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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六气大司天”理论缘于运气七篇之经旨，明代汪机、王肯堂已有发明，至清代王丙、陆懋修而得完善。汪机按“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见北宋邵雍《皇极经世》），称“自开辟来，五气秉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所不能逃”，并举梅疮之作与小儿痘症之治，强调气运变化对病症及其治法的影响规律。王肯堂作《医学穷源集》，称见《内 经》运气之说“始得拨云雾而见青天”，“得元会运世及三元运气之说”而后恍然而悟，以为“圣经运气之说为审证之捷法，疗病之秘钥”。清代陆懋修《世补斋医书》 做“六气大司天”专论，明确“大司天”之名，指明上、 中、下三元的起止时限，强调“古人用寒、用温各随其所值大司天为治”，完善“六气大司天”之说。“六气大司天”是在《素问》运气七篇所述自然与生命时间周期变化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推演而丰富和完善了自然、生命、病疴变化规律的时间层次离合模式及其调谐方法，从而成为中医五运六气理论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 大司天理论以60年为时间单元，前30年为司天之气所主，后30年为在泉之气所主，类似一年的上下半年分别为司天之气、在泉之气所主。大司天理论以 360 年或 3600 年为时间周期，也类似一年的司天、在泉之客气按十二地支的推演。一年的司天在泉能够描述一年的气候特点，“六气大司天”则是对60年的总的气候变化的描述。人处于天地气交之中，人的健康和疾病发生特点必然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传统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小到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的整体性，再到人与地域的整体性，大到某一段时间内人与气候特点的整体性，大到六十年间人与气候的整体性，事实上中医的整体观念小到个体，大到群体，追求个性，但也重视共性，由此衍生出“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 我们生存气候环境存在着寒温的变化规律，竺可祯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呈现出寒暖交替的变化规律，包括4个温暖期、4 个寒冷期，而中医学术流派的“寒温”倾向变迁与气候环境的寒温变化规律存在一定的契合。  张仲景，南阳人，享年约 69 岁，约生活于公元 150 ～ 219 年。他经历了两个大司天34岁以前运值第48甲子（公元124 年～183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是为寒湿之气行令之时；34 岁时步入第 49 甲子（公元184 年～243 年），为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是风火流行之际。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其编著《伤寒杂病论》的时间在建安二年（197年）左右，即仲景47岁时。据考察，建宁四年到建安二年，共发生五次大疫：建宁四年（171 年），熹平二年（173 年），光和二年（179年），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 年）。自公元124年～183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主气之时，其间共有四次大疫，都发生在这寒湿之气主导的环境中，故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才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在《伤寒例第二》中也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多次大疫都以伤寒为病，因而善用麻桂甚至姜附桂等，这正是张仲景处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中所经历过的事实。但是，仲景 34 岁就步入了厥阴风木大司天及少阳相火大在泉主令的阶段，也即风火流行之际，到他47 岁完成《伤寒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在中平二年，即公元185 年，发生了第五次疫病。他34岁到47岁，共有13 年的时间都生活于风火行令的大司天里，又遇到过疫病，这次疫病还是伤寒或者温病？张仲景自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我们现在看到的由王叔和整理而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卷，另六卷有人推测是杂病，吴又可、杨栗山和吴鞠通则认为是温病。后世出现的桂林本、涪陵本、白云阁本《伤寒杂病论》都有“温病脉证并治”篇，或许能得到佐证。另外，张锡纯谓“仲圣《伤寒论》中小青龙无加生石膏法，而《金匮要略》中小青龙有加生石膏法。”《金匮要略》成书在《伤寒论》后，时移境迁，民病亦变，治法亦变，抑或可作为佐证。 刘涓子，南北朝人，约生活于370～450年，宋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撰成《刘涓子鬼遗方》，虽专为痈疽疮毒类外科病立法，实亦可见其医旨之大概，书中多用三黄四物（黄柏、黄芩、大黄和当归、白芍、干生地、川芎）降火滋阴之旨不言而喻。