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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晚的北平、重庆、延安 1945年的8月初，北平城内逐渐到了全年最热的时候，而到了8月10日晚上，当一些人知道一个令人无比振奋的消息以后，内心的火热简直无法形容。 北平辅仁大学教授周祖谟在一封写给好友柴德赓的信中称：
这是信中神采飞扬地描述他们在北平得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时的情形。 信中的援庵先生，就是时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他一向为人师表，威严庄重，然而，当他突然间得到八年来苦苦等待的抗战胜利喜讯时，那种无比兴奋的心情早让他把平时的繁文缛节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一天，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的全称是《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是美国、英国、中国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表的，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对此公告，日本开始的表现非常强硬，日本首相于7月28日公开声明，对波茨坦公告“置之不理”。日本这种回应的后果是： 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百万苏联红军分三路向日本关东军展开猛烈攻击；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这样的强大攻势下，日本政府终于撑不住了。 最早收到日本投降消息的是重庆。8月10日17时35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未通过军事当局的检查、便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随后，设在两路口的美国新闻处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消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马上要求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核实消息，而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各新闻媒体已经按捺不住了，纷纷予以披露。18时，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首先广播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并于19时、20时、22时数次重播。中央通讯社的几位记者则驾着三轮车绕主干道一周，一边敲锣一边向市民宣告特大喜讯，这样的消息于是便像长了无数的翅膀一样到处扩散开来，数十万市民连夜涌上街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互相祝贺，互相拥抱，使重庆变成欢乐的海洋。 延安也很快收到了消息。当晚，新华社记者在延安接受路透社的电讯稿时，突然抄到了好几个“特急”信号，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大家焦急地等待着这个特急消息的出现，很快，“日本侵略军投降了”的标题出现在电文纸上，下面的内容则是：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转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就把新华通讯社的窑洞“震翻了”，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忍不住地跳起来、叫起来。紧接着，消息被迅速传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处，毛泽东也是兴奋地连声说：“好哇！好哇！”延安沸腾了，一位名叫王文明的战士在日记中写道：“（1945年8月10日，星期六），一刹那，震天的锣鼓声与狂呼声震醒了延安：'日本鬼子投降了！’迅速传播出去。火炬点燃起来了，在黑暗的夜里放着灿烂的光芒……”诗人萧三描述当时的情形：“已经吹过熄灯号了，人们都已就寝，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到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幼，涌出窑洞。延河两岸岗山，野火漫天通红。人像潮水般地涌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卖瓜果的争着送给人们吃，你给他们钱——无论如何不要。'日本要无条件投降！’，人们觉得自己的血在燃烧，人们忘记了整天工作疲困……” 中共《新华日报》第二天发表评论：“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纪的愤怒，五十年的屈辱，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八年间的死亡流徙，在今天这一天获得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站在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者面前，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呀！