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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到那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时，一定会联想到唐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唐代金银器在器物成型方面，除了铸造成型外，唐代主要使用锤击成型的方法和浇铸成型的方法。这种工艺不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工艺。但在西亚地区，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掌握了锤揲技法。因此，瑞典学者俞博、英国学者海瑞·霍吉斯都先后指出：由于接受了西方输入的锤揲技术，从而使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唐代工匠纯熟的掌握了捶揲技术和錾花炸珠工艺，大唐宫廷之器，达到了很高水平，在我国金属工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器物形制及装饰纹样方面，国内外学者认为，唐代金银器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波斯萨珊、印度、索格德(粟特)等多种风格影响。譬如萨珊式的立鸟纹、联珠纹是唐代Ⅰ、Ⅱ期器物的主要装饰纹样，临潼庆山寺凤头人面壶，摩羯纹是明显的印度作风。莲座等神话宗教纹也常在金银器上出现。中国工匠把它与鸳鸯、鸿雁、孔雀等瑞鸟结合起来，转变为祥瑞的象征了，反映了中国古代艺术以图行文的传统。唐代碗底也有焊接浮雕式的附加装饰图片，这在西格鲁吉亚的伊伯利亚王国显贵墓葬的银碗中也曾发现。关于外来风格传入的问题，近年来国外学者力主粟特风格(索格德)影响最为显著。法国学有闷沙杜拉·苏衡·麦里几显——希尔瓦尼在《伊朗银器及对唐代中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带把圈足杯、八棱圈足等器物，“反映出某些东方的属性，其产地很可能是中亚索格德地区。”因为公元7世纪到9世纪，索格德与中国关系甚密，中国的金银器深受索格德贵金属工艺的影响，同时，中国的贵金属工艺对索格德也有影响。 在我国的文化艺术史上，唐代是一个典型时期。其稳定的环境和发达的经济为文化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时期的金银香炉见证了唐代金银器的发达，也承载着香文化的思想特征。唐代金银香炉装饰的发展，依托于唐代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背景。一些带有唐代特色的装饰形式被用在了金银香炉上，产生出精美绝伦的视觉效果。金银香炉的加工工艺、造型形制和装饰纹样的巧妙组合，使得原本单调孤立的金银香炉美轮美奂、精巧别致，也展示了唐代装饰艺术的兴盛及审美思想的前卫。
 丝路的畅通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并在开放自 由的唐代达到鼎盛的阶段。精益求精、摆脱窠臼、自 由创作的器物大量出现，充分反映出大唐盛世的极度繁荣。这种繁荣在唐代金银器领域里也得到了淋 漓 尽 致的体现。 唐代金银器在内陆可以流动，但若从更大的地理视角来看，它们大体分布在三条丝绸之路上(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南海丝绸之路)。外来器物的传入为早已技艺熟练的中国工匠提供了模仿的样本;来自粟特、波斯等地的外国工匠迁入中国，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这些外来元素激发了唐代金银器爆发式的发展。
 唐代金银器中有为数不少的各种带把杯。带把杯不见于中国传统器形中，其造型当源自粟特地区。出土的唐代带把杯，一部分系直接从粟特输入，另一部分是仿粟特器物制造的。西安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韩森寨出土的金银带把杯，把手呈圆环形，上部有宽宽的指垫，顶面刻胡人头像，把手的下部多带有指鋬，有些器体还呈八棱形，是典型的仿粟特器物。当然，唐人在模仿中时有创新。如有的带把杯取消了指垫和指鋬或把指垫变成叶状，杯体也由八棱折腹变为碗形、花瓣形。不少器物，造型虽取自粟特器形，纹样却是典型的唐代本土特点，骤视之恰如外国器皿，细审之却又纯粹是中国风味。 唐初，百废待兴，经济尚待恢复，故初唐至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实行“去奢省费”政策。此期的金银器出土数量少，种类单纯，仅有碗、盘、杯、壶、铛等，装饰多分瓣，且多在九瓣以上。纹饰有海兽纹、云纹、鹿纹、鸿雁衔绶纹、双狮纹等，器底为双层。此期的金银器皿受西方影响较多，故多见具有波斯萨珊风格的金银器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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