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世纪末、新世纪之交，我国所发起的那次有针对性地打击、取缔邪教组织的行动依然让人记忆犹新，而从中揭露出来的邪教组织范围之广阔，影响之恶劣，信徒之痴迷，教义之极端，组织之严密触目惊心，时至今日，仍有流毒贻害。这充分说明了对于民众的教育以及对邪教的打击是一个长期任务。我个人揣测，在这种任务与背景下，本书的创作与出版应当是非常具有目的性的，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赶工”痕迹。 先说缺点。 首先，校对勘误上疏漏较多，一些形近字如“千，干，天，大，太”等字印刷中出现混淆，需要联系上下文注意甄别；偶有漏字丢字现象，造成语句不通；此外，但本书吝于注释，这当然不利于普及； 其次，梳理邪教史是个大任务，必然涉及到大量相关史料与文献，书中列了三十多部文献，其中直接的史料文献以近代或明清为主，而秦汉，隋唐，宋元史料较少——这并不是说隋唐宋元就没有邪教，并且很多邪教的渊源要追溯到这里，这方面史料有所不足，我估计这方面参考更多的是已有的宗教史，民间宗教史，邪教研究史等著作，不客气地说，本书的汇编成分要大于创作成分，有些史料的真实性需要查证； 再次，书中有个问题解决得比较痛苦：如何区别农民起义与邪教暴乱？或者说如何厘清这些目的与手段的性质？很难做到泾渭分明的判定，因为很多东西是重合的，不能单纯地用“利用不利用，明确不明确，进步不进步”来断定。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目的说话，必须要有附加条件。这一点，在朱元璋，太平天国，义和团上处理得差强人意，但在黄巾军，天师道上就有些模模糊糊，可能是因为史料不足的原因。 兼且，如果要对群体或者个体的心理或者精神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可能需要更多论据和论证，邪教众的心理剖析，本可以写得更精彩更详尽的。 接下来说优点。 第一，态度明确。我就明明白白告诉你，邪教就是祸国殃民的，没有一丝丝好处，这也是我深深赞同的。我觉得年轻人有几样东西尤其不能碰：毒，赌，黄，传销，邪教；年老人也有几样东西尤其不能碰：非法集资，保健品，电视购物，邪教。当然，有些东西是什么人都不能碰的，比如说高压电。 第二，定义简明。书中首先简单区分了宗教，极端教义，以及邪教组织的区别。邪教组织的“邪”往往不在于教义，而在于其组织性和实践性。邪教组织必须有三个条件：现世教主，极端教义，有组织的狂热教众与群体活动——我看到这个“现世教主”就忍不住要拍大腿：简直太绝了。 第三，脉络清晰。尤其是从大乘教，弥勒教，到白莲教，摩尼教，罗教，弘阳教，闻香教，圆顿教，八卦教等等，其教法，教义源流理得比较清楚，充分体现了邪教教义的“杂取”特点，其教法如修内丹，教阶制度的组织性等特点，下次见到时则可会心一笑，无外乎二宗三际，末世将至，教主降世，信者得生，儒释道景杂取的一套。 而且邪教理论有个特点：只要理论有一点不到，整个邪教理论的大厦就不倒——但是这一点往往是不能证伪的，所以与其说要从理论上击溃邪教，不如直接干掉现世教主来的快。 邪教或者说教主的目的是什么呢？周星驰《鹿鼎记》里有一段超级经典： 陈近南：小宝，你是个聪明人，我可以用聪明的方法跟你说话。外面的人就不行！ 韦小宝：不解！ 陈近南：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面当官了。所以我们要对抗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绝对不可以跟他们说真话，必须要用宗教形式来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都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清朝一直欺压我们汉人，抢走我们的银两跟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 韦小宝：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跟女人，是不是？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关人鸟事呀！行了，大家聪明人，了解！继续！ 陈近南：总之，如果成功的话，就有无数的银两跟女人，你愿不愿意去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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