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人性而言，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人之好堪称世界之最，中国人之坏也是举世无双。我们一面高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面又高唱“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些话语，一直都在两个极端动荡。
在这里，我想说我体会的人性是什么，我也想说我认为启动人性的主宰是什么。我所体会的人性具有双重标准，而主宰人性的原动力则是基因。执笔之前，我反复地想过，写基因与生命的文章，是我的本行，容易得多，因为基因决定人的生理、生机、生活和生命，何况又有实验结果为证。可是要写基因与人性的文章，因属哲学范畴而难处较多，没有实验证明基因直接决定人性，有的都是哲理的推敲、演绎与引证。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还是大胆地写了，留待日后大家小心求证。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现象，世人皆知，但是对其遗传定律的揭晓则是19世纪末叶的事。遗传的因子叫基因，构成基因的分子是DNA。DNA分子结构的发现，使得生物学的进展一步登天，进入基因时代。1953年，一位年轻的美国科学家华森（J.Watson）和另一位年轻的英国科学家克里克（F.Crick）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了一项惊人的发现，他们将富兰克林（R.Franklin）女士用ⅹ光绕射结晶体摄影术来分析DNA的分子结构的结果制成模型。从她的影片上，华森和克里克看出了DNA的双螺旋（Double Helix）结构及其潜在的复制机制。双螺旋结构首度解答了DNA结构与复制之秘。这项发现在生物学上堪称无与伦比。毫无疑问，双螺旋结构是为了DNA能够精确复制自己而设计的。这种设计真是天衣无缝。突然间，DNA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化学分子，生命的存在和繁衍都依靠这个分子。 令华森和克里克连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是，他们的发现会引发20世纪末所掀起的一场规模如此宏大的科技革命，其影响之深远，涉及之广阔，史无前例。今天DNA已经是家喻户晓。衣食住行用它，医生治病用它，族人归宗用它，刑事办案用它，动物复制用它，植物转化用它，商人赚钱用它，我写人性用它。世界上有半数以上的科学家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研究它。在自然界，除了一部分的病毒（virus）之外，几乎是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都受制于其DNA。在DNA的双螺旋结构面世9年之后，华森、克里克和另一位X光绕射专家威金斯（M.Wilkins）在1962年获得诺贝尔奖，名至实归。在DNA分子上最基本的功能单元叫基因。50年来，基因研究硕果累累，涵盖从结构到复制，从切筛到重组，从调节到转移，从进化到图谱，从医疗到增产，无所不有，无所不及。目前，学者正在利用生物科技来了解基因的功能，以求借其功能来改善人们的健康，或进一步改变并引导基因来塑造更健康的身体。为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于1988年设立人类基因计划组，并聘请华森博士主其事。这一项“人类基因图谱计划”，是要为DNA分子的30亿碱基对定序，计划投资30亿美金，至2003年4月14日已宣布全部完成。2000年6月27日，由美、英、德、法、中、日等6个国家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和美国琴雷拉基因科技公司，共同发布了人类基因图谱的草图。这一大突破被誉为生物界的“登月”壮举，对人类自身的了解因之迈进了一大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应邀出席了这项联合发布会。从人类基因图谱上我们可以得知，人类所有的基因，并没有以前估计的8万到10万个那么多，大约为3万多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有26588个基因，其中大约1%操控我们的免疫系统；2.9%主导预防肿瘤的发生；3.3%负责细胞间的沟通；5%制造细胞；10.2%制造化学反应的酵素；有13.5%在控制细胞核的运作。还有41.7%的基因的功能尚待确定。