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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十几年里，曾多次巡视全国，立石刻歌颂秦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种，其中有四种在今山东境内，琅琊台刻石是其中之一。 《琅琊台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帝一次东巡琅琊期间，为秦相李斯所书写。始皇三十七年，嬴政去世，次年，二世胡亥东巡琅琊，李斯等大臣随行，于始皇所立石旁加刻诏书，以彰始皇成功盛德。至宋代苏轼为密州太守时，始皇刻石已泯灭不存，仅存秦二世元年所加刻辞，世称二世诏文，也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琅琊台刻石。 《琅琊刻石》残石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国宝级文物，世人无已见得，能见到的是传世的各种刻石拓本。现在究竟有多少琅琊台刻石拓本存世不得而知，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均为各博物馆馆藏、个人收藏以及文物市场流通几个渠道。目前所见到过的拓本有三十余种，估计收藏于民间未现世的还有不少。这些拓本的形成年代、拓制人、收藏者均不同，今给大家介绍几种主要拓本 故宫藏本
此拓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馆，拓制完整，字迹清楚，品相完好，是当今人们最为熟知的《琅琊台刻石》拓本。《中国美术全集》、《中国历代书法精粹》、《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等权威书籍以及当今各书法教范均使用该拓本。 该拓本在故宫博物馆院公开列展，只要进故宫游览就可以欣赏到。拓本的题记跋文均用小篆写成，与原刻石文字相互照应，显得比较协调，字迹规整清楚，也容易识别。题记跋文为前后两部分，前记为吴大瀓所题： 秦琅琊台刻石为斯相仅存之迹，与秦山二十九字本同为世宝。尚无精拓本，俗工又皆遗去前二行“五夫=，五夫=杨谬”数字及后一行“制曰可”三字。此本为陈寿卿学士所寄，朝乾嘉旧拓本无此精到。隐壶五兄见而爱之，即以奉赠。丙子孟东大瀓记。尾跋为号“隐壶”者注：后八年龙集甲申重九日河崋游人始付装池，以便阅玩，属弟石琴篆书始末。全藏本有“隐壶”等数枚钤印。 此拓本的题跋齐全，拓本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从跋中可以看出此品为清代学者、收藏家陈介祺所拓。他把此件寄赠吴大瀓，吴又转赠给号“隐壶”的朋友，并为其题记。 吴大瀓（1835~1902），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情卿，号恒轩，江苏省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历任广东巡抚，湖南巡抚，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职。清代学者，金石家、书法家。善画山水、花卉、书法精于篆书，精鉴别，喜收藏。著有《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愙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愙斋文集》等。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人，中国清代金石学家。他出生于一个官僚之家，父亲陈官俊是嘉庆十三年进士，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时等职。陈介祺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咸丰四年（1854）母亲在家病故，他借故丁忧归里，不再复出。他嗜好收藏文物，藏有的毛公鼎，和潘祖荫藏的孟鼎、克鼎并称“三宝”；著名的“齐国三量”（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和）也是他的藏品。他收藏极丰，曾自撰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豪周秦一万字”。 根据记载，陈介祺的拓制《琅琊台刻石》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觅良工洗石精拓”，因此，其精拓本也就成了后来与各种拓本进行比较的一个标杆。 陈介祺的这次精拓一共拓了多少件，都没有明确明的记载，从目前存世情况看，有多件为陈拓，目前藏于各大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至于拓制时间，从陈介祺的生平看，应该是在咸丰四年（1854）年以后，估计在同治期间。咸丰四年，陈介祺丁忧回潍县老家，潍县距离琅琊台较近，当时刻石还存于琅琊台上，尚未毁失，方便拓制。现存的故宫藏本题记：“此本为陈寿卿学士所……”，署期为“丙子”（1876），说明陈介祺洗石精拓在此之前。这在另一件早于陈拓的“仪征方鼎藏本”的跋文中亦可得到证实。 黄岛博物馆藏本