刘涓子是军医，义熙六年（410年），刘涓子从宋武帝北征南燕慕容超，以药治疗受伤的军士。而364年至424年为第五十二甲子，少阳相火主前三十年，厥阴风木主后三十年；424年至484年为第五十三甲子，阳明燥金主前三十年，少阴君火主后三十年。此时段皆属火燥主事，药用滋阴降火，真可谓恰到好处。有言“刘涓子从宋武帝北征，将士中有受伤者，为他们涂药，随手痊愈。他用方治病，千无一失。”因刘军医治病仍是辨证思维，常用药是三黄四物，干姜附子人参也因人酌加，大方向既已正确，具体又有调剂，千无一失，应不是欺人之谈。 宋▪钱乙，约生活于公元1032~1113年，一生著述颇丰，有《伤寒论发微》五卷，《婴孺论》百篇，《钱氏小儿方》八卷，《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现仅存《小儿药证直诀》，其他书均已遗佚。1032年至1083年前后五十年的时间处于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1084至1113年的30年间处于少阳相火司天。虽然难以一窥钱乙学术思想全貌，根据《小儿药证直诀·钱仲阳传》载，钱乙于医道虽有家学渊源，但是至少是在三十七岁以后才着力于医道，“以《颅囟方》着山东”则大概在四十余岁，到元丰年间名声大显，元丰为宋神宗年号，即公元1078年-1085年，所以钱乙学术思想成熟大概是在元丰之后，这个时候恰好是少阳相火司天，纵观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其用药规律大概如下：同一味药在《小儿药证直诀》不同方剂中使用9次以上的，列为常用药。主要如下：麝香31次，薄荷26次，轻粉、朱砂各25次，黄连、冰片各22次，人参、炙甘草各21次，木香17次，生甘草、青黛各16次，巴豆14次，全蝎13次，牛黄、雄黄各12次，大黄、天南星、防风各11次，水银、胡黄连各10次，干蟾皮、天麻、牵牛子、附子、丁香、半夏、生姜各9次；寒凉药用药频率明显较多。其用方如泻黄散、泻青丸、导赤散、大青膏等泄热剂使用频率也明显较高；其学术以“小儿肝常有余，因其真阴不足，柔不济刚，若有邪客，风热相搏，易致惊风”为特点。综合来看，钱乙儿科的学术特点，一方面以小儿本属于少阳体质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不可忽略当时少阳相火司天的大环境。 稍晚于钱乙的儿科大家陈文中，生活于114？—1236年间，其在江苏涟水一带行医15年，救治病人很多。集家传己验之方，于1254年撰成《小儿痘疹方论》一卷。医疗活动主要在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主令（1204—1263）的时代，其学术以重视脾胃、善用温补为重要特点。 刘完素，约生活于1110 年～1200 年，他也经历了两个大司天：34岁前时值第64 甲子（1084 年～1143 年），34岁后生活于第65甲子（1144 年～1203 年）。前者为少阳相火大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是为火风之气行令；后者乃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是为燥火之气盛行。由此可见，他一生均生活在火风、燥火行令的大司天环境里。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成书于 1182 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成书于的 1186 年，正时值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在泉的时令。他在《伤寒直格方·序》中曾说：“伤寒谓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间。经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古今亦通谓之。伤寒热病，前三日太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壮于表，汗之则愈。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下之则痊。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这正是他当时在临床上所见到的实际情况的总结，与张仲景的观点已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观察到当时火、燥致病的情况突出，并且熟悉火、燥的特性，所以，他把《黄帝内经》里的有关病机理论与运气学说联系起来，结合运气学说阐发病机十九条 ，增补了“诸涩枯涸，干劲皱揭，皆属于燥”这一燥病的病机。他在理论上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六经传受，皆为热证”的观点，也说明了当时火热病证的多发性和普遍性。刘完素强调火热病机，在治疗上善用寒凉，其防风通圣散、神丸、双解散、三一承气汤等，均是苦寒之药为主。 李杲，生活于1180年～1251年，24 岁前运值第 65 甲子（1164 年～1203 年），正是阳明燥金大司天及少阴君火大在泉中；但他24 岁后进入第66甲子（1204 年～1263 年），生活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之运中，所见多为寒湿流行之病；尤其晚年54岁到临终 72 岁时的 15 年中，更是太阴湿土大在泉主令之时，他的《内外伤辨惑论》和《脾胃论》也成书于这段时间。