同时，我们也知道人体每个器官所含基因的数目为，大脑：3195；肝：2091；心：1195；肺：1887；红、白血球：8和2164；脂肪：581。每个细胞的DNA都含有复制生命的全部密码。DNA是个庞大的分子，印出来有75490页报纸之长，即使每天花8个小时研读，也要30年才能读完。无巧不成书。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疾病亦有4万种左右。科学家们已经找出许多与基因缺陷有关的疾病，包括老年人的帕金森氏病，儿童的神经失调症，致人猝死的心血管症，使老年人失明的视网膜黄斑部退化症等等。此外，科学家也已经发现影响肥胖的基因、同性恋的基因、尼古丁上瘾的基因、囊性纤维病基因、肌肉萎缩症基因等，其数目正在与时俱增。现在又有人相信，基因除了具有自然的本能或天生的本性之外，也受环境的熏染与影响。果真如此，则基因的特性既有本性的成分，也有习性的成分。从基因的构造上，可以分析得出来它的一些功能。至少，在DNA的双螺旋结构上，可以推测出它有自我复制的潜能。这些潜能都是这些分子与生俱来的，所以可以称为自然的天性或本能的本性，我在此采用本性的说法。基因是由DNA大分子构成，而DNA的结构则呈现双螺旋形。这个双螺旋像是一个长形阶梯，围绕着个主轴，向右盘旋而成为一个双链螺旋。这个双链螺旋两侧的双链是这个阶梯的骨架，它是由醣和磷酸组成的，而其内侧的每层阶梯则是由两个不同的碱基通过其间的氢链连在一起，一层一层地重叠。DNA含有四种不同的碱基，通常是以A（Adenine）、T（Thymine）、G（Guanine）和C（Cytosine）为代号。这四种碱基虽然在不同的生物中的比例有异，但A和T以及G和C的比例一致（1：1）则不会改变。换句话说，一条链上的A总是和另一条链上的T，G总是和C经由氢链连接在一起建成层层的阶梯，阶梯之间的距离则为0.34纳米。在这一圈的内侧有10对碱基，也就是10层阶梯。在所有的生物中，DNA所含的四种碱基都是相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缠绕交织在DNA上的顺序不同。碱基与醣和磷酸结成为核苷酸，所有生物的DNA都由两条多核苷酸链相互缠绕，展现为美观的双螺旋形的生物大分子。一般而言，生物中DNA分子的大小约为从400到30亿对碱基，它们是控制一切生物遗传特性的密码。从这个双螺旋的结构上，华森和克里克一开始就很敏锐地看岀DNA复制的机制。所以他们于1953年4月25日在《自然》杂志上发表DNA分子结构的同时，也提出了DNA复制的机制。依据他们所提出的模型，在DNA所有的强键之中，氢键非常特殊。它既能够固着碱基，又很容易分离。因此，当氢键分离时，双螺旋马上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复制的模板。又因为一条链上的A总是跟另一条链上的T相配，一条链上的G也总是跟另一条链上的C配对，成为互补，像是拉链，要对准齿轮，才能开关自如。这就自然地形成一种使用从正像到负像的复制过程。这种负像反过来再产生和原来的正像完全相同的拷贝。这就是DNA分子复制的基础和原理。一个双螺旋的DNA分子，由于两个碱基之间氢键的分离而一分为二，所复制的两个双螺旋和原来的那个一模一样，是自己的拷贝。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讲，DNA分子的复制是生物生生不息以及物种演化的基础。生物要继续生存，就必须经得起“物竟天择”的进化过程，就必须一代一代地繁衍不休，就必须要具有能复制的DNA—基因。从基因双螺旋结构上的设计来分析，基因唯一的目的就是复制自己，为了达到此一目的，就要使拥有基因的个体生存并繁殖。简言之，所有生物个体，包括人类都是基因生存的机器。譬如，猴子和鱼也不过是维持基因在树上和水中生存的机器而己。基因要复制自己，就要行为自私，更何况基因是自私行为的基本单位，而自私行为又是进化的原动力。不自私，就难以度过自然选择进化这一关口。基因除了拷贝自己的模子之外一无所有，而要完成拷贝自己的唯本领就是自私。要自私地利用一切所能利用的机制和物质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宇宙间所有的生物个体，包括我们人类都是基因的贮存、生存与繁衍的工具。换言之，基因把生物躯体视为它的殖民地，把生物细胞视为它的工厂，把细胞核里的核苷酸视为它的原料，用来复制自己。基因不但利用自私行为进行自身的复制，还利用自私行为保障自己的永垂不朽。正因如此，基因才不会衰老，即使是活了100万年的基因，也不会比它仅仅活了100年的同伴更有死去的可能。它无情而自私地，一代又一代地，从一个生物个体转到另一个生物个体，用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并用它自己生存的目的，操纵着它们。又在一代接一代的生物个体进入衰老死亡之前，就无情地抛弃它们，转而去利用年轻力壮的个体来进行自身的复制。