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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春宝博士是山东省莒县人，哲学博士。先后游学于山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现为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专任教师、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自1998年起，客居新加坡十年有余，主要从事华文教学及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承研究。 严春宝博士所编撰的《大学校长林文庆：一生真伪有谁知》一书，是一部全面介绍私立时期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的传记性著作。林文庆出生于新加坡，他全程主掌私立厦门大学16年，为厦门大学赢得了“南方之强”的美誉，但因种种原因，尤其是鲁迅对他寥寥数语的负面评价，致使林文庆成了中国大学发轫史上一个无辜的牺牲品！此书以大量的中外文献史料为依据，集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重新向世人诠释林文庆那曲折传奇的丰富人生，使一个爱国者、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的崇高形象昂然矗立于人们的心中。 以下是此书的绪论部分： 《大学校长林文庆：一生真伪有谁知》绪论 一所著名的大学，往往是和一位或者数位著名的大学校长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说到北京大学，人们会马上联想到蔡元培；提到清华大学，人们会很自然地记起了梅贻琦；而说起南开大学，大家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张伯苓。 也许，我们很难分清，到底是这些著名的大学校长缔造了这些著名的大学，还是这些著名的大学给了这些著名的大学校长们一个用武的舞台，使他们得以发挥、实现自己关于大学理念的梦想？ 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很难分得开的，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合而为一了：这些著名的大学校长树立了大学的独特精神，同时，这些著名的大学又培育出一个又一个名垂青史的教育家。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而英雄又反过来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前行，甚至是直接地创造了历史！ 可以说，这些杰出的大学校长们，就是他们所各自缔造出来的大学的灵魂，就是这些大学的精神的化身！ 中国的大学教育虽然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这一百余年的时光里，却涌现了不可胜数的著名大学校长，如果要历数这些杰出的大学校长，或者给他们排出一个名单，那显然是一件具有难度的事。 然而，如果让我们缩小视域的范围，只是审视中国著名大学的创校校长们，那么，难度无疑会缩小很多，因为，并不是每一所著名的大学，“都有值得历史称道的创校校长”。而如果再进一步缩小范围，仅是考察著名私立大学的创校校长们，那么，这一数字就变得更小了。 毫无疑问，在1949年前的中国最著名私立大学的行列中，能当之无愧位列三甲的应该是：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在这三所著名私立大学当中，马相伯早已经与复旦同在，而南开也与张伯苓紧紧相连，唯有厦门大，却似乎是其中的一个异数：厦门大学在长达16年的私立时期，人们似乎只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校主陈嘉庚。而作为大学灵魂人物的校长，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人为地、或者说是被有意识地遗忘了，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创校校长——林文庆博士！ 虽然有学者也曾较为公允地说：林文庆功不可没，但毕竟也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林文庆全程主掌私立厦门大学16年，为厦门大学赢得了“南方之强”的声誉，但他本人的尊姓大名，除了厦门大学师生之外，似乎已从世人的记忆中消失，更不要说得以位列中国杰出大学校长的行列中了。 林文庆博士，成了中国大学发轫史上被遗忘了的大学校长！ 尽管有学者强调：“每一所办得成功的私立高等学校，它们的校长就是一块无价的金字招牌，就是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就是这所学校形象的最生动的体现。张伯苓之于南开，林文庆之于厦门大学，马相伯之于复旦，唐文治之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等。无论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还是作为历史上的一页，人们都无法将他们个人与他们所主持的学校分开。” 但很可惜的是，长久以来，厦门大学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或者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地回避作为创校校长林文庆的价值，以至于使得林文庆这块本应是“无价的金字招牌”变得毫无价值。 