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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旭/文 苏轼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有抒发个人感情和歌咏自然景物的作品。这类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代表了苏轼诗歌的基本面貌。在这些诗中，他通过对乡土的留恋，对亲友的追怀，对自然风物的观赏来排遣诗人的惆怅和悲愤，披露了自己爽朗、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自得其乐的浪漫气质，给人一种处处生春的感觉，代表作有《和子由渑池怀旧》、《游金山寺》、《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等。有反映社会现实，关切人民疾苦的作品。他通过对比、借古讽今的手法，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统治阶级罪恶，表明诗人的进步立场，这是对白居易讽谕诗的一个发展，代表作有《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有反映风土人情和生活画面的。如《和子由踏青》、《岁晚》三首等。还有用诗歌写的文论、画论，如读孟郊诗，王维、吴道子画等。苏轼诗歌总的特色是气象宏阔，铺叙婉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苏轼诗歌具有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善于比喻，富于理趣，而这正是宋诗的特点。 什么叫理趣？顾名思义，既要说理又要有趣。就是使诗歌中理趣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用一句比较概括的话说，理趣就是在比喻之中把引人入胜的景色、耐人寻味的诗意和发人深省的哲理合为一体。“苏诗长于趣。”（刘熙载《艺概·诗概》）这是刘熙载比较李、杜、韩、苏四家诗的长处而得出的结论，说明“趣”是苏轼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见《王直方诗话》及《冷斋夜话》卷一。苏轼《书唐氏六家后》亦云：“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这是苏轼对陶渊明诗的评价，说明“趣”又是苏轼评论诗歌的一项主要标准。可见“趣”在苏轼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何谓“趣”?“趣者，生气与灵机也。”（史震林《华阳散稿》自序）诗人只有运用形象化的表现方法，使作品充满活力，具有浓郁的情趣并具有深意，才能吸引众多的读者。理趣诗不同于一般的哲理诗和议论诗，关键就在于这个“趣”。有“趣”就有诗意，就能把事物讲活，成为理趣。否则，必然讲得死而成理障，便是概念化的作品。沈德潜之所以称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竟，云在意惧迟”是“俱入理趣”，而理学家邵雍的诗“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是“以理语成诗矣”（《说诗降语》卷下七一条）原因即在杜甫说明大自然无私等道理是通过具体事物来表述的，而邵诗则缺乏形象，仍是理学家的腔调。 苏轼的理趣诗能够通过形象来表现思想，说明事理，或写人物神态，或写生活小事，或写自然景物，具有从生活中来，到形象中去的特点。 《书焦山纶长老壁》就是一首很好的理趣诗，诗云：“法师住焦山，而实未尝住。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屦。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间，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无着处。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持此间法师，法师一笑许。”诗中通过长强人由“不以长为苦”到“每睡安所措”的心理变化，极其生动地揭示了习惯成自然这一生活哲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启示我们：凡事不可陷入盲目性。但这种“深趣”，诗人并没有直接说破，而是通过人物的思想活动和微妙的心理变化，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因而读来兴趣盎然，余味无穷。 《赠眼医王彦若》也是一首较突出的理趣诗。苏轼在诗中生动地描述了眼医动手术时扣人心弦的情景，然后借他之口大发妙理，“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瞩。形骸一尘埃，贵贱两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见瓦与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与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为麦菽。宁闻老农夫，去草更伤谷。鼻端有余地，肝胆分楚蜀。吾于五轮间，荡荡见空曲。如行五轨道，并驱无击毂。空花谁开落，明月自眦朒，请问乐全堂，忘言老尊宿。”