李东垣虽学医于张元素，但他24岁前和24岁后的学术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东垣试效方》说：“泰和二年，先师以进纳监济源税，时四月，民多疫疬，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如染之，多不救。先师曰：……省此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目而为肿盛……省，遂处方，以黄芩、黄连苦寒，泻心肺间热以为君……”。此方即活人无数的“普济消毒饮”。当时21岁的李杲，制订清热解毒消肿的“普济消毒饮”时，正值阳明燥金大司天主令，清、解、消的治法正合当时的燥火气运，所以可以“全活甚众”。 李杲24岁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主运的时代。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成书于 1247 年，《脾胃论》成书于 1249 年，均成书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主运的年代中。所以在治疗上重视以甘温补益脾胃、升其阳气，以甘寒泻其火热，并认为“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其胃土耳”，故创制出了古今闻名的“补中益气汤”、“沉香温胃丸”、“调中益气汤”以益气、升阳、温中、祛湿。其法正符合当时的寒湿之运，故能得效。 张从正，约生活于1156年～1228年，正值第65甲子（1144年～1203年），乃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其12岁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燥火之气行令的大环境中。他深研《内经》、《伤寒论》等经旨，通过对当时疾病的观察和医学实践，著书《儒门事亲》，认为治病应首论邪气，主张以驱邪为主，认为“邪去则正自安”，善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 朱丹溪，生活于1281年～1358年，43岁前时值第67甲子(1264年～1323 年)，为厥阴风木 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43岁后进入第68甲子 (1324年～1383 年 )，少阴君火大司天，阳明燥金大在泉。可以发现：他的一生所处的大司天，所主的都是风、火、热、燥的大气候环境。他从《素问》中悟知运气已变，认为当时“阳有余而阴不足”是自然界存在的普遍现象，人生活于自然界中，生理和病理也必受这一现象的影响，也会“阳有余而阴不足”。“气有余便是火”及“相火妄动，煎熬真阴”的论点，治擅滋阴，因当时正时值第 68 甲子，气运已更替为火燥行令了。 张介宾，生活于1563～1640年，时值第72甲子（1564年～1624 年），正值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乃寒湿用事的年代，故常以温补奏功。张介宾在其《真阴论》中云：“自余有知以來，目睹甘寒之害人者，已不可胜纪，此非時医之误，实二子传之而然，先王仁爱之德，遭敝于此，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歧之泽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张介宾善于温补元阳，乃因当时的寒湿气运主导下，寒湿之邪致水亏火衰之病甚为多见，而刘完素、朱丹溪的火热之论已不再适宜，若继续使用已不符合当时的寒湿运气的寒凉之法，必会有“苦寒之害人”、“生民之厄运”的出现。其实，刘、朱与张介宾生活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运气环境，他们的论调相违，从运气学的角度去看，是不难理解的。  李中梓，生活于1588～1655年，其活动时间略似张景岳，二人皆经历过太阴湿土厥阴风木之主气，作《水火阴阳论》，阴阳并重，而更认为养阳在滋阴之上，补气在补血之先；李氏重脾肾，法多尚温补，此英雄略同也。后世的程钟龄，生活于1662—1735年间，其中1662至1683年的二十年间为少阳相火在泉，1684至1735年间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所以程氏的一生都处于一个火热的大环境，其生活环境与李中梓完全相反，故批判李氏“用温补药试病”。 吴又可，大约生活于公元1582年－1652年。42岁起步入第 73 甲子（1624年－1683 年），运值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正是风火行令之时。崇桢十四年，即公元1641年辛已，即吴又可59 岁时，疫病大流行，延门阖户，表现出一派火热之证，当时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经此一疫的历练，吴又可提出了“戾气”之说，，《温疫论》实乃“应运而生”。 叶天士，生活于1667－1746年，运值第 73甲子（1624 年－1683年）及第74甲子（1684－1743 年），第73甲子乃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属风火行令的时代；第 74 甲子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是为燥热之气行令。他一生所处的两个甲子均是风、燥、火的大环境。其论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被总结在《温热论》中。不难发现，他能成为温病大家，乃顺应了当时的风、火、燥大司天的气运特征。 吴鞠通，生活于1758年－1836年，他在三十几岁后才渐渐开始行医，46岁时步入第76甲子（1804年－1963年），乃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的运气中，正值火风主事之时。