海外华人史家王赓武在讲到林文庆的时候，是这样说的：“1921年即他五十二岁时，作为现代的医生——改革家——企业家的林文庆，应朋友和仰慕者陈嘉庚之邀，放弃了他在新加坡的事业，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他当校长的事，除了校友和新加坡的一些朋友及仰慕者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在中国，只因鲁迅于1926～1927年有短短几个月在该校执教，许多作家才记起了林文庆这个人物。不过他们提到林文庆，毫无溢美之词，大多是对他认真提倡儒家思想的努力寥及数语，不以为然。 中国的当代政治已经把鲁迅和陈嘉庚两人誉为中国人民的楷模，而林文庆则由于他的“儒家信徒形象，招致了人们严厉的指责。看来现在他只能企望从他的新加坡同胞那里得到比较宽厚的对待了。”陈嘉庚和鲁迅早就成了高高飘扬在厦门大学上空中的两面旗帜，至于林文庆，则只能说是深深埋藏在厦门大学历史中的一块基石！ 要正确地评价林文庆对厦门大学所做出的贡献，就必然地要涉及陈嘉庚和鲁迅这两个人物。 对厦门大学来说，陈嘉庚作为校主的地位早已不存在任何的异议，但我们却不应因此而忽视林文庆对厦门大学的贡献。 林文庆热衷于教育的行为，曾经对陈嘉庚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早在陈嘉庚有意为中国尽一份力时，林文庆便建议他将这笔钱用来兴建一所大学，培育英才。” 可见，说“他影响陈嘉庚，在福建省家乡创办厦门大学”这样的说法是确有历史依据的，对此，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在其口授的《陈嘉庚新传》中也曾提及。 早在1912年秋，陈嘉庚在回国途中的轮船上与林文庆不期而遇：“陈嘉庚在首种橡胶时，曾得到林文庆的帮助，过后两人交往甚密，如今又在回国的旅途中相遇，不禁喜出望外。两人当即在轮船甲板上，迎风长谈，共相感慨国家教育不普及和民智未开的落后情况，一致认为中国之贫弱与被人轻视，就由于多数人民在无知的黑暗中，许多旧习、陋习阻碍了国民的觉醒。他们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这新生的民国建立在一种稳固的基础上；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给民众以知识之光。虽然无从确知他们两人在这次旅途中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林文庆早期在新加坡倡办教育的行为，肯定给陈嘉庚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陈嘉庚于回到乡里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13年初首次开办了集美小学。事实上，林文庆对陈嘉庚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教育方面，甚至在陈嘉庚的日常生活中，都留下了林文庆施予他影响的诸多印记。据陈嘉庚的儿子陈国庆回忆：“他(指陈嘉庚)没有喝咖啡的习惯，林文庆博士告诉过他喝咖啡的种种弊端。” 一般人在论及陈嘉庚和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期间两人关系的时候，虽然都没有否认他们之间的私谊，但多数人似乎还是过分地强调了他们之间雇主和雇员或者老板和下属的关系。事实上，两人之间远非一般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确切一点几来说，他们两人之间实应该是共事与合作的关系：陈嘉庚出钱，林文庆则出力又出钱，两人同心协力，共同缔造了厦门大学。 陈嘉庚为厦门大学奠基之后不足一年就再次南渡新加坡主持商务，一直到1937年厦门大学改为国立，陈嘉庚都没有返回过厦门大学，他将厦门大学一切校务全部交托林文庆处理，从不干涉学校行政事务，大小事任凭林文庆个人全权处置。 陈嘉庚对林文庆的绝对信任，从先后两次学潮中陈嘉庚的态度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为了替林文庆分担来自罢课学生的压力，陈嘉庚甚至在给学生的回电中说：“要换校长，权操在我，学生无理取闹，如不复课，即日停膳、停火，驱逐出校。” 事实上，陈嘉庚对林文庆的信任程度远远地超过了他对自己亲弟弟陈敬贤的信任程度。陈嘉庚一直以来都是把林文庆当作自己人来看待的，这一点在陈嘉庚的言谈中是有所反映的，当林文庆于1934年底携曾郭棠、傅文楷前往南洋为厦门大学筹款时，陈嘉庚曾再三叮嘱林文庆说：“从前厦门大学用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钱，人家尚且还有闲话现在向人家募得的钱，那就要更加的小心啦！”言语之间，丝毫没有把林文庆当作是外人。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提倡创办大学无疑是陈嘉庚的初衷和出发点，而真正将陈嘉庚宏愿得以付诸实践并逐步实现的人物却是林文庆。 对于私立时期的厦门大学来说，陈嘉庚和林文庆可谓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二者缺一不可，除了林文庆之外，没有人可以这么长久地坚守厦门大学校长一职长达16年之久。 厦门大学初倡乍办，条件简陋，而经费亦时常捉襟见肘，国内的一般学者教授根本无法了解陈嘉庚在海外赚钱时的种种艰辛，自然也就很难体谅每一分办学经费得来之不易了，且不说有鲁迅捐出两个铜板办大学的讽刺之举，就算是陈嘉庚聘请的第一位校长邓萃英，在大学草创阶段，居然就向陈嘉庚提出“履行开办大学演讲稿中的诺言，把开办费100万元、经常费300万元，提出来给厦门大学主持人去管理。”当陈嘉庚追问他一时提这样多的巨款，要做何种布置时，邓萃英居然说：“除继续建筑校舍外，其余要在东三省(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购买地皮、开垦农田、辗转买卖以获巨利。”并说，他本人可以直接管理，或者托友人帮助管理数百万元的巨款，在邓氏的眼中，似乎也与鲁迅眼中的那两个铜板并无多大差异！ 与此相反，林文庆出生南洋，而且本身也从事过工商业自然深知每一分钱之得来不易，因而能做到精打细算，用好陈嘉庚费尽心力所赚来的每一分钱。关于这方面，陈敬贤曾针对学校的缩减开支而在写给陈嘉庚的信中说过：“请即函达林校长。