诗人实际上要告诉我们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质特征，并在形式上有所体现，这是我们区别事物的依据，认识事物的条件。目与翳的关系就像草与谷，肝与胆一样密切，很难把它们分开，但只要我们专心一致，刻苦学习，不断实践，就能掌握它们的内在规律，像郢人斫垩、庖丁解牛那样从容自如地解决问题。这里，苏轼同样没有明白地说出这些道理，而是通过眼医的临床献技及旁观者的情绪变化而生动地表现出来的。 文学作品可以重在言情，以出自肺腑的感情使人激动、感奋，也可以重在说理，以鞭辟入里的言论使人深思、探求。当然，说理也需激情相励，但理趣诗不像抒情诗那样就事物的“已然”抒发感情以“增人感”，而是侧重于究其“所以然”，把诗人所悟得的思理融入诗中，耐人咀嚼以“启人思”。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以弹琴比喻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的缺—不可，启发我们在工作中应使各种因素相互配合，协调一致。诗虽简短，言亦鄙浅，却极富辩证思想，很有刨获，然而前人多有不解者，纪昀批曰；“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苏文忠公诗集》卷二一）这是他没有“熟读”而不识其中“奇趣”。 “终日锁筠笼，回头惜翠茸，谁知声画画，亦自意重重。夜宿烟生浦，朝鸣日上峰。故窠何足恋，鹰隼岂能容？”(《涪州得山湖次子由韵》)山胡子鸟被关在笼中，因失去自由而郁郁不欢，十分怀念过去的自由生活。紧接着诗人却把笔锋一转，劝慰山胡子鸟安于笼中生活，这虽不如生活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但可免遭鹰隼的袭击而获得生命的最大自由。读者从这里可以得到启发：对自由对生活的看法不可执着于一端，而应持辩证的态度。 “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此岂水薄相，与找相娱嬉。”（《泛颖》）诗人兴致勃勃地描写了泛舟颍水时出观的有趣情景：河水清晰地映出了他的面庞，忽而水波荡漾，一个东坡变成了数十百个，而顷刻之间却又复还到了原样。它机趣横生，发人深思：世上事物变幻莫测，聚之散之都是相对而言，常发生在“忽然”、“顷刻”之间。纪均批曰：“壹云'游戏成篇，理趣具足’。”（《苏文忠公诗集》卷三四）所言甚允。 苏轼理趣诗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如何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问题，即“知”和“识”的问题。《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认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原因是“身在此山中”，换言之，“要识”庐山真面貌就应走出庐山，山外观山。这里诗人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们为了认识事物的全貌和实质，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克服主观主义的毛病。这首诗正由于蕴含哲理，把感情和智慧结合一体而诉之于思考，虽然着墨素淡，不事雕饰，仍能博得万口争诵，千古流传！ 其实，“不识”也就是“识”。庐山本是千姿百态的，从不同的距离，不同的角度，以及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观看它，其景象都会不同，不可能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样子。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往往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受到局限，一时看不清它的全貌和真相，这是完全合乎认识规律的。所谓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看、低看，就是指的客观条件的不同和变化，成岭、成峰、或高、或低、似远、似近，则是庐山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所展现的多种形态。“不识”者正是苏轼把这些众多的感性材料经过分析比较之后而获得的理性认识。从形式上看，“不识”好像是诗人认识能力的低下，实际上却是认识能力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提高和发展。所谓“不识”，只是诗人对事物之不易为人们所认识而发出的感慨而已！其实，即使走出庐山观庐山也不一定就能认识它的全貌。庐山景色的各具形态，山中观之是这样，山外观之又何尝不是这样！苏轼在杭州从西湖上看吴山就得到了这样的印象： “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法惠寺横翠阁》）吴山之所以纵横“多态”，同样是由于白天和晚上这类不同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不仅客观条件对认识有影响，主观条件也是影响人们认识事物全貌的重要因素，这也有苏轼的诗为证：“西湖天下景，游者无贤愚。