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周与彝、羌等 周朝的建立与犹太人大卫一系有更近的关系，按照《旧约》耶稣也出自这一支系。本来周朝的后台是埃及帝国，直接的统治者可能是南方的犹太王国，但在中国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后，其宗主国很可能转换为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即后来“失落的十个部落”——他们的后台依然是埃及帝国）。就在这同一年，西亚的犹太王国与以色列王国被一位女王统一，这决非偶然巧合。 西亚宗主国的这些政治变化都直接导致了东亚殖民地的一些动荡不安，如同苏联解体一定会波及到周边小国局势。东亚的西周到东周（公元前1046-前770年），以及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6-前221年）等的时间节点，可能都与这些西部宗主国的政治背景变动有关。另外，我也毫不怀疑西周时期以色列人“失落的十个部落”部分沿着他们祖先的足迹走进了中国地区，因为以色列“失落的十个部落”是被灭国后当作俘虏安置在伊朗北部地区，那里与中国新疆接壤，他们扩散到蒙古大草原是顺理成章的。这很可能就是秦汉时期北方匈奴出现的基础。 在中国周朝的《诗经》中，不仅有歌颂“西方美人”的诗句，而且在《诗经》里许多周贵族是东方不常见的卷发，而且对于女人的审美是“硕”，即高大。很明显这都不是普通汉人的特征。 周朝灭亡后，尤其是东亚土著占据主导地位的汉朝（前202年始）之后，印欧裔“三代”遗民应该有一个大规模回撤西北的行动。由于印欧人与东亚土著相貌不同，尚未同化好的很容易被分辨出来，后赵王朝结束后的4世纪下半叶就发生过大规模杀“胡人”的运动。少数派会尽量撤离躲避。这其实也是远古发生的“反殖民”运动的结果吧，土著开始造反并驱赶原来的统治者，最终土著获得了胜利。大月氏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混血印欧人，另外的部分印欧人撤退到北方草原成为匈奴或突厥人的祖先，更多的“三代”遗民汇入了汉族。这些情形都只能是大致轮廓的推测，估计永远不可能彻底分清了。本身任何民族或人群的形成都是混沌状的。 “三代”的另外一些不同时期的遗民可能迫走西南，成为今天彝族及其附近一些少数民族的基底。这些人不善冶铁，但他们却有文字思维，这是早期“三代”人从西亚带来的影响。这个推理解释了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何与伊朗地区的一些古文化显示出密切联系，而且彝族中间存在着明显的“罗马人”。彝族中还存在着大批N型Y染色体人群，或许那是东北商遗民带去的影响。不过Y-N人也大批北迁，尤其是西北欧冰岛、挪威与芬兰等地的一些冰原土著，就是这同一个类型，爱斯基摩人也多属于N类型。N类型大批迁徙到西北欧地区，很可能与“三代”前后的印欧人的活动相关，但具体R与N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却不得而知，或许考察彝族反而有些眉目。或许可以设想有两批或多批完全不同性质的印欧人，而他们之间也是敌对关系，所以导致与他们相关的人群粘连撤离。 （旧大陆北极周围的人多为父系Y-N类型） 周人的一个著名同盟为羌人，也就是夏人，在古文献中我们看到他们之间反复联姻。中国有“羌夏一家”的说法，这是因为羌是受夏人影响的人群，还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或许他们两者就是同一体，不得而知。总体我可能更倾向于羌是个族群，而夏人则是王朝和区域内有共同认同的人——这话明显得犹如没有说一样。但起码羌人中外来文化因素更为明显。相当一部分羌人其姓为姜。从中国西北高原一直到西域都有羌文化，他们主要散落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中原夏地更是他们活动的场所。羌的人种因地理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东边的以蒙古人种为主（即以O3为主），在西边的则可能R含量增高，所以，也有人把大月氏人直接看作是羌人就不奇怪了。但今天四川附近的羌族的主体则与汉族基本无异，为O3主导的东亚人。他们的特点是养羊、种植小麦，有羊崇拜与白石崇拜。可能这个支系后来分离出来的一支在山东北部成为齐人。羌人声称的祖先大禹其实不是东亚土著，是夏的母国埃及帝国的祖先圣贤，他以治水著称，但这个水不是黄河水，而可能是尼罗河水。 （哈萨克斯坦总统。山东人或许可以看看身边有无类似的人？他基本上就应该是古时的羌人标本。中国三代时期华北可能很多类似id混血人） 在商人的话语体系里，“羌”是“奴隶”的意思，很可能这里的“羌”也指被商灭的部分夏人。 中国也有“羌族是最古老的汉人”的说法。实际上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王朝的臣民而已。中国人不仅把“夏”作为自己文明的开端，而且以“夏”为傲，传说中的夏的祖先尧舜禹都是中国君王的楷模。 在这些分析的过程中，我隐约感觉到，三代的王室并不一定是印欧人，起码看起来并不一定是什么大家想象的“白人”。东方土著的势力在当时可能相当大，混血假如达到千年以上你基本就分辨不出来东西人种了。不过，三代的政治模式可能并不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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