此本发现于1980年，征集于1982年，现存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是该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之一。拓本尺寸为75*66cm（不包括装裱部分） 关于该拓本的发现、征集及鉴定过程，地方文化学者王群、刘圣文、王景东均曾撰文讲述：1980年夏，时任琅琊镇文化站长的刘圣文得知该镇陈家台后村农民肖永利收藏有秦《琅琊刻石》与颜悦道《登琅琊述》石碑的原拓本，便向时任文化局副局长的王群进行汇报。王、刘二人及博物馆馆长王景东经过对实物辨认，认为应属难得的珍贵文物。原收藏者肖永利讲，该藏品是父亲传给他的，其祖父所拓，已历经三代收藏。肖永利最终将此品捐赠给国家，存放于原胶南市博物馆。 1982年9月王群、王景东等数人携该拓片和另两件书画文物去北京，送专家鉴定评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资深专家史树青、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王宏均等文物专家，对包括《琅琊台刻石》在内的三件文物进行鉴定，认为均属真品，并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并嘱咐一定妥善保管。后史树青先生又联系北京上好的店家对《琅琊台刻石》拓本和颜悦道石碑旧拓本进行了精细装裱。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原胶南市博物馆）所藏《琅琊台刻石》拓本就是那件经北京鉴定和装裱过得原拓本。 博物馆考虑到保管条件原因，本品没有在展厅列展，而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仓库，列为古代书画类1号藏品。笔者近期专门去黄岛博物馆观览了这件《琅琊台刻石》的原拓本。 本藏品拓工高超，装裱精良，保管状况良好，从拓制情况看应是专业高手所为。传世的《琅琊台刻石》拓本不少，但真正的好品相完本却不多，有的拓工粗俗，字迹不清，效果低劣；有的拓工尚可但内容不全，少前二行“五夫=、五夫=杨樛”，或者缺后边的“制曰可”三字，有的甚至首尾俱缺。难得可贵的是，该拓本不仅拓工高超，而且内容俱全，不大可能是当地一般乡绅之作，经与其他拓本的影本比对，笔者倾向于陈介祺拓本同批原拓。唯一缺憾是，该拓中有两处小的残缺，第9行第2字丞相之“相”下缺一块，幸未影响到字；第10行第1字之“史”字缺失左部；第11行第1字“请”字缺失右上部。经过辨识，此残缺不属原拓问题，应是裱装之前的长期保存过程中发生破碎之故。总体品相上看，该拓本是当今传世拓本中较好的原拓本。 卢清泽藏本
此本为卢清泽先生收藏，故称卢清泽藏本，该拓本的拓制背景早就在有关资料中得知，但笔者最近从卢清泽藏品处见到原品。 该拓本与原石的经历颇有一点传奇色彩：至宋代苏轼为密州太守时，刻石已泯灭不存，仅存秦二世元年所加刻辞；清乾隆间刻石断 裂，懋让知县事，见状便熔铁将刻石束捆，保住了石刻不散；道光期间刻石址筑有一个亭子加以保护；光绪二十六年（1921）四月琅琊台经历一次大雷雨，可能受雷击的原因，这一次刻石彻底毁散了。20年后的民国十年(1921)和十一年，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派视学王培前后两次到琅琊台搜寻散碎的残石，幸运的是残石基本找全而且伤损很少，便移置县属，将散碎石拼凑粘合。民国十五年（1926）另携一石介绍了得石始末，由王景祥题识，孟昭鸿作书，鞠瑞墀刻石。 收藏人卢清泽，青岛市黄岛区书法家协会主席，长于篆书，精通金石，喜爱收藏。据他本人讲，该拓本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通过游人所得，与该本相同的拓本还有一件，现收藏于孟庆泰。孟庆泰，当代书法家，其祖父就是上面所说为重新粘合的琅琊台刻石作书的孟昭鸿。孟昭鸿（1883~1947），字方陆、方儒，近现代书法家、藏书家，美术家，祖居诸城，后居青岛。工诗文、擅汉隶，精治印、善鉴赏。 卢清泽藏本尺寸为95×76cm，无裱装，文字齐全，拓工上乘，保存状况良好。拓本分为两部分，左部分为琅琊台刻石内容，右部分为携记事碑内容，两部分为一整拓。通过拓本比较，原石虽经历毁散又经寻找拼凑，但粘合后与之前残石无差别。更为难得的是，原石与后携记事碑，共拓一本，比之其他拓本更有价值。该拓本制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琅琊台刻石运至山东博物馆存放，1959年移置中国历史博物馆。入北京后的琅琊台刻石处于严格保护状态，不允许再用来制拓。不清楚原石存放山东博物馆期间是否制作过拓本，我们现在也没有见到此种拓本传世，如果没有，卢藏本就是时间上离现在最近，也是最后一批拓本。该拓本携刻记事碑文长跋于后，介绍了原石毁失并再生的过程，为琅琊台刻石留下来宝贵的文字资料，更显弥足珍贵。 《琅琊台刻石》原拓本除了上述藏本外，博物馆及文物市场能见到的还有不少，曾经出现在拍卖会上的就有：兰西藏本、程屺怀藏本、汾阳韩学伊藏本、汉鹿斋藏本等，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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