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政治艺术 | 作者刘福智

紫雨轩书院2017 202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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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政治艺术

刘福智

内容提要：曹操的政治艺术，表现在其特异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褒亡为存”的激励措施；“量敌选将”的征战艺术；“择善而从”的民主观念。

关键词：曹操特异政治艺术

辛弃疾在《南乡子》一词中写道：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由此可以看出，在宋代，人们是把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人同等地看做英雄的。只是《三国演义》问世之后，人们就将曹操视为“奸雄”，首先是其“奸”，其次为其“雄”。是将他作为刘备“仁君”形象的一个反衬。因此，几百年来的戏剧舞台上，曹操一直是个“奸白脸”形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为曹操平反，人们对曹操才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其实，文学中的曹操和历史上的曹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罗贯中对曹操也大书特书其“雄”。

《三国演义》中的曹、刘和孙，三分天下各其一，自然都是政治家。但若论在军事领域、文学领域、思想领域的贡献，尤其是政治艺术之圆熟，则应首推曹操。

刘备初创时，只有关张二将，先后投靠他人，艰难挣扎而不知前路。所幸得了诸葛孔明，如鱼得水，言听计从，打出一片新天地。可以说，刘蜀集团的政治艺术，与刘备关涉不大。而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坐拥大江之险，先后有贤臣良将辅佐，竟与魏蜀两方鼎足而立，但若论其政治艺术，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只有曹操，堪称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政治艺术之圆熟，即便对于今天的领导者，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一、“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

当然，刘备和孙权也都极其重视延揽人才。单说刘备之文武之道，谋略文才不如曹操，临阵决战不如孙权，他之所以能割据称雄，实赖于他善于知人、察人，用人，他与关张，结为兄弟；他对孔明，则三顾茅庐；他对赵云、黄忠、马超之辈，也大为欣赏和重用。有了众人的合力，才使他称雄一方。但是曹操，所不同的是其特异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什么是“才”？他令人瞩目地提出“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的新见解。他认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才，即便不仁不孝，都可大胆任用。“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其意是，品行高尚的人不一定就有才能，而有才能的人不一定品行高尚。陈平并不是行为厚道之人，却辅佐刘邦奠定了大汉基业；苏秦难道是一个守信之人吗？却救助了弱小的燕国，以至于挂五国帅印。有才能的人，即使有偏颇和短处，怎能废弃而不用呢？这与当今的人才观似乎大相径庭。这与汉武帝的“举孝廉”的推举政策也大有不同，因为只有“孝廉”之人才有资格被推举；这也与当今对官员的“德才兼备”的要求和对艺人的“德艺双馨”的要求，也大有不同，因为有的歌手触动了某条“红线”就会被“封杀”。然而，南唐词人冯延巳，人品极差，而词品极佳。似乎不能因其人而否其词吧？宋徽宗是个亡国之君，但是诗词书画俱佳，似乎也不能因其政治上的无能而否定其艺术作品的价值吧？秦桧是个民族败类，中国人对他不屑一顾，于是不读他的诗文，难道他的诗文写得不好吗？当然不是，他是状元及第。中国人因其人品而否定其文品，于是其诗文就难于流传。其实，人品和文品并不一定是一回事，因此，“文如其人”的观念只是个相对真理。曹操的“举贤不拘品行”的用人观念，似乎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曹操曾向汉献帝上表，提出用贤任能、富国强兵的政策，他还继承了韩非子“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用人思想。他认为，有无基层历练的经历，也是官员和将军选拔的必要条件。于是，“拨于禁、乐进于行列之间，取张辽于亡虏之内”。此外，曹操的许多属下都是来自他方或敌方的归顺者，诸如荀彧、郭嘉皆是。曹操对于这些人，都是以诚相待，酌情任用。其中，他收张辽、放关羽、哭典韦的惜才重义之举令人唏嘘。这种不论出身与品行，只重能力和才干的人才观，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封建门第观念和任人唯亲的陋俗，使得各路英才纷纷投于他的麾下，加上其他因素，曹魏一方总是兵多将广，谋士如云，这为曹操扫平北方以及他的继任者剿灭蜀吴、统一天下打下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当然，曹操的“举贤勿拘品行”的主张是有条件的，所谓品行“偏短”的人并不是品行不端的人。他对属下提出了“质忠性一，守执节操”的基本要求，认为在忠诚和节操的原则问题上是不能含糊的。这应是小节与大节的问题：小节不计，大节必究。

