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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是治病的，关键在用，用的合适，砒霜可以救命，用的不合适，人参可以杀人。 医有中西，药有不同，用法各异，如果不加区别，用西医方法用中药，不仅效果很差，还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的祸患。 生命是动态的，病机是变化的，用中药，离开辨证论治，不遵循“方证对应”原则，就可能不是治病之药，而是致病之药。 “方证对应”，是证候病机与治疗的法、方、药的对应。这种对应是中医理论指导下的，通过“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以就诊病人当时的证候病机为目标的对应，即理、法、方、药、护的病机对应。 理，指中医之理，在临床就是证候病机。法是治则、治法的统称，治则对应病的病机，如伤寒太阳病风寒在表用辛温解表，温病上焦风热在肺卫用辛凉解表，这是治则。治法对应证候病机，太阳病风寒在表的桂枝汤证，用调和营卫疏散风寒，麻黄汤证用辛温发汗疏散风寒，这是治法。 治则确立，治法明确，然后选方。疏散肌表风寒，方有很多，就《伤寒论》就有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桂枝麻黄各半汤等，根据证候病机选择适当处方，或加或减，君臣佐使，使方药气味功效、每一种药的具体用量，与病机丝丝入扣，这便是“方证对应”的最高要求了。 “方证对应”是动态对应，有变有不变。变与不变，皆取决于证候病机。证候病机变，法、方、药随之而变，这叫“药随证转”；证候病机不变，法、方、药就不变，这叫“效不更方”。 “效不更方”以“方证对应”为原则，“药随证转”同样以“方证对应”为原则，既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机械僵化。 证候病机是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异常，变与不变，如何变，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除了在临床“观其脉证，知犯何逆”，实事求是地“辨症求机”外，没有其它认识的方法。 “方证对应”的中医用药方法，实质上就是为就诊病人私人定制的医疗方法，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在医疗上的反映。 “方证对应”为什么是“随证治之”，私人订制，不是统一标准规范？ 人是活人，是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体，任何一个器官组织，任何一个细胞的变化，都与日月升降，宇宙运行，社会人事相因相应，与其它器官组织、细胞相因相应。这样的多维联系，有变易有不易，标准规范，机械还原论，难免顾此失彼，治这里伤那里。 “随证治之”尊重活生生的人，病人的生命状况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根据现实客观的临床症状群，实事求是地“辨症求机”，获得与就诊病人当下的生命客观具有一致性的证候病机的判断，这就为防止治这里伤那里提供了文化条件。 实验室分析，讲有效成分，忽视了“随证治之”，抛弃了“方证对应”，把标准规范的机械还原论当成了中医的临床逻辑，中药不能按照当时的证候病机用药，能无毒吗？能有效吗？ 疗效才是硬道理。中医要有疗效，“随证治之”的“方证对应”是硬道理，搬来生理病理，搬来循证医学，搬来双盲对照、统计学，连“随证治之”都否定了，中医理论不能在临床运用，辨证论治不能落实到活生生的人，疗效从何而来？ 在活生生的人的疾病问题上，标准的不一定是现实的，规范的不一定是客观的，理论到临床，存在生命的距离。 中医通过“观其脉证，知犯何逆”的“辨症求机”，以就诊病人的临床症状群为诊断的客观依据，避免因生命距离造成的临床偏倚，然后“随证治之”。 “随证治之”的标准，是“适”，立法、处方、用药，与证候病机相对应，呈互补状态，即“适其至所”。 《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约奈何？……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 “适其至所”，临床有不同的要求。“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热盛衰而调之。故曰：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补之写之，久新同法。”（《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 中医不传之秘在量上。量的把握，是“适其至所”的关键。一个处方的药味多少属于量，处方内每味药的剂量同也是量；大小奇偶是方剂之量，轻重多少是药味之量。方之大小要适宜病机，药之轻重也要适宜病机。 证候病机有轻重缓急、表里高下的差异，方有大小缓急奇偶复等七方十剂的不同，药物有“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厚薄，性用有静燥，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等的区别（ 《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适其至所”的临床，要根据证候病机和方药性能来决定，不能机械僵化。 《伤寒论》用细辛，就没有“不过钱”的刻板，当用六两就用六两，如乌梅丸；当用三两就用三两，如小青龙汤；当用一两就用一两，如真武汤（方后加减法）。该用六两用一两，病重药轻，没有作用；该用一两用六两，病轻药重，则杀人，皆违背了“适其至所”的用药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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