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苏轼以“识”为“不识”，说明他不仅看到了认识的相对性，而且也看到了认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黄庭坚评此诗曰：“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刺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冷斋夜话》见人民出版社《苔溪渔隐丛活》引；“津逮秘书”《冷斋夜话》卷七及“四部备要”《苔溪渔跑丛话》所引此条文字稍有不同。)虽未必认识到诗中所含哲理，却充分肯定苏轼超人的智慧和特殊的表现能力。 自然景物变化多端，人世间事更是变幻莫测，“自古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昭君村》）“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容复。”（《和李太白》）。苏诗中此类话颇多，如《答任师中家汉公》：“世事日反复，翩如风中旗。”《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岁月如宿昔，人事几反复。”因而，如何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一开始，苏轼就提出了一个关系到每个人的大问题——“人生到处知何似？”什么是“人生”？“人生”该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思理极其精微，很难用三言两语讲清楚的哲学问题，苏轼却能化实为虚，回答说“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首诗是苏轼初入仕途，于赴凤翔府签判任途经渑池时所作。凭吊陈迹，怀旧追昔，感慨兄弟别离，这本是平常而习见的题材，但苏轼却能把它同探索人生哲理这样的大问题联系起来，并用雪泥、鸿爪这类新鲜而奇特的比喻作了高度的概括。从此“雪泥鸿爪”也就成了千古名句和成语。 苏轼对人生的离合无端，行踪不定以及年华易逝，十分感慨系之，他虽然预感到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将会坎坷而曲折，但仍决心发扬飞鸿的奋进精神，争取为大众多做好事，即使像雪泥上的鸿爪那样暂时地留下一点儿政绩也是好的。这是刚踏上仕途的年轻诗人奋发上进的心灵写照。后来，苏轼经过十几年的仕宦生活，对官场的权诈腐朽有了实际感受，便进一步提出了“人间歧路知多少”（《新城道中》。此诗作于熙宁六年即1073年，《和子由渑池怀旧》作于嘉佑六年即1061年，两诗相隔十二年）的问题，反映了苏轼政治上的进与退，出与入的矛盾彷徨心理。最后，当他饱尝艰辛，在宦海中沉浮了三十多年仍落个被贬惠州的悲惨下场时，百感交集，深深地体会到“人间何处不巉岩”（《藕湖夹阻风》，此诗作于绍圣元年即1094年，与《和子由渑池怀旧》相隔三十三年）的严酷现实！从雪泥鸿爪——歧路多少——无不巉岩，可说是苏轼认识人生、认识社会的三个阶段。 《惠崇春江晚景》是两首题画诗，一题戏鸭图：“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一题飞雁图：“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是北归人。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两诗的内容虽然不同，苏轼却用一个“知”字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寓意深刻：“先知”者已知也，“遥知”者预知也。已知是实践的结果；节物变迁，春回大地，最先感到水温回升的，自然是经常生活在水中的动物如鸭之类。预知也是实践的产物：南方已是水暖花开的春天，北方却仍有风雪不时袭来，这就更衬托出江南春色的诱人魅力。这种情况，也是鸿雁经过长期实践才感觉到的。由于这两首诗深含哲理，翁方纲才说它是“非泛泳景物也。”（《苏诗补注》）通过写景而开拓出新的意境，从寻常的生活感受中提炼出关于“知”的思理，这正是苏轼不同于常人，也不同于一般诗人的地方。 关于“鸭先知”的说法，清人毛奇龄曾论其失理。他举唐人张谓《春园家宴诗》“竹里登楼人不见，草间觅路鸟先知”以诋诃“鸭先知”是效唐人而未能者，然后说：“觅路在人，先知在鸟，鸟习草间故也。先者先人也，若鸭则先谁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以鸭，妄矣。”（《西河诗话》卷五）张道南《苏亭诗话》不以西河语为然，指出：“画有鸭则有鸭耳。”今人钱钟书先生更驳之曰“是必惠崇画中有桃竹芦鸭等物，故诗中遂遍及之。……先者亦先人也，西河未顾坡诗题目，遂有此不根之谈。”（《谈艺录》P262--263 开明书店版）此论极其精当。鸭先人而知，对鸭来说，是其实践的结果，是已知，对人来说则是预知，人见鸭在水中的欢快情态，也预感到水已回暖。庞石帚先生说：“诗要具体的'别名’，而不要概念的'共名’。鸭是'别名’，水禽是'共名’。而鸭之为物，又是接近于人，一经拈出，显得更为亲切。”（《苏轼诗歌的艺术风格》，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六期《苏轼研究专集》）所说亦甚有理。东坡此诗，为历来论家所推崇，独西河不谓然。西河之妄，根子乃在不识苏诗理趣也，致有斤斤于鸭耶鹅耶之苛细言论。 苏轼诗中还经常出现“造物”一词。“造物”意指天或自然界。在苏轼笔下，造物有两层含义，一是造物无物，二是造物有意。所谓无物是说自然界并没有固定的形状特点，更没有具体的人格在活动，但它又是处处都有存在，人人都能感觉到的。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循环往复，永不间断，如“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次荆公韵四绝》）即是。