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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到底在哪里？ 肖伊绯 《楚辞》中有一首歌，歌里有一处叫“沧浪”的地方。那个地点，是中国文人心尖上的一颗朱砂痣。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沧浪”究竟在哪？屈原在愤恨游走之际，遇到的渔翁，只与他讲这“沧浪”的种种好处，是清也好，浊也好。这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屈大夫不信；也没有仔细听清楚歌词，就自顾自的投江赴死。或许，在屈大夫看来，世上根本没有这种地方，是清也好，浊也好。既然找不到这样的地方，那世上也就是非清即浊，非浊即清；当时，屈大夫觉得举世污浊，普天下并无如他这般人物的容身之处，于是执意投江赴死。 比屈大夫、渔翁早一点知道“沧浪”的，是孟子，还有孔子。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不是来找“沧浪”的，他是想做渔翁的。因为听到小孩子唱出来的沧浪之歌，想到了仁者与不仁者的行为与后果。于是，他把这点思索得来的经验，又归功于另一个想做渔翁的前辈——孔子，还进一步把沧浪之歌中的人世经验，溯源至商王太甲那里。 不管“沧浪”究竟是地理名词，还是一种心理经验，“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金科玉律在中国，至少管用了两千年以上。从孟子听到小孩子的歌声开始，从屈原听到渔翁的歌唱开始，无论想死想活，总得明白一个道理：水的清与浊，人的尊与卑，有定数也有变数。无论信不信世上有“沧浪”这个地方，也无论究竟找不找得到“沧浪”这个地点，这个道理总是要去领悟与品味的。 从汉代开始，考证沧浪、搜寻沧浪所在地的期盼愈发强烈。专门解释经典的经学博士们，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联想与附会的机会。须知，这“沧浪”二字虽然是出自小孩子与渔翁的歌唱，但孔子听到过，因之思虑万千，冥冥间道尽智水仁山；孟子听到过，因而把仁与不仁、活与不活的大道理都领悟透澈；屈原听到过，一腔愤恨尽付流水，竟投江赴死，一举而为杀身成仁之壮举。在这么多思虑、领悟、壮举的大人物生涯中，“沧浪”无疑成为一个经典命题，令后世只能做训诂学问、只能做纸上字面工夫的知识分子们心领神会、向往不已。 马融、郑玄对“沧浪”的地理探寻，以经典解释学视野，开启了后来两千年间，对“沧浪”这一概念无以复加的文化训诂之旅。东汉的经学博士们认为，沧浪就是汉水的一处支流。原来，汉水流经荆山之后，有一股东南向的支流；这一支流邻近屈原当时的国都——郢都。屈原被逐出郢都之后，沿这条支流的岸边一路郁郁而走，在某处偶遇渔翁，听到了沧浪之歌。沧浪可以指这一整条东南向的汉水支流，亦可以单指屈大夫听歌的那一处。 当然，这样的解释还都只是泛指。因为无论是汉水东南向支流，还是屈大夫听歌处，就目前的地理坐标而言，都无法定位于能精确到一亩见方的地面上。事实上，两千余年前楚国的国都——郢都，其遗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北面离城8公里的纪南城。那条邻近楚都的“沧浪”，当年怎么个邻近法，屈大夫沿岸游走路线图若何，渔翁在哪个码头出现，都不是如今可以立碑存址，可以确实指证的了。 北魏的《水经注》、唐代的《史记正义》、明代的《禹贡要注》，都大致沿用了东汉经学博士们的泛指说法，对“沧浪究竟在哪里”这一千古难题，给出了不那么精确、但也算明确的经典解释。 此后，游宦湖北的官人、流寓荆州一带的文人、途经汉水的旅客，大凡粗通文墨的，都免不了摇头晃脑的赋诗吟咏一番，咏叹的内容无非是——沧浪的水清又清，沧浪的水浊又浊，自己又怎么清清白白、又怎么不得不一穷二白之类。在这些文旅游客的口水与墨汁里，浸泡了两千年的“沧浪”，好像就在他们的言说与记述里，又似乎总是顾左右而言它——总在心心念念的一个未知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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