在理论上，一个DNA分子能够以自己的拷贝形式生存1亿年，成功的基因会将生存机器的死亡至少推迟到生殖之后，这是基因最普遍的自私行为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生物个体，其生存时间不论何等短暂，都不过是基因的临时性运载的工具，一个接一个，一代接一代，使得基因个体几乎能够天长地久。在地球上，没有任何生物个体能够永恒存在，唯一的例外就是基因这个不朽的复制者。基因是利己的，每个基因只复制自己的基因。不但如此，还用心思地扩大复制，连感冒和狂犬病以及近期流行的非典型肺炎，都是利用打喷嚏和口吐白沫去扩展寄主而达到繁殖自己的目地。人的基因亦复如此。把基因传给自己的子女，又会因为爱自己的基因而爱护子女。一切都是为了基因，自私的基因。自私的基因驱使人也自私。在生物群中，每个成功的基因，都具有其成功的特性。一般来讲，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无情的自私。这也难怪，因为凡是经过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个体，都不是因为利他而成功的。于是乎，无情的自私就成了在生存上必需和应该的了。基因的功能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变更之中，有强弱之变，有开关之变，也有性质之变。近年来，由于基因图谱的全面解读，学者多在关注基因的表达与环境影响之关系。他们不再怀疑这种关系的有无，而是注重研究这种关系的因果和在基因水平上的机制和原理。基因不再单独地决定人类的多元性，而要加上与环境的合作与交流。在日常生活之中，大家最熟悉的例子是人的酒量大小要取决于人体内一种去氢酵素量的功用的强弱，这种酵素是由基因督造的。同样地，不喝牛奶的人，初饮牛奶会引起腹泻，习惯之后就好了。大家也都知道，核能的放射会引起癌症，导致癌症的基因人人都有，但癌症基因是否表达则因人而异。这种差异是后天的。这些都是环境影响基因表达的结果，我们姑且称其为基因的习性。研究基因的最近结果显示，环境对基因的表达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牛津大学研究人类基因的学者安东尼·莫纳克（Antony Monaco）和他的同事们近来发现，基因只是赐予婴儿学习说话的潜力，要学会说话，必须去向一位能说话的人去学，否则便不会。英国伦敦大学的学者特里·莫菲特（Terrie Moffitt）最近对400多位男童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不是所有受过虐待的男童都会变得不喜欢或不擅社交，只在受过虐待的男童中携带有一种改变的基因者身上，才有上述现象。于是，促成这种反社交的行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曾受虐待，一是具有改变的基因，两者缺一不可。人类的同性恋和动物的配对关系，也受基因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影响。多伦多大学的雷·布兰查德（Ray Blanchard）指出，有兄长的男性，有同性恋的趋向转高。这可能是因为同一胎盘被男胎占用过后的影响。艾莫里大学的汤姆·因赛尔（Tom Insel）和拉里·扬（Larry Young）发现有一种狼，配对时保持的关系较其它种类的狼更为长久，这也是由于基因改变的关系。上述诸多现象显示，环境对基因表达的影响很大。仔细想想，其实也是，人不是从基因模子里一次性铸成的，而是从环境中日渐长成的。 在人类发展史上，与发现基因的结构与功能同样重要，而且对人类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对人性的认识与阐释。这两项成就，一是生命的，一是生灵的；一是肉体的，一是精神的。 人有人性以及什么是人性，这是由25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儒家鼻祖孔子所提出的。在《论语》中，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不但首先直接地提出人性说，并指出在人性中，性的部分是先天的，习的部分是后天的。这就为人性中有本性与习性的双重性标下了脚注。孔子的孙子子思对人性作了更进步的阐述。《中庸》开篇的“天命之谓性”，说明世人皆有天赋的人性。在人性中首先表现和发展的是“率性之谓道”。在天赋的人性中，率性的部分是天生的、自然的，是人的本性。顺应这天生的本性自然地发展，就会有饥而思食、渴而思饮、寒而思暖、饱而思淫等等的欲望。所以孟子时代的告子说“食色性也”。这是天赋的本性。《中庸》接着又说：“修道之谓教。”修道的部分是习性的、人文的，是人的习性。人性中的习性，是修炼出来的，像《大学》里所说的修身齐家一样是修炼出来的。在《论语》里提出来的人性和人性中本性的部分和习性的部分，在《中庸》里都加以解说了。 “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孟子》和《大学》里都提出并分析了人性的问题。这么重要的思想，起源于两千多年之前的中国，这是中国先贤为世界人类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应该说，不管科学如何进步，文化如何发展，都只能更详细地解说人性的内涵，而无法改变人性的本质。因此这些思想可令人人受益，不分男女老幼，亦不分古今中西。人有天赋的人性，人性中又有本性和习性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在人性中缺一不可，也不可分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上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后来基于各种理由，用以代释天性和习性的名词很多。有的用自然性和人文性，有的用先天性和后天性，我曾用过本能性和本质性。近代学者更直截了当地用动物性和文化性。我是学生物的，所以倾向于采用动物性和文化性。其实，最确切的名词应该用“动物通性”和“文化特性”，因为人性中的动物性为所有动物共有，是动物的通性，而人性中的文化性则仅为人类所特有，其他一切动物身上都阙如，是人类的特性。生命大约是在几十亿年前开始的，经过无数演进的过程才进化到动物。人类则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猿在DNA顺序上与人类极为相似，只有2%的差别。目前在人类身上找出来的20000多个基因中，除了300多个之外，在老鼠身上都有。人既是来自动物，自然会有动物的本性。动物性就是《论语》上所说的“性相近也”的本性，《中庸》上所说“率性之谓道”的率性，《孟子》上所说“食色性也”和“生之谓性”的生性，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自然性。在人类的动物性中，包含着“原欲”和“原恶”两个部分。人类的原欲是食欲、性欲和知欲。食是为自己的生存，性是为后代的繁衍，知是为保护、强化和改进人的生存和繁衍。这三种欲望是人类代代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没有食，人类会绝种；没有性，人类也会绝种；没有知，在一个物竞天择的大进化中亦会绝种。由此来看人的原欲和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共殁。自古以来，不论中外，不分贵贱，没有人不是在全力追求人类的原欲。上自皇室的满汉全席和三宫六院，下至庶民百姓的饮食男女，没有一样不是为了满足食欲和性欲的。食欲和性欲都满足了，人类才保证可以继续生存、繁衍，不断地繁衍、生存。但是，在人群中，有些人所追求的原欲却无法适可而止，因而触犯了道德和法律。人性中的动物性确实来自动物，所以我才说这是动物的通性，人类有，动物也有。不仅是动物有，植物也有，连微生物都有，所有生物都有，哪个没有，哪个就活不下去，就会绝种。人类的争权夺利，拼得你死我活，不外是为了原欲，为了生存和繁衍。雄性动物如公羊、雄鹿和雄性猩猩等，为了占有与雌性动物群的交配权而角斗，也是为了后代的繁衍。所以动物为了生存，会弱肉强食；为了繁衍，孔雀会开屏。我们知道，当一只母狗生下一窝小狗时，你千万不要去伤害小狗，否则母狗会与你拼命，会为了保护下一代而牺牲自己。植物为了生存长得根深蒂固，为了繁衍开得花红果绿。我们也都知道，当一棵果树幼苗受到病虫害的侵蚀时，它会在未达开花结果的年龄开花结果，为的是留下种子。微生物也同样如此。我们大量地使用抗生素杀菌，菌类就靠进化的机制来演变、来抗拒、来逃避、来生存、来繁殖。一只公羊为了争取对多只母羊的交配权而与别的公羊决斗，不外是要繁衍众多的后代。这和古代一夫多妻制同一道理。从纯粹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讲，个雄性动物所产生的精子足以满足许多雌性个体的需要，所以雄性有乱交的倾向，而雌性产生的卵细胞少，乱交没有什么益处。这样，男性表现出拈花惹草的动物性也就事出有因不足为怪了。人类的动物性和动物的动物性如出一辙。除了争取自身生存和延绵后代之外，对下一代的保育可谓仁至义尽。有关这一点，亚当·斯密在其所著《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写道：天性使人把感情倾注在孩子身上，其强度超过对父母；使人对孩子的温柔比对父母主动，使人认为孩子是比老人更重要的对象。对于人性中的这一点，领会最深的是绑架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子的江湖大盗张子强，所以他选择了绑架李嘉诚的儿子，而不绑架李嘉诚本人，就是这个道理。人人都曾经为人之子女，也都会为人之父母，在亲情的强弱交替中，代代平等，谁都不吃亏，谁也都不占上风。