二、“褒亡为存”的激励措施

无论是治国治军，还是治理一个工厂或者一个农村，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激励，都是一种管理手段，一种领导艺术。其实，人的任何一种行为的出现，都有其一定原因的，都是出自某种心理需求。领导者了解并掌握了下属的心理需求，就可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给予其心理上的满足。这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既定目标。曹操在其一生的政治实践中，出色地运用了激励措施，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这也值得当今领导者学习和借鉴。

曹操的激励措施，是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其“褒亡为存”的激励措施。他说：“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褒奖死者是为了鼓励生者，厚賞先人是为了激励后人。曹操在《军谯令》中说：“日举义兵以来将士绝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建安七年，曹操于谯县驻军，发布此令：为阵亡将士立庙，抚恤其家属。不仅表达了他的悯念死者之情，而且对于激励生者，鼓舞士气也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他又说：“势有不得已也。陷之甚过，则从计也，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这是另一种激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另一种说法。面临死地，将士必会拼死一搏，却往往反败为胜，这就是所谓“亡地无败者”。令人面临死地，也是一种激励。曹操强调采用不同方法激励将士，促使其建功立业，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管理心理学中，激励是通过一定的刺激措施诱发属下的某种思想、愿望和行为产生一种的精神手段。激励理论被视为管理心理学的重要内容。群体和个体的士气就是通过激励措施来实现的。在曹操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他总结出各种激励措施，并实施到他的政治活动中去，取得了上佳的效果。

三、“量敌选将”的征战艺术

“量敌选将”，就意味着实事求是，就意味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曹操在掌握各个将领的品质和能力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特点，选派不同的将领克敌制胜。他认为，一个称职的将领，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心理素质。他说：

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率督，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鼙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

就是说，一个称职的将军，必须武艺高强，谋划周密，品质忠诚，秉性专一，坚守节操和大义。要临阵督战，奋勇破敌，亲自擂鼓而不知疲倦。率部出征，则能安抚将士，执行命令则从不违犯，遇到敌人又能当机立断，而且从不疏忽大意。曹操认为，一员将领如果能够具备这些心理品质，就能在战斗中起到表率作用，激发军队的士气，取得战争的胜利。他说：“将贤则国安也。”有了良将，国家则会安定。

是否能量敌选将，基本上直接导致征战的胜败。即便是称为“智圣”的诸葛亮，有时竟也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他派马谡防守街亭，就是他长期军事生涯中的不应有的重大失误。结果直接导致了“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导致了一次不应有的失败。

曹操则长期坚守着“量敌选将”的原则，使不同的将领对付不同的敌人总能克敌制胜，实现自己的价值，也使曹操的事业不断走向辉煌。

除此之外，他还时刻注意矫正自己的一些不良的心理因素，以免指挥的失误。他在《孙子注》中指出：

大将怒而不厌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则必崩坏。

其意是，将领在情绪不好的状态下，带着心中的怨怒出战，又不估量自己的能力，必然导致征战的失败。

总之，量敌选将不仅是一种调兵遣将的策略，而且是一门克敌制胜的艺术。

四、“择善而从”的民主观念

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作为一个领导者，应当集中精力抓大事，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应当抓大放小，而不是芝麻西瓜一起抓。相比之下，曹操就活得很潇洒。大战在即，他横槊赋诗；惨败之后，他开怀大笑；对酒当歌，他哀婉失意；胜利之后，他还不忘女色。他总是统筹全局，发号施令，把具体工作留给属下，自己却诗酒流连，享受生活。