造物有意是说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是按其自身规律客观形成的，非人力所致。“也知造物含深意，故与施朱发妙姿。”（《红梅三首》之二）“莫言造物浑无意，好丑都来失旧容。”（《雪诗八首》之七）“寒梅似与春相避，未解无私造物情。”（《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之九）或从正面提出，或从反面诘问，都是肯定造物有意的。 造物有意和造物无物的观点，是苏轼坚持唯物思想，反对神鬼迷信的哲学基础。元丰二年三月，当他移知湖州，南行途中于泗州遇逆风，见“舟人共劝祷灵塔”时，便深有感触地写下了《泗州僧伽塔》诗。诗中特别指出：“欲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天晴天雨，顺风逆风等自然现象的千变万化是不受神灵主宰的，否则，人各有求，求必有应，宇宙岂不是每日要作千万次变化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吗? “造物”既非人力所造就，亦非人力所能随意改变，在苏轼看来，重要的问题便是怎样顺应自然，并进而顺应社会了。“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窝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也》）这是苏轼以海棠自寓，无论是名花海棠之瓢零陋邦，还是诗人自己之流落天涯，都是造物的有意安排。现在花既能“不待金盘荐华屋”而“嫣然一笑汀篱间”，人又何尝不可以从实际出发，“散步逍遥自们腹”，“柱杖敲门看修竹”，以“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上曾丞相书》，见《经进东坡文久事略》卷四一）呢?“穷通付造物，得丧理本均”（《用前韵再和孙志举》）“此身随造物，一叶舞澎湃”(《韩于华石淙庄》)，这种思想是苏轼任性旷达，随遇而安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但顺其自然并非投机取巧，随风摇摆，“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因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百步洪》）诗人在感叹人生沧桑的同时，又强烈地表现了我行我素，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人生信念和政治观点的决心。 苏轼的理趣诗明显地是受到庄子的影响，无论是诗中所宣扬的哲学思想还是体现思想的艺术表观都是这样，正如他自己说的：“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在认识论上，庄子奉行相对主义，这是从老子的朴素辩证思想转化而来的。这种转化，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倒退，但仍保留老子朴素辩证法的某些因素，这是庄子思想的积极方面，如《德充符》中说的：“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苏轼从庄子那里汲取思想养分，要求全面而具体地分析问题，他的理趣诗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启发人们看待问题应持辩证的态度。 庄子的相对主义反映到文化思想上是“绝圣弃智”，否定人类的知识成果和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他的许多寓言故事都是为了说明这一观点的。然而这些寓言故事在读者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恰恰与此相反：只要不断接触事物，用志不分，长期实践，就能认识并掌握事物的规律，从而进入神化的境界。苏轼从庄子思想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中受到诱发，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反对那种“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石钟山记》，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九）及“求精于数外而弃迹以逐妙”（《盐宫大悲阁记》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四）的不着实际的做法。他的理趣诗的核心内容“知”和“识”就是他的认识论在文艺上的表现。 佛老文字善于借物明理，常用隐喻、曲喻和寓言来启人思发人悟。这种特点在庄子的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寓言故事，雕刻众形，绘声绘影，十分传神。苏轼酷爱《庄子》，精通佛理，加上他对事物特有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善于融合禅机与诗意，使妙理与形象达到完美的统一。他的理趣诗之所以没有说破事理，完全是为了加深诗意，加浓诗味，正如他自己在理论上加以总结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在任意自如的挥洒中自然地表现情深微妙的哲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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