盖其深能体念咱经济之不裕而为咱打算，必不致生出如何误会也。” 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假设：假如不是林文庆而换作其他人做厦门大学校长的话，那么在16年的私立时期，最起码也要有四五位的校长人选更换，而如此走马灯式地更换校长，又如何能让远在南洋的陈嘉庚安心于商业事务？更不要说在厦门大学后期陈嘉庚生意失败之后，林文庆亲自前往南洋募捐，与陈嘉庚同甘共苦分忧解难，使厦门大学得以延残喘持续下去，（若无林文庆）私立的厦门大学历史很有可能会因此而缩短数年的时间。 除此之外，如果再联想到林文庆因为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而放弃了他在新加坡崇高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商业上的巨大利益等诸多方面无法估量的牺牲和付出，人们就更不应该忽略林文庆对厦门大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了。 事实上，在林文庆接掌厦门大学的时候，他在新加坡的政治地位以及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都要远远地超越陈嘉庚：在20世纪初叶的新加坡，当林文庆的政治地位、社会声誉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当时人们的眼中，陈嘉庚也只不过是一位“会自己写信的头家”而已。 因而，从林文庆和陈嘉庚在当时新加坡的政治地位、社会影响、经济实力等各方面来看，林文庆之受聘于厦门大学校长一职，显然并不是一种高升，倒是明显地存在着几分的屈就！ 要正确地评价林文庆对厦门大学的贡献，还必然地要牵扯到鲁迅先生。因为鲁迅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曾经与他有过短暂接触的林文庆就此被打入了鲁迅背后的阴影之中，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因为鲁迅曾经说过林文庆是个尊孔的、英国籍的、孔教徒！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在英殖民地出生的华人(下称“土生华人”)，林文庆的英国国籍是生而带来的，这一点与陈嘉庚有所不同，陈嘉庚的英国国籍是于1916年申请得来的。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并没有限制双重国籍，这使得陈嘉庚在回国数年之后，仍然还保留了他的英国国籍，一直到1957年11月，在新加坡独立前夕，开始公民登记的时候，陈嘉庚才最终放弃了英国国籍。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人拥有英国国籍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至于说林文庆尊孔、是个孔教徒这一点，倒也算是一个历史事实，只不过对林文庆个人而言，很富于悲剧意味的是，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国文化界急切渴盼的是全盘西化，显然并不在意已被扫地出门的儒家传统了，而林文庆却偏偏要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思想上主张采取中庸之道，行动上要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教育年轻的一代国人，于是，自然而然地，林文庆就成了鲁迅们猛烈攻击的目标和急于打倒的对象，可以说，正是因为鲁迅的关系，无意之中使得林文庆成了从孔家店的废墟上新崛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祭品！ 后退一步讲，就算是鲁迅的确曾经骂过林文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被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都是坏人吗？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如今听来仍然如雷贯耳的大师级的众多文人学者，又有哪一个曾经是好人？翻查一下历史，有哪一个文人学者没有被鲁迅骂过啊！就拿厦门大学来说吧，鲁迅岂是只“骂过”林文庆，他不也同样骂过厦门大学和陈嘉庚吗？虽说“'校主’一怒，亦立刻可以关门也。”(《两地书》·六〇)但是，厦门大学在林文庆的竭力主持下，不仅没有关门，反而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可喜景象！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谢泳教授在评述鲁迅与厦门大学的关系时所说过的一段话颇具有启发性：“把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大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是中西方所有大学的习惯，有时候因为历史人物的突出重要性，甚至会忽略那些重要人物和一所大学关系的真实历史，比如鲁迅和厦门大学的关系就是一例。对于一所今天还存在的大学来说，强调历史人物与它的关系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常常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些历史人物的社会声望对学校会发生另一种意义的影响。” 原来，一向强调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学术的神圣的大学，反而习惯了对于自己的历史网开一面而采取了有选择性的记忆方法！这也就难怪了，尽管鲁迅一再贬低厦门大学是“废物”，但厦门大学仍然还是为他塑了雕像、设了纪念馆，原因？无他，就只是因为他是鲁迅而已！ 