上苍的安排非常公平。从生物的进化和繁衍后代的观点而言，为父母者，已经尽了生物繁衍的责任，而子女尚未尽职，所以要保护他们到尽职为止。人类动物性中的知欲，在动物界也存在。动物和人一样，可以从经验中学到避免有害，追求舒适快乐的东西，马戏团的驯兽师都懂得并利用这项动物的原欲。君不见，当你恫吓一条狗时，只要一弯腰，一举手，它便知道将有痛苦到来。伴随着上述三项原欲，在人类的动物性中还存在着和荀子所主张的性恶论不谋而合的三项原恶：任性，即无视既存的法则；懒惰，即追求不劳而获；嫉妒，即对别人的优越怀有恶意。这里所说的原恶，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恶的潜力。在未构成行为之前，都不能称为罪恶，可是犯了任何一项原恶，都能罪大恶极。全人类只有一个共同天赋的动物性，所以，全世界任何角落的人都不比别人更高贵，或更下贱。再伟大的人，他身上的“原恶”一分都不比别人少；再平庸的人，他身上的“原欲”也一点都不比别人多。在人类所具有的动物性上，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上述动物性的原欲中所提到的知欲，即求知，则必须面向文化。人类是由动物世界而来，却往文化世界而去，人于是就成了文化动物，而文化也就成了人类创造的产物。这说明人是由动物和文化构成的复合体，具有双重性，缺一不可。人的文化性指的是孔子在《论语》上说的“习相远也”，是习性，是学来的；是《中庸》里所谓的“修道之谓教”，是后天的，是修来的；是文天祥所说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化的，是悟出来的。文化性就成了人类由后天所学来的第二本性——习性。人类的文化包罗万象，凡是为了争取生存、适应环境、寻觅快乐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总成果，都是文化。人的求生本能是文化创造的动力。创造就成了文化的本性。没有创造就没有文化。人类的文化都是围绕着人类动物性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以创造的目的是要保障和继续发展人类的动物性，缺少需要就没有创造的动机，更没有创造的行为，文化事业便不会产生。在人类的文化性中还具有三种精神，可称之为“元精神”，那就是信仰精神、求知精神、爱的精神。这些都是后天的文化精神，与动物性的“原欲”和“原恶”之与人俱生不同。人类以文化性来制约动物性的过度发展，否则就会自相残杀而灭种。即使文化如此发展，人类还在制造武器、挑起战争、大肆残杀，令人担忧，但也维持生态平衡。不要忘记，自然保持宇宙间的生态平衡和限制人口无限增长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战争、饥饿和瘟疫，所以这些灾难还不可缺少。人类和自然之间要达成的是平衡与调和，不是对或错。人类以为对的，对自然而言可能是错；对自然来说是对的，人类也许以为是错。既然是要平衡与调和，双方都要付出代价。人类自从采撷了第一片树叶披在身上开始就有了文化。从钻木取火到登陆月球，从入山采药到复制人类，从羊肠小道到网络大道，这一页一页的古今历史，都说明人类的发展史就是文化的发展史。遗憾的是人类在科学上发展有余，在人文上升华不足。全世界的人，只有一个共同天赋的动物性，却有无数分别养成的文化性。人的动物性有如人的躯体，依进化遗传，整齐划一。而人的文化性却有如人的衣着，随好恶取舍，形形色色。故而在人类所具有的文化性上，人人不同。人性中的动物性变化很小，文化性变化很大，人类可以说是以文化装备起来的动物。在人类进化史的初期，也即文化发展史的早期，文化是专为动物服务的，人类处于主导的地位。随着工具逐步代替并解放人力，文化也日益发达而日趋占有主导地位。人类虽然是文化的创造者，但也是文化塑造的产品。因为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强烈地支配人的本质。人类既最有创造性，又最有接受能力，这样才能相辅相成、生生不息。前面所说动物性和文化性变化的差异，是指在人性中所具的双重性上相对的变化。当然，动物性中的原欲不能变，如果变得没有食欲或性欲，人类就绝种了。但是动物性和文化性在人性中的比例可以变，事实上这个双重性的比例一直在变。在幼年，人的动物性突出一些；在中年，人的动物性和文化性不相上下；在老年，人的文化性则更为突出一些。可以说，人性的升华是动物性的减少和文化性的增加。对于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以自己的成长为例，说得最到家。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随着人生岁月的增长，人性中的动物性愈来愈少，文化性愈来愈多。不过，不管文化的发展如何突出，只要有人，就少不了动物性。