谁说我们不应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应该高兴得流泪呢？” 8月15日的举国狂欢 更为火热的时光是在5天后。由于主战派的反对，日本延迟到8月14日才做出最后决定。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样一来，中国国内迎来了更加狂热而快乐的时光，那些被日军占领的地方，这个令人无比振奋的消息也公开化了，于是，喜庆达到了沸点，百分百地笼罩了整个中华大地。 当八年抗战中从未在北平上空出现一次的中国飞机也宛如飞龙地整天在天空上飞时，人们无不鼓掌，汗水与喜悦的泪水交织在一起，欢呼声震耳欲聋，令人无比感慨，周祖谟则在信中发出这样的声音：“有国斯有家，无人不知矣。”原本狂涨的物价也在这几天不停地下跌。8月15日的《中央日报》社讯称：“物价仍续下跌，投机家正图抛出黄金美钞，本比期各行庄可安然度过。”又讯：“下午收盘时，条子价格十一万四千元，宰块十万零二元，成交者甚为寥落。”而周祖谟给柴德赓的信中则写道：“当这个时候，物价一落千丈，即以白糖而论，起初已久不知糖味了，价高至一千七百元一斤，居然现在街上已经顷筐倒筥低至五百、四百、三百六、二百四、一百三，毛巾由八百低至一百五，一切久已绝迹的东西都出来了。自行车带，四万几一对，还没处去买，现在三千元即可俯拾而得（都出摊来卖了），一半是日商甩出来了，一半是奸商所囤积的，街上太热闹了。” 天津也是一片欢乐的海洋，作家林希当时只有10岁，但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光复时的情形：“光复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哥哥突然把我拉到大街上，就看见大街上人山人海，人们绽开笑脸相互祝贺，这样由衷的笑脸已经多年不见了，人们大声地开怀呼唤。天津人说话直率，满街就是一句话：'小日本完蛋了！’说来也不可思议，怎么立即就挂出了那时的国旗，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国旗是那样的，莫非人们偷偷地保存了八年？那时候商家很少有扩音设备，家家就把手摇留声机搬到门外，一张一张地放唱片，有什么放什么，从马连良的京剧，到小磨茹的相声，更有时代歌曲，已经是谁也听不清别人的话声了。我跟哥哥跑到市中心地带，那里更是一片欢乐气氛，有洋鼓洋号，有民间吹奏；专业包办婚事的乐队、民间自发的小乐队，一队一队地在街头表演；没有多少时间，高跷队也出来了；多年不见的灯会也出来的。满天津一片鼓乐声，国家光复，好日子就要到了。” 著名导演严寄洲当时正在战斗剧社工作，剧社驻扎在晋西北兴县（军区所在地）山沟里的一个偏僻小村庄内。8月15日那天，他们本来正在全神贯注地排练，突然，剧社社长朱丹气喘吁吁地爬上打谷场，激动地大声喊道：“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接到政治部打来电话，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严寄洲晚年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听到这一句响雷似的话语，我们大伙儿都一下子怔住了，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但朱丹确确实实说的是日本投降了。……我是一个不拿枪的八路，我的武器是创作抗日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以激励边区军民的斗志。八年来，我们一面工作，一面盼着早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盼呀！盼呀！这一天我们终于盼来了，怎不令人欣喜欲狂呀！戏是排不下去了，大家笑呀！跳呀！喊呀，不知怎样才能表达出心中的欢快之情。大家回到驻地，取出锣鼓家伙猛烈地敲打起来，没有拿到乐器的同志找来洗脸盆、茶缸等，凡是敲得响的都拿来敲打。还拿出演出时当枪炮声效果用的鞭炮噼哩叭啦地放了起来。驻地的老乡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也拿出闹'社火’用的打击乐器和我们一块儿热闹。一时间山沟沟里开了锅似地沸腾了起来。吓得树上的鸟雀到处乱飞，村子里的几条狗也狂吠起来。老村长为了庆祝这大喜的日子，拿出一大罐平时舍不得吃的醉枣慰问大家。朱丹社长命令炊事班把剧社喂养的打算在过大年吃的一头大肥猪杀了，准备全剧社大会餐。” 无比的兴奋和喜悦还使中国出现了人与人完全没有隔阂的纯净时光。时在湘西沅陵县的张彦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下午，我正在邻近日军占领区的湘西沅陵县一家旅馆里敲打着英文打字机，急着要完成一篇关于日军最新动态的报道。突然，从大街上传来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嘈杂声。我连忙丢下打字机，就往外跑。跨出大门，我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嘴里高声喊着'日本投降了！’脚底下又是跳、又是跑，简直不知道是什么在指挥他们的大脑。奇怪的是，我自己也随之失去了控制，跟着人的潮流跑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间，我发现，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无形中都消失了，谁跟谁都好像亲如一家人。