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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全文，丁先生无非是在强调实践精神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性，同时还对其作出新的解释：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应该有想象力、有计划，不能消极地袖手旁观。这虽属老生常谈，却无可厚非，只是其中对传统教育和阳明先生的认识，以及一些逻辑问题，本人觉得尚待商榷，一一指摘出来，以期共飨，孰是孰非，欢迎留言。 先看第一段，丁先生声称他受了一部分传统教育，还有一部分是西方教育；再看第二段，丁先生又声称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四书”。问题来了：这个结论是谁下的？如果是引用，丁先生为什么不作说明，作为一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如果是凭主观臆断，人云亦云，那岂不是贻笑大方？如果是丁先生自己下的，凭什么，就凭他受的一部分传统教育，和一部分西方教育？中国传统教育，这个概念怎么厘清，从三皇五帝算起，还是从开元盛世或一代天骄算起？到哪里结束，鸦片战争，民国成立？概念尚未厘定，就能盖棺定论？ 还记得那个北大学生在98年克林顿访华时的提问吗？那个北大公推出来的精英提问：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开放改革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就能佐证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吗？这是什么逻辑？那我还看了《速度与激情》《生化危机》等系列，是不是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怎么看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什么“最近我常在喝这什么什么腰不酸了腿不痛了一口气上五楼不喘气了”？ 再看第三段，丁先生又声称“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下我又疑惑了，难道我们之前一直读的“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空穴来风？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继续看第四段，丁先生声称“王阳明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后举了王阳明格竹子的事例作为佐证，这下更是让人莫明其妙。首先，儒家学派支系众多，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如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等等，不一而足，阳明心学在儒家思想中影响非常大，但是，好像至今除了这位丁先生，没有谁认为王阳明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王阳明是在格竹子失败之后才走上弘扬心学的道路，换句话说，王阳明在格竹子前后的思想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由对晦庵深信不疑到尖锐反对，格竹子明明是在探察外界，失败之后才改为探讨自己。但是，这位丁先生却这样下结论：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再看第五段，丁先生声称：“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然后丁先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否定：这种观点是不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首先，儒家传统的看法从何而来，丁先生能提供出处吗？其次，天下没有不变的真理吗？有，那就是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儒家的经典中有五经，其中的《易》经就是讲变的，大家去看看那些儒学大师，孔圣人，濂溪先生，横渠先生，朱子，象山先生，程家兄弟，阳明子，哪个不研究《易》？丁先生还下结论：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孟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曾文公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人人都可成圣人，还怎么传给一般人？ 接下来的五段，丁先生在讲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这我不懂，不作评论。 第十一段，丁先生又出高论：时至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这个逻辑我更不明白了：首先，王阳明的思想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怎么就推导出中国学生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一些和大都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丁先生能不能现身说法，跟我们解释一下？恕我愚钝，一些能够推导出大都的结论，实在是理解不了；再说王阳明的主张是知行合一，如果王阳明的思想还在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的话，那这些人应该践行阳阳先生的主张知行合一才对，怎么会重理论而轻实验呢？ 如此文章，竟有这么多无法理解的逻辑，真希望丁先生出来解释，毕竟是获过诺奖的人，思维不是我等平庸之辈所能理解。 附原文：应有格物致知精神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瞭望》周刊授予我的'情系中华'征文特别荣誉奖。我父亲是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我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传统教育，一部分是西方教育。缅怀我的父亲，我写了《怀念》这篇文章。多年来，我在学校里接触到不少中国学生，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谈谈学习自然科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怎样了解自然科学。 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四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两个词语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观点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地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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