人性的双重性在人生大道上和日常生活中，如何交替或轮回表达，简言之，在人的行为中，什么是动物性，什么是文化性，则值得探讨。说明人性中动物性和文化性在人间表达的最好例子，是祖孙三代在“父慈子孝”亲情上的做法。在这三代，中间一代的作为最具代表性。一般来讲，他在对子女“父慈”上所表现的是动物性，人类要繁衍呀！他对父母在“子孝”上所表现的是文化性，他不能不孝呀！食色性也，是动物性，不用学；孝悌也者，是文化性，必须学。对子女的疼爱来自天生的动物性，人人都有，古今中外，连恶人都有。可是对父母的孝顺就不同了，多是来自后天的文化性，就像孔子所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古亦有谚云“久病无孝子”，一点儿都不错，因为父母在初病时，子女都表示孝心，日久之后，这份来自文化性的孝道就逐渐被动物性中的任性所取代了。爱自己的孩子是人，是动物性；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是文化性。自大自私是动物性，谦虚礼让是文化性。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把人性中的动物性和文化性描述得清清楚楚。“人生自古谁无死”是一成不变的动物性，否则自然界就会失去平衡；“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历代圣贤所追求的文化性，求之不易，做到的不多。世人皆知“学坏容易，学好难”。学坏是按动物性行事，是本能；学好是按文化性办事，先要克制动物性，那就难了。不讲理是动物性中任性本质的表现，讲理则是文化性中开放精神的发扬。任性行事的人动物性强，照章办事的人文化性强。用战争解决争端的人，发挥的是动物性；借议案解决争端的人，发扬的是文化性。我想大家都知道“9·11”事件的肇事者有强烈的动物性——兽性，而舍己救人的救火员则有强烈的文化性——爱的精神。就教育而言，家庭教育是一种天然教育。就人性而言，家庭环境是一种自然的人性环境，是一个使人满足“原欲”和容忍“原恶”的温床，容易让家人伸展动物性。相反，社会才是一个文化生息之地，才会引发人的文化性。在家里，人的动物性愈被压制愈会反弹，人的文化性愈被忽视愈会淡薄。易子而教就是要离开动物性的温床去加强文化性。要测验一个人的文化性的深浅，看看他对父母孝敬和对朋友友爱的程度就知道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子女（孩子）在家中和社会上的表现不一样。他们在家中表现出的动物性多于文化性，因为任性任情，百无禁忌；在社会上表现出的文化性则多于动物性，因为十手所指，十目所视。能够让子女们早点离家远游，独立生存，则有助于使人性中的动物性和文化性平衡。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做得比中国高明。中国的“四书”都是文化性的著作。《论语》是“群弟子，记善言”，《孟子》是“讲道德，说仁义”，《中庸》是“中不偏，庸不易”，而《大学》则是“自修齐，至治平”。可是明代的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则是在文化性中掺杂着动物性，或者是在动物性中点缀着文化性。而在《水浒传》中的有些章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的行动就是动物性压倒文化性了。 （一）孔子的人性论 儒学鼻祖孔子是最早提出人性论的人。在人性问题还是空白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简单却很重要的话，那就是大家熟知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千万不要小看这句话，它是儒家全部人性论的精华，而人性论又是儒学的基本问题之一。2500年以后，我们在讨论人性时所依据的仍然是这句话，即使从最现代的知识与见解来看，这句话还是正确的。“性相近也”中的“性”是天赋的人性。人性既然是天赋的，人人都有，个个都像，所以人的天性是相近的连尧舜禹一类圣人的本性都与小人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全世界任何角落的人，在天赋的人性上都是平等、一样的，没有高贵与下贱之分。这个天赋的、平等的人性，就是人性中的动物性。在“习相远也”中的“习”则是后天的、学习而来的。由学而得来的习性，形形色色，人人不同。就像由后天人文环境中习染成君子或小人，其间的差别就远了。这种大有差异的习性，就是人性中的文化性。孟子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在于提出了性善论。他是第一个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人性问题的人，想从性善论的角度解答孔子有关“仁学”理论上的诸多问题。