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林文庆。出任厦门大学校长时，已经52岁了。
林文庆，字梦琴，1869年出生于新加坡一户华侨家庭，十岁丧母，十六岁丧父，由祖父抚养长大，早年多厄却聪颖异常。 1892年，林文庆相继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之后又拿到了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不仅学业有成，还无师自通闽粤方言，马莱语、泰米尔语、日语、英语都不在话下，被誉为语言天才。 回到新加坡行医后，因医术高超，林文庆备受时人称颂。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曾亲送匾额，称其“上追二千年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 仅仅是干好老本行，当然显不出本事。1897年，林文庆与大律师宋旺相合作开办了《海峡华人》杂志，还与知名出版人邱菽园一道开办了国学讲座，义务向南洋华人传授儒学道义和传统文化。辛亥革命初期，他带头宣传新革命思想，并率先剪掉了辫子，并无偿捐出自家土地，在新加坡开设了首家女子学校，成为南洋女学第一人。 一个高学历的传统儒士办教育并不稀奇，1896年，新婚燕尔的林文庆又与人合资，从南美引进橡胶，开办了马来西亚第一家橡胶种植园并大获成功，陈嘉庚称其为“南洋橡胶之父”；同时，他还组建华侨银行，并担任政府要职。在成功文人之后，林文庆又成为新加坡经济的基石，孙中山在南洋的所有活动都有他的经济支持和政治支持。 早在英国求学时，林文庆就与孙中山结为莫逆之交。无论是政治声望、经济实力还是人文名誉，林文庆已经完全算得上功成名就了。 名声在外，有个人想到了他。 1920年，陈嘉庚有意在厦门开设一所高等学府，次年进入实质性办学阶段，林文庆是最适合的校长人选。接到陈嘉庚的电报后，林文庆没有迟疑，立即启程回国。
厦门笔架山顶，一座二层的欧式风情建筑渐渐成型，在它的对面，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正引领着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体系。别墅依着山势，随意而安静地延伸着，二楼平台就对着鼓浪屿。每天晨昏，林文庆都会从卧室来到平台上，散步、品茶、接谈。 哪里有家，哪里就是故乡。这里就是林文庆在厦门的家。从他应允了陈嘉庚执掌厦大开始，此后的十六年时间里，他就在这里操劳。 在这里，他请来了鲁迅、林语堂等一大批当时顶尖的教授学者，制定了厦大的校训章程；也是在这里，把一所尚显幼稚的大学办成了文、理、法学、教育、商学五个学院21个系的民国时最成熟最知名的高等学府；还是在这里，他完成了《离骚》的英译工作，并出版了《东方生活的悲剧》、《新的中国》等著作。 也是在这里，似乎一帆风顺的“新加坡圣人”遭遇了他人生里唯一一次滑铁卢。 为了发展厦大，林文庆不但接受了陈嘉庚大量的资金支持，还不遗余力地自掏腰包，扩建校舍、广开言路，甚至开出了当时中国教育界价码最高的薪金，用以吸引最著名的学者任教厦大。 而当时动荡的中国，学者们却正过着食不果腹的贫苦生活。 鲁迅在他的《发薪记》一文中记录，1926年上半年他只领到了190块大洋的薪水，此前教育部共拖欠他薪水近万元。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因支持学生反对教育专政，被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罢免了教育部佥事的职务，相当于失业。 就在这时，7月28日，厦门大学寄来一纸聘书和预支的车旅费共计500元。失了业的鲁迅抵不住高薪的诱惑，也有离开事非之地的愿望，在八月末离开北京南下，于九月四日抵达厦门。 在这里，他将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的课程，并任国学院研究教授。 做为文化投枪手的鲁迅，显然并不把教书当做自己的毕生职业，他更喜欢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经历了女师大风潮之后，他把厦门之行当做一次养精蓄锐的休整，而厦大的高薪也正好满足了他失业之后的囊中羞涩。 但是显然，厦门大学是让他失望的。 初来厦门，鲁迅见到了市中心的洋房阔宅，而普通百姓的住处则荒草高过人，乱坟如蚁。他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写信，信中夹着一张自己端坐在坟场中的照片，并声称厦门大学“硬是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海边上。” 