但依笔者个人的感觉，将鲁迅居住了一百多天的寝室辟为纪念馆这样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妥，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样的做法，无异于一个人在纪念曾经辱骂过自己父亲的伟人时告诉人家说：就因为他曾经骂过我爸爸呀！ 当然，笔者在此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厦门大学不需要纪念鲁迅，鲁迅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毫不妥协的革命家，是全中国人都应该努力学习的榜样，但是，对厦门大学而言，似乎应该更换一种纪念的理由：不是因为鲁迅曾经在厦门大学而骄傲，而应该以鲁迅的伟大而自豪！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厦门大学在纪念作为中国人的楷模——鲁迅的同时，不应因为鲁迅的伟大，就一定要“选择”将自己的创校校长林文庆博士视作渺小！ 一个令人伤感的历史事实是，部分地由于鲁迅对林文庆的批评，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林文庆的名字被他亲手建设而成的厦门大学有意无意地逐出了历史的大门。只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厦门大学才开始部分地恢复了林文庆的历史地位，虽然纪念林文庆的“文庆亭”已于2005年在厦门大学举行了揭牌仪式，但很显然，厦门大学仍然没有“全面肯定林文庆主掌校务16年所做出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退一步讲，即使厦门大学完全肯定了林文庆的贡献和历史地位，那也是它本来就应该做的，因为林文庆作为创校之校长，任谁都可以否定林文庆，唯独厦门大学没有权力这么做。 毕竟，没有陈嘉庚和林文庆，也可以说就没有今日的厦门大学，用一个可能不甚恰当的比喻：陈、林二人堪称是厦门大学初生时的父母，一个出外到南洋打拼赚钱寄回厦门大学，一个则留在厦门大学主持校务建设，这看起来倒是颇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厦门大学又怎么可以轻易否认创校校长林文庆呢？ 现在的厦门大学，除了尊奉校主陈嘉庚之外，若是需要涉及校长之处，则多以国立后的首任校长萨本栋为尊，甚至在萨本栋去世之后，厦门大学想方设法争取到了将萨氏的全部骨灰安葬在校园之内，但只是，萨氏在临终遗嘱中，似乎并没有将厦门大学选作为寄放自己骨灰的首选之地：“对于他(萨)的骨灰的处理，在他的遗嘱中记着：'如下分发之：(甲)献给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如其不可，则(乙)献给国立厦门大学……再不行，就(丙)送给南京中央研究院；(丁)以上三处如果都愿意接受，则可将骨灰分三份。后来，由于厦门大学方面的强烈要求，经其夫人同意，将萨本栋骨灰全部安葬在厦门大学校园内，以垂永久纪念。” 萨本栋对改为国立后的厦门大学自是功不可没，但林文庆作为创校的校长，难道不也很值得纪念吗？一所著名大学的历史上时常会出现多位值得纪念的杰出校长，因而，对于大学校长的纪念，自然也就不应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厦门大学首届毕业生、南洋史学家陈育崧在论及林文庆的时候，说林文庆“是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如果将他一生行止，写成传记，便是一部东南亚华人现代史……在他的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存有一大使命，他立志要把'同胞’的地位提高到和世界各国人们立于同一水平之上，并驾齐驱！” 林文庆的努力显然并没有白费，他努力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精髓的举动，在赢得了当时西方文化界人士的敬佩之余，也同时让他们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他为自己是一个亚洲人而感到自豪，正如同我以自己是欧洲人为荣具有同样的道理，他为自己值得骄傲的民族所付出的深刻、热切的研究及其为之所做出的辩护，甚至远远地超越了我所能为自己民族做出的努力。” 毫无疑问，林文庆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是作了巨大贡献的，但只是他的这些贡献迄今为止还没有为中国人所认识而已。 如果要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林文庆一生的话，笔者从辜鸿铭说自己是“东西南北人”那里联想到了也许可以用“一二三四”来形容林文庆的一生，即，一生二国三地四文化。林文庆一生坚持信奉儒家思想，欣然接受中英两个国家的统治，毕生奔波、服务于新加坡、中国和英国三地，横跨东西方文化和新旧文化四种文化。就东西方文化方面而言，林文庆是从西方文化回返中国文化的怀抱，而就新旧文化方面而言，他又是坚守旧文化抗拒新文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林文庆虽然也像他的“同胞”辜鸿铭那样坚守旧文化的阵地，但与辜鸿铭又有着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他守旧但不保守，他甚至还因为辜鸿铭盲目地崇拜慈禧太后而愤然为文（写文章）批评辜的愚味和保守！ 林文庆由一个接受西式教育的人毅然回返中华文化的怀抱，致力于发起并推动讲华语运动、孔教复兴运动，最终更担任厦门大学校长长达16年之久，可说是为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说，在林文庆的身上具有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性”也算是一个历史事实，既然他自认为是“汉族子孙”，并力图“除却不知父语的污名”，从文化上来讲，至少应该认同他是一个文化上的中国人”。 