简言之，孟子的性善论的理论是通过人禽之辨心性之辨以及性命之辨而建立的。关于人禽之辨，孟子认为人类与禽兽的基本区别在于人心所有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之心。其实这个被称为仁、义、礼、智的四端是人的社会本性，不是天赋自然的本性，也就是本文所称人性中的文化性。我们都知道，所有动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具有动物性，在这一点上，人禽之间没有分别。人禽之不同，在于人类在人性中除了有动物性之外还具有文化性，禽兽则没有。在这里，孟子所着眼的是人性中的文化性。关于心性之辨，孟子指出，人类所具有的一切“善端”都是经由“心之官”的思维而来的。当然，他早就提出了“心之官”与“耳目之官”的相对概念，从实质上来讲，这也是文化性与动物性相对的概念。“心之官”的思维是后天的文化性，而“耳目之官”则是先天的动物性。事实上，孟子并不否认人与禽兽有相同之处—动物性，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则是人类特有的文化性。关于性命之辨，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性是本性，命是命运。本性是天赋的、不变的，命运是客观的、多变的，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人的生性就是要满足生理上的要求，而要达到满足，却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命运的限制。命运的部分也是人性中的文化性。总而言之，孟子在性善论中所指的性，是人性中文化性的部分，也就是人性中善的部分。他忽略了人性中恶的部分。荀子的性恶论是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引发的。他们的立论对立，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的观点殊异，孟子的性善论指的是人性中的文化性，而荀子的性恶论指的则是人性中的动物性。从实质上看，人性中的文化性趋向善，而动物性则近于恶。就目前的情况分析，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没有错，因为在整个的人性中，有善也有恶；有动物性，也有文化性。荀子所谓的性，是指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也就是人性中的动物性。他还强调，在人性中，一旦有人为的成分，性就失去其自然本性了。因之，有些学者称荀子的人性论为自然人性论。荀子认为，性的内容包含了人的自然生理本能及对声色食物的需求之情。他还说，情是性的实际内容，欲是情的具体表现。总之，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好生恶死，好逸恶劳，这些都是人性中动物性的原欲和原恶。人类不能没有原欲，一旦没有就会绝种。可是有了原欲之后，原恶也就跟着到来。荀子曾说过，在人的本性中，包括着恶的因子（基因）。基因是人性中动物性的火车头，在性、情、欲的面前，人人生而平等，就连尧、舜等圣人也不例外，一例外就绝种了。因之，人的本性顺其自然发展，就产生了恶。他更进一步推论说，人之所以追求善，就在于性恶。总之，荀子只看到了人性中的动物性，却忽略了人性中的文化性。在人的双重本性中，既有天生的动物性，也有后天的文化性。孟子是盯住人性的文化性不放，大做文章其实，从他的论述中看得出来，他不是不清楚人性中还有动物性的一面，他只是为了加强自己性善论的主张把其他的都忽视了。荀子也是咬住人性中的动物性不放，大谈其中道理，对人性的文化性视而不见。他并非不知道在人性中还有人为的成分。其实，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人性中的两面，他们各看一面，难怪就会各执一词了。现在能用人性中的动物性和文化性把他们的两种理论撮合在一起，不但十分恰当，更是天作之合。引用孟子的性善论来为人性中的文化性作注释，引用荀子的性恶论来为人性中的动物性作批注，就能克服各自的偏见，达到切合实际。在先秦时期，人性论在儒家思想上发展得很快。在孔子以前，人性论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可是到了荀子时，就有五种不同观点，除了性善论、性恶论之外，还有“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和“有性善，有性不善”。告子就认为性可以是善抑或不善，像是流水一样，其方向取决于外力，“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他的名言“食色性也”也成为了历史上家喻户晓的金科玉律，而且开门见山，一针见血——要是没有食和色，又哪里能有你、我和整个人类？