于嘉庆17年（1812年）54岁时出书《温病条辨》，专论温病的三焦证治，载述了十一种外感病，风温、温热、瘟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温、湿温、寒湿、温虐、秋燥，有九种都是温热性质的疾病，应该说这与他生活在火风主事的大司天运气中，所见多为温热之病有关。 其余如儿科“痘疹”，钱仲阳行道于第六十四甲子，正值少阳相火司天，故治痘多用寒凉；其后的陈文中于第六十六甲子行医，寒水湿土主令，所以他的医法重视温补；到明朝时汪石山辨痘，他的治法则是“自嘉靖九年，治痘宜用清凉”，因此时正值少阴君火主令。稍后之万密斋，聂久吾，治法又变，重温补，强调保元，因其时为寒水湿土主令也。再后来的费建中又来著书立言，专主寒凉下夺，因治湿治寒之法，不可用于风木相火运气中，费氏将其书名为《救偏琐言》。乾隆九年（1744年）开始进入第七十五甲子，湿寒之气主事，名医庄在田《遂生编》、《福幼编》等书出，有切戒寒凉之论，其医法盛行于1777年前后数十年。 综上不难发现发现，他们之间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师承关系，但用药随着时代的不一样有所变迁。朱震亨曾从罗知悌学，授以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之书，而悟运气已变，提出与三家完全不同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皆因“顺阴阳四时，各随五运六气之故”，与六气大司天变化相契合。又清朝乾嘉年间名医王丙撰《伤寒论注》，用药以温散、温补见长，因其所值为湿寒之气。其外孙陆懋修承其学，为同治朝名医，却擅用辛凉、苦寒，清而取效，因所值为燥火之气，在同治二年上海霍乱流行、症见“手足厥逆”时，独以石膏、芩连清而煎之，或以凉水调胆矾吐之而取得显著疗效，实践了“病随司天而变，治亦随之而变”的理念。由于大司天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一个医生的一生最多也就跨度两个周期，而且很多医生所所处的两个周期还很多时候相似，所以形成的学术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以至于中医的整个发展史都是在不断的纠偏的过程。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七十九甲子（1984年~2043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乃风火之气流行的年代。所以，1984 年后常有火热性质的疾病流行：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禽流感、猪流感等。用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白虎汤；温病学家的银翘散等仍然有一定疗效。推究其因，原来张仲景、叶天士、吴鞠通都曾生活在风火或火风的运气环境中，与现今气运相似，疾病多偏温热，所以遵其法、用其方，仍能应验。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现在虽处于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中，为风火之气流行之时，临床中我们发现脾胃系疾病来说，很多人表现出来的是一派寒湿，中气不足，阳气不升的症候特点，细推其因，可能与现代人长期狂吹冷气、又贪凉饮冷、喜喝凉茶、衣着偏少、过度冬泳，加之抗生素的滥用，寒凉中药的过度使用等，使不少人的阳气已在不知不觉中损伤。所以“火神派”悄然兴起，李东垣的学说也能够在内伤杂病方面大放异彩。可见，今日已非昔比，影响人类体质的因素远多于过去，与自然不协调的生活方式正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体质，不能忽视。但总体来说，热性病还是偏多，尤其是大的流行病和传染病，仍然有风火的特性，这与当今的大司天还是吻合的。 一个六气大司天的周期前后360年，对于，我们就算穷尽一生也无法完全经历一遍去体悟六气大司天的的变化，只能从前人的生活经历窥知一二。据加重长辈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天气异常寒冷，甚至有的人将家中房梁拆下来烧火取暖。家师生于1954年，1924到1983年为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自1954年到1983年为太阴湿土在泉，闲暇之余聊天，师父常说，他小时候路边的水沟，甚至院子的水沟也都经常有水，水中有鱼；喝井水弯腰就能打满水；说明那个时间段雨湿有多盛；但是如今水沟早就没水了，水井十余米深才能取水。自1984年到2043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根据报道1981~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全球气候变暖或许也能佐证现在正处于风火偏胜的时代。 我们这一代中医应该说很幸运，我们正处于少阳相火主令的时代，而接下来另一个大司天为少阴君火阳明燥金主令，所以在接下来一百年的时间我们都处于一个风火燥热的时代，中医治学思路相对变化不大，便于学习。但这也是我们最大的遗憾，下一次的太阴湿土太阳寒水主令在一百年后，我们无法去切实体会大司天带来的变化，假如我能够再活一百年，或许能赶得上，所以现在内心的独白是：“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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