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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亮一生中另一件比较有名的事迹，就是对于晚辈兼下属苏轼的栽培与教养，其实，也就是他与苏轼在凤翔府工作中的冲突。陈希亮为官清廉，性格刚毅冷峻，不喜说笑，这一点与苏轼非常不搭。我们只要想想那种场面，便能理解青年苏轼当时的苦衷了——陈为正职，苏为副职。市长每天不苟言笑，副市长却特别爱和别人开玩笑。如果这副市长只是喜欢打哈哈，爱说笑，其实倒也无妨了。关键在于，苏轼为人，性格中有着极为浓烈的豪爽与骄傲，他的说笑只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上，遇到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事，必须要口争笔斫，而他又是那么爱说、能说，爱写，会写的文豪级的存在，所以与陈太守之间的冲突摩擦，只能愈演愈烈了。苏轼年轻、帅气、诙谐、文笔又好，在凤翔府的风评极佳，同僚、下属都誉称其为“苏贤良”。陈太守听说后非常生气，骂道：当判官就好好当判官，干贤良什么事？苏轼一生诗词书画样样登峰造极，但在他自己看来，最自负的就是文章。苏文妙处，在于引经据典之巨，常令观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就是这项他最自负的技能，却频遭陈太守否定，在他的公事文章中大肆删改，还经常着令苏轼重写，实在让年轻的文豪不能容忍。二人的矛盾越来越深，但说到底，陈太守对苏轼，只论公事，谈不上矛盾，他不仅对待苏轼，在任何地方为官，对任何下属，都是一样的做派，不妥协，不媚让，铮铮铁骨。此前提过，这苏子瞻自出洞来无敌手，蜀中至汴京，汴京到凤翔，顺风顺水，少年得志，终于遇到了一位对他不那么客气与赏识的人物，自然一时难以适应。陈太守的官舍地势较低，为了可以一览终南山，在后院建了一座楼台，定名为凌虚台，并请苏轼作记，这便有了传世名篇《凌虚台记》。这篇文章的前两段，气势磅礴，旁征博引，行文优美，但最后的落论部分，很明显看出了苏轼的年轻气盛，他没有以公心著文章，字里行间多少流露出一些戾气。事发在此次为凌虚台作记之前，苏轼曾因一些小事遭到陈太守的批评与惩罚，甚至上报到朝廷，让他非常不爽，所以在凌虚台记中写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在这段话之前，苏轼引用了很多远古、中古的历史建筑兴衰典故，然后回到凌虚台本作上，行文酸爽：什么高台总是会倒掉的，做人也一样，如果想以高台炫耀自己，估计您要失望了。世界上一定是有值得炫耀的东西，但和这种辉煌高大的建筑物没有关系。这篇文章第一次证明了苏轼实在是一个政治智慧（政商）极低的人——顶头上司请你写一篇很明显是要歌功颂德的文章，你却如此不识时务，发出这样不清不楚的论调，若是换作任一其他官员，很可能就要对苏轼下狠手、穿更小的小鞋了。幸运的是，苏轼这次遇到的上司，是有宋一代最清廉刚正的能臣。陈希亮看完这篇《凌虚台记》，竟然一字不改地让人刻到了石碑上。苏陈二家其实是世交，在眉山时就已经有过几代的交往。陈太守感慨道：我把苏洵当成儿子一样看待，苏轼就像我的孙子，平时对他严厉，就是怕他恃才傲物，要教他学一些为官之道。然而，苏轼可能真的要辜负这位长辈的一番苦心了，此后他在官场上一次次地碰壁，灰头土脸，鼻青脸肿，也是不知悔改，真可能应了那句名言：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苏轼的同年兼同事、凤翔当地的法曹（相当于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张琥要回京履职，苏轼为他写了一篇送别文章《稼说》，其中借庄稼生长种植之法，来说明人在学识智慧上不应急功近利，贪功冒进。此时，他对于陈太守的一番苦心已经有所理解，才会有这样的论调，不似之前文章中所显露的那样跋扈与骄扬。（比如祈雨的那篇祝文）一说到这里，又要带出苏子瞻不识真朋友的老梗了，他在交朋友这件事上真是没啥底限与辨别能力。就是这位收到他临别赠文的同年、同事，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改了个名字叫张璪（音同糟），也是王安石新政中受益的一众宵小之一。元丰二年，苏轼遭遇人生大劫，在乌台诗案的审判过程中，这位张璪的表现是真的糟，与其他几个小人联手，欲置苏轼于死地。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向神宗皇帝劝谏宽恕苏轼时，此人竟然原形毕露，当场斥骂安礼。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很多，苏子瞻交到的，类似这样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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