这就是人性中的动物性。我在人性上反反复复地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跳出孔子在2500年前所提出的六个大字：“性相近，习相远”。他真是了不起。只是两位后代大儒孟子和荀子把这六个大字分家了。孟子诚心诚意地希望人人都向圣人看齐，走上了“习相远”的路子。习既是相远，每人能做到的程度就大不相同，所以才有君子与小人之分。荀子一心一意地指出，顺其自然发展的人性都会趋向恶，便走上了“性相近”之路。在孔子的72世之后，我试图把人性的定义重新还原到当初孔子说的这六个大字上——“性相近，习相远”。如前所述，基因的特性有天赋的本性与环境导致的习性，这和人性中的动物性（人的本性）与文化性（人的习性）甚为吻合。我认为这种吻合不是偶然的，而是潜存着一种深远并待钻研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再进步地比较基因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动物性）、基因的习性与人的习性（文化性）的内涵，其相同之处更为明显，几乎像人与其影一样吻合：在基因的本性中有自我复制与自私行为，在人的动物性（本性）中有原欲和原恶；基因在结构上的设计基本上是为了复制，是为了生生不息、永垂不朽，而人的动物性（本性）的原欲即是食欲、性欲和知欲，食欲和知欲是为了保有和提高性欲，说穿了也就是为了传宗接代、繁衍种族。这和基因的复制永垂不朽，绝不仅仅是不谋而合，而是有因有果。因是基因要利用生物个体包括人类去为基因的复制而努力，果是人类成为了为基因复制的载体，基因在我们老死之前就已离开我们而进入到下一代、再下一代，生生不息而永垂不朽了。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繁衍种族上，我们可谓是基因复制的奴隶。基因和我们一样有“食色性也”的特事实上，是基因的“食色性也”驱使着人间的“食色性也”。基因本性中的“自我复制”相当于“色”自私行为”相当于“食”。基因的另一个本性是自私的行为，这也和人的动物性中的原恶吻合，而不是巧合。人性中的原恶包括任性、懒惰和嫉妒。把这三种原恶加在一起，不也都是出于自私吗？凡是生长在“物竞天择”的进化中的生物，不能不自私，否则就会绝种。人类的基因不能绝种，基因一旦绝种，人类也就绝种了；人类也不能绝种，一旦绝种，人类的基因也就绝种了。因为基因是自私的，由基因主宰的人性中的动物性也便是自私的。自私的基因带给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私本性，即使在我们日常利他行为的背后，也隐藏着出于自私行为的目的。人类的性格和行为，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环境养成的，古今中外争论不休。现在看来两者都有。基因在操纵人类的行为，人类行为也在左右基因的功能，本能与学习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日常所谓的“天分指的就是先天的本能，可为后天的学习铺路，所以才有“三分天分，七分努力”的说法。人类本性是善是恶，也久存争议。中国自古趋向性善说，西方早就倾向性恶论。深信性善的中国人，说道德，讲人情，重艺术，用人治，企盼明君贤相，用一部《论语》治国。笃信性恶的西方人，信宗教，讲公德，重科学，用法制，养成民主精神，用部宪法治国。中西文化之不同，多源于此。在研究基因与人性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我想通了人性中的动物性和文化性与儒家学说中的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关系。孟子的性善论所描述的是人性中的文化性。荀子的性恶论所针对的是人性中的动物性，两人的观点不同，却代表了人性之双重性的善恶两面。两人的观点加在一起，才是“性相近，习相远”所指的人性的全面内容。至此，我深信不疑，人性中的动物性（人的本性）是由基因的本性决定，随基因遗传，随生命发展，人人代代都有动物性。我也深信不疑，人性中的文化性（人的习性）从学习而得，随年龄增长，随死亡消失，绝不会有一点一滴经遗传的途径而传递下去。我也深信不疑，人性中的动物性（人的本性）是基因本性的表达或延伸，旨在没完没了地复制自己，我们称之为繁衍种族。人性中的文化性（人的习性）也是一幕一幕地由基因习性所编导，不断地继承与创新。我更热切地希望，孔子在2500多年前提出的哲学论点，我能用生命科学为它加上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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