一直呈现上升，而在2014年开始呈现连续下降，请问您如何看待结婚率变动？

吴小英老师：首先，结婚率计算的分母是平均人口，包括那些不处于适婚年龄的人口，因此结婚率的变化很有可能与人口结构有关。其次，结婚率的时期变化可能会受到制度的影响，因房屋购买制度、拆迁补偿待遇引发的假结婚、假离婚等现象说明结婚率这个数字本身也许很难说明实际的人口婚姻状况变化。

严八：一些人认为结婚率下降是因为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您觉得未来的趋势会是怎么样？

吴小英老师：关于年轻人是否结婚，台湾的一位学者给了我很好的启发，就是当我们问为什么不结婚的时候，也应该问为什么我们选择进入婚姻？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婚姻制度问题，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婚姻制度是否发生变化，首先是文化，这是根本性的；二是婚姻作为一种制度能否使得个体的收益大于成本。从中国的实际来看，相对于个人，夫妻结合成一个整体能够享有更多的制度利益，比如准生证的办理、子女上学等等都以合法的夫妻关系作为前提。可以说，合法婚姻结成的夫妻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是制度的受益者，但时期而言的结婚率会受到其他政策变动的影响。

年轻人的婚恋：

从“土味情话”到“门当户对”

严八：就婚配行为而言，您认为当前年轻人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小英老师：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现在的年轻人更加乐于也更加善于表达亲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对爱人，亲密关系的表达被认为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我们不擅长表达亲密，给父母取昵称等行为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意表达、“秀恩爱”等变得顺畅而普遍。“土味情话”的流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年轻人用这种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喜好和亲密。

严八：有时候“土味情话”并不真诚，很多时候会被用来避免尴尬的一种玩笑话，并且真诚与否，双方可能都能感觉出来。

吴小英老师：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今天的年轻人看待两性关系似乎是多层次的，从不喜欢到喜欢之间还有很多个阶段或很多种形式。过去我们对于两性关系的判断就是简单、单一的喜欢或者不喜欢，当然也可能存在多层次，但是公共话语是不允许的，只是今天更多的形式被人们所接受。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门当户对并不是婚配条件的重点，至少不是可以摆在门面上可以明说的条件，但对现在的年轻一代而言，门当户对可能是相对重要的一个婚配条件。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之前世代的年轻人，特别是在60、70年代，政治因素，如家庭出身可能是婚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于当前年轻人来说，政治因素变得不那么重要，这就会使得家庭背景等因素变得突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房产的商品化推动了家庭财富的累积，家庭间经济水平的分化程度提高，家庭因素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年轻人婚配的重要考量。

严八：年轻人更加注重门当户对是不是因为不同家庭背景下个体品行的差异，说到底人们看重的还是个人的品性和行为？

吴小英老师：的确，一个人的品行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好的期刊中的文章也会是相对比较好，但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假设是家庭背景对个人的品行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信息化时代，这种影响的程度大小、是否仍然显著需要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