虽然没有像外国人听到胜利到来时那样疯狂地拥抱亲吻，但从来都很拘谨的中国人这时候一点也不拘谨了。谁也不认识谁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着手，跳呀，唱呀，走呀。路旁，摆杂货摊的，卖水果的，都举起双手在那里吆喝：'欢迎大家来随便拿！随便吃！’八年了，亿万中国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谁都有一本要侵略者偿还的血债。今天，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人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这是事先谁也无法预料的，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我一生中也就经历过这么一次，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恶潮已经涌来 8月15日之后的中国，天气依然火热，然而没过多少天，新的忧虑便袭上了人们的心头。 短暂的狂欢之后，北平的状况很不乐观。 “说起来北平固然没有炮火所殃及，真是幸运。无怪嫂夫人以为不如不走开此地了。但是如果停留在这里，受尽生活物质精神的压榨，恐怕也要同我们一样的当卖具尽的。现在我只剩了几件旧衣裳同一篮子破袜子和几本没人要的破书了，其所遭之困窘已可想见。……近几日来，物价又高多了，白糖八百一斤了，一切一切又加一倍以上的价钱，自内陆来的人法币都带的很多。复员的委员及其属员都挣的是法币，法币合联券五至七元，以此来购买物品，物品又如何不高涨，只苦了我们了！说到复员的大员，他们的用人是不论人才，只论党；不论黑白，只论人情的。其糟令人不忍一言。此事可以断言绝无例外，昔日不足一顾之士，皆气焰万丈，汽车往来，一似不凡之流，月入法币四五万，合联券二三十万。我们连人家的零头都没有，真是不值钱了。”这便是周祖谟信中所写的北平的真实情况。 时在上海生活的袁鹰则发现：“蒋介石叫特务头目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任命汪精卫傀儡政权的上海市长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指挥’，让这个为虎作伥的大汉奸继续把持一批武装，在上海作威作福。那几天里，每天有美国飞机满载美国空军人员和国民党接收大员，一架接一架降落在上海机场，他们一踏上上海土地，就如饿虎擒羊一般，疯狂地抢着接收敌伪军政机关和产业，从军火、黄金、物资、房屋、珍宝、机器、汽车以至敌伪人员留下的妻妾、女秘书，什么都抢，什么都要，到处贴封条，到处架铁丝网，不择手段，不顾廉耻，为此打架、斗殴、开枪、玩命。最大的抢劫贪污集团，就是国民党政府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与此同时，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武装人员，自称'地下工作者’，打着形形色色的旗号，佩着手枪，参与大劫收的恶潮。其中不少人，上海人也认识，都是地痞恶霸，平时为人所不齿，如今摇身一变，开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于是，上海人很快流传一个名词，叫做'五子登科’：条子（金条）、房子、车子、位子（各种名目的官职）和女子。'五子登科’成为沦陷区国民党劫收人员的共同现象，并且从此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个独特的名词进入现代史页。于是，有一张大报上出现这样的标题：'失地收复，人心丧尽。’于是，一首新民谣很快传遍收复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就是广大'收复区’群众对心目中的'中央’（国民党政府）鲜明而形象的鉴定。” 当时刚从西南联大毕业、正在云南建水滇军22师劳军的中共党员李晓、辛志超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虑”。欢喜的是，熬了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怎能不欢喜呢？但是同时又想到，八路军、新四军在反攻阶段收复的失地还不多，国民党一定要来抢胜利果实，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听到内战的炮声。因此，欢喜的同时也有些忧虑，不能彻底地高兴起来。当时，国民党方面已经寻衅说，陕北的八路军向他们进攻，找发动内战的借口。因此，李晓、辛志超这支部队中工作的重点进一步放到反内战上。除在连队士兵中通过讲演、唱歌、演戏等进行反内战的宣传，他们还专门召开了一次营以上军官的时事座谈会，滇军22师杨师长在听完辛志超的反内战演讲后马上发言：“志超兄，你今天讲了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里话，我杨炳麟绝不打内战。”果然，不久以后，蒋介石调滇军去越南受降，杨师长升任93军副军长，被解除了兵权。他确实没有参加内战，云南解放后曾出任省政协委员。 由上可见， 在举国狂欢的1945年8月15日之后，内战的雷声已经开始敲响，然而，这是不得人心的，这也正是蒋介石后来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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