现在研究林文庆的海外学者在评价林文庆的时候，似乎很喜欢把他局限于新加坡或南洋地区，笔者则以为，应该把他放大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上去，至少，也应该放在大中华文化这个背景上。换言之，林文庆不仅属于新加坡和南洋，他也应该属于中华民族，更属于世界文化这个大家庭。 笔者以为，像林文庆这样的一个“峇峇 [ bā bā ]）”（峇峇，指数百年来居住在马来西亚、印尼或新加坡的当地男性华人，当地女性华人则称为“娘惹”），纯然接受英文教育，但最后却又回返到中华文化的怀抱，在儒家思想备受批判的年代，致力于恢复儒家文化的尊严，如此逆风雪而独行的壮举，才是值得后人大书特书的。 林文庆可谓一生内心向华，但中华文化却似乎最终抛弃了他，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悲剧。 笔者以为，为林文庆正名，不仅仅是还他一个历史清白和公道的问题，还应包括让他的思想发扬光大的问题。 如果说历史是具体的，那么思想无疑就是抽象的了，然而正是其抽象性，却也使它能得以更加长久，如果能将林文庆的儒家思想正式写入思想史，至少是儒家思想史中，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并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人的历史行为会被后人遗忘，但人的思想却很难被遗忘。 和林文庆近于同时、行为类似的另一个南洋峇峇辜鸿铭，早已在中国文化史上留名，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辜的著作不但流行于西方，近年来也已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文化界中广泛地流传。反观林文庆，除了《孔教大纲》一书系出自于中文且近于失传之外，其他的文章著作大都没有中文译本，这无疑也是令中华文化将林文庆拒之门外的一个原因。 林文庆一心向往中华文化，然而时至今日却仍不得其门而入，“我本一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实乃一大悲剧也。 今年（2009年）适逢林文庆博士诞辰140周年，如果仍然只是局限于从历史上为林文庆正名似乎还是稍嫌不够的。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向中国文化”，都在宣扬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可说是他思想的核心所在，如果不能将其思想还原或是放进中国思想史当中去，如果不能将他恢复到原应属于他的那个位置上，那么，这位新加坡的“伟大老人”，他被中国人误解的历史悲剧相信还会持续下去。 我们不应该让政治现实的灰尘蒙蔽了历史的眼睛，林文庆不应只是隶属于新加坡共和国，也不该只是为南洋所拥有，他应该是属于大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进而也是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一部分，作为超越民族跨越国度的文化，是不应该遭受政治篱笆束缚的。林文庆拥有东西方文化的背景，自然具有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国际视野，相信在他的思想深处，也不太可能只是把自己圈于南洋一隅吧？ 在林文庆看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无疑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如他在英译《离骚》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 “当今世界时局动荡不安，人人都在绝望的边缘上挣扎求存。译者将屈原这位终生为真理正义而奋斗的伟大爱国者的感情、志气展示给读者，希望能给懦弱者带来以信心，能抛开个人的私利，为社会福利贡献力量，并无畏他人的误解、批评和攻击。” 为了给陷入紊乱之中的中国营造出稳定的社会秩序，林文庆游走在东西方文化和新旧文化的夹缝之中，试图从古代圣贤那具有普世、永恒价值的理念出发，以便为即将到来的人类文明新世纪探寻出一条可行的出路。 同时，为了拯救陷入苦难之中的祖国人民出水火，林文庆也决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机会，积极地参与中国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活动，热切地号召新加坡的土生华人回国参与祖国的各项建设。 可是，令人无法释怀的是，尽管林文庆曾为了中国的富强作出过不遗余力的奋斗，可谓是贡献良多，然而，时至今日，在已经富强起来的中国历史上，他却似乎仍然不得其门而入，始终无法在祖国这个和谐的大家庭里获得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这使得即使是已经去世五十多年之后的林文庆，也仍然要被迫以边缘人的身份，很不协调地寄存、游荡在因西化步伐日渐加快而脱离中华文化传统愈来愈远的新加坡那短暂的历史之中，这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吗？ 对于习惯了保持缄默无语的历史来说，在很多时候，历史本身往往并没有说什么，历史不会画蛇添足地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现成的答案，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我们从滔滔不逝的历史长河之中，到底理解了些什么？希望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历史，能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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