而诸葛亮则活得很辛苦。他事必躬亲，连士兵被罚打20大板的事情都要亲自过问。自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对刘蜀集团的统一华夏的事业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诸葛亮的事必躬亲，还在于他缺少“择善而从”的民主观念。他妙计迭出，奇谋无穷，几乎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而他也自视甚高，自号卧龙，自比管仲、乐毅，使他的对手顾此失彼，穷于应付。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可是，他总是自以为是，往往并不听从他人意见。他的最重大的失误，则是他没有听从魏延的意见，在出兵祁山时，分兵循秦岭而东，从子午谷而北，直取长安。后来，司马懿也说：“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

刘备虽然一向倚重诸葛亮，但他得知关羽被杀，便感情用事，不顾“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不听包括诸葛亮之内的群臣的苦苦劝阻，举全国之兵，讨伐东吴。结果，大败而归，落得个“白帝托孤”。

而曹操，对待军国大事，总能汲取众长，集思广益，择善而从，而且从谏如流。他自己虽然熟读兵书，计谋出众，但是并不固执己见，立做决断。曹操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成功，都是他虚心听取他人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果。曹操总是让他麾下的文臣武将都有不俗的表现，做到人尽其才，而且让人才在施展才华的过程中得到锤炼，得到提高。曹操总是求教于他的谋士，遵照荀彧“深根固本以济天下”之策而称雄北方。荀彧也因这一策略的被采纳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当时，投于曹操麾下的就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等高才，曹操总能虚心求教，言听计从。曹操死后，魏国的人才仍是源源不绝，为其子曹丕称帝准备了智囊接替的工作。但他自然不知，曹魏的大将军司马懿，后来竟成了曹魏政权的掘墓人。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涵盖了众多封建统治者的复杂性格。他是一个既“奸”且“雄”的人，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人，是一个既复杂又完整的人。他既有攻城略地、屠城戮民的残暴行径，又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既有挟皇自重，逼宫杀后的不臣行径，又有讨伐群雄，愿做忠臣的自我表白；既有残杀吕家的猜疑冲动，又有“焚书不问”的宽宏大度……这些对立的、冲突的因素，在曹操身上却显得那样和谐，这正是一种矛盾而统一的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曹操的形象才更为复杂而真实了。所谓“扬刘抑曹”，或者所谓“褒刘贬曹”，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作家的封建正统观念，这其中还包含着罗贯中的尊崇仁爱忠义，贬斥残暴奸诈的伦理道德思想，包含着他的渴望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包含着他的推崇智勇礼信的审美观念。曹操的恶行恶德与赫赫功业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罗贯中对这两方面都进行了细腻而深刻的描写。曹操应是《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

总之，曹操之“奸”是不能掩盖其“雄”的。他毕竟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罗贯中在“扬刘抑曹”的同时，也引用《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话，说曹操是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往往以大量篇幅描写曹操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总之，曹操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度是值得肯定和总结的。他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褒亡为存”的激励措施、“量敌选将”的用人艺术、“择善而从”的民主观念，是值得今天的官员总结和借鉴的。

刘福智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杂文联谊会会员、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杂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郑州大学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担任诗歌写作、杂文写作、诗词写作、文学写作、诗词鉴赏、中国文化、大学语文等7门课程教学工作，尤其擅长诗歌、诗词、杂文、论文的写作和歌曲的撰词和谱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诗歌艺术论》、《杂文艺术论》、《科学美与艺术美》、《美学发展大趋势》、《文章写作学》等学术著作10部；出版《邓亚萍》、《中国的泼皮士》、《齐鲁诗选》、《齐鲁诗词》、《齐鲁文选》、《宅家避疫诗文选》等文学著作6部。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杂文、随笔、歌曲、诗词、曲艺、学术论文、纪实文学、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著述颇丰，撰写、发表作品、著作总字数达1000余万字。在诗歌、散文、杂文、歌曲、诗词、剧本、纪实文学等文学艺术领域获奖数10项。长篇纪实文学《邓亚萍》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多部论著曾获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研究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郑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