不仅是学校的选址让鲁迅不讷，办学需要钱，林文庆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商场上，这让鲁迅很是鄙视。同时，为文者的高傲也让鲁迅很难容忍他人的白眼和忽视。这几乎是所有学者的通病。 鲁迅是习惯穿长衫的，但是厦门大学的学者，更多的是西装革履的模样。而瘦小枯干的鲁迅，不仅其貌不扬，胡子还常常乱得吓人，脸色又缺少富贵气，自然遭到不少白眼。 由于厦大是由总务处开出支票，由教授本人去银行领取。鲁迅第一次领薪水，就让银行的小职员狠狠地羞辱了一番。那职员看着面有菜色、衣衫草草的鲁迅，居然拿出一张巨额的支票，很是怀疑这支票的来路，反复核实验证，这让鲁迅忍无可忍。虽然最后银行还是一文不少地兑现了这张支票，但却让鲁迅心里极是不爽，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大概是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也常见。’” 但是高薪还是让鲁迅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他在厦大的时候不仅每周要上四节课，更支持进步学生创办了“泱泱社”和”鼓浪社”两个文学社团以及《波艇》、《鼓浪》月刊。同时完成了《汉文学史纲要》的大部分以及著名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名篇。 即便是这样，还是无法阻止鲁迅不喜欢这里。 最主要的是，鲁迅是反孔的，而林文庆校长却是尊孔的，不仅尊孔，还尊得五体投地。 林文庆虽然常年在南洋生活，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成为不折不扣的孔家学说的代言人，无论经商还是办学，他都离不开孔子的教诲。 他把《大学》中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做为校训，处处以孔教为办学之“纲”,大力提倡复古尊孔，让学生们在主课之外背古书，写古文，并身体力行的以孔学为第一要务展开大讨论。 刚刚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学生们，则更多的喜欢接受新鲜新奇的西方学术理论和观念，其实很多留洋学者教授也常以大谈西学为主，反对孔学。鲁迅虽然穿着长衫，但骨子里却实在是个彻底的新文化运动者。 其实在鲁迅来厦大之前，就已经因为太过尊孔出过大事了。1924年4月6日，林文庆在厦大三周年校庆上发表演说，号召师生尊孔学理。新派学生在欧元怀等教授的带领下掀起了一次驱逐林文庆的学潮运动，最终因为陈嘉庚的插手，林文庆最终成了胜利者，但却致使九名教授带着二百余名学生出走上海，成立了大夏大学。 此次胜利使得林文庆对尊孔更加炙热。随着鲁迅、林语堂等“半个北大师资力量”的加入，林文庆愈发想以孔子的仁人学说治校，并每周四都要开全校的纪念周会，而鲁迅做为国学院的教授，自然不仅要出席尊孔周会，更应该发表演说才对。 对于林文庆的邀请，鲁迅拒绝了好几次，最终还是“给校长一个面子。”在一次周会上做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 演讲中鲁迅建议学生少在书本间浪费时间，而应该主动和热情地加入到国事的讨论和以身作则之中去，这显然与尊孔的理念背道而驰。几天之后，《厦大周刊》上刊登了鲁迅的演讲稿，但是稿子却被删改得支离破碎。 从此鲁迅再不出席这种周会了。这次演讲加深了鲁迅对厦大的反感，也加深了与林文庆校长的矛盾。 另一方面，林文庆以经商手法经营学校也让鲁迅很看不上。林文庆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大力提高教授收入，扩建校舍，一切都要动用大量的资金，与银行自然也要搞好关系。如此林文庆经常在接待银行要员时请厦大的知名教授作陪，也曾多次请鲁迅出席。鲁迅很瞧不上这种处处以钱为主的作派。 有一次，林文庆托人带了请帖，烦请鲁迅出席一个宴会，鲁迅在请帖上写了个“知”字让带信人送回去，自己并未出席。事后林文庆问他，“既然知道了怎么还是不去捧场呢？”鲁迅回答说，“知之一字，意为不去可知矣。”(意即我不会去的，你应该知道) 那年冬天，学校因办学经费紧张，开会讨论准备压缩国学院的编制，与国学院的教授们展开激烈的辩论，期间做为国学院的研究教授，鲁迅也大力反对。辩到急处，林文庆有些发火，不点名地批评道：“国学院不是大力反对我搞尊孔吗？孔学是国学，你们既然不尊孔，怎么还要出任国学院教授呢？怎么还要反对压缩国学院呢？你们应该建议取消国学才对。” 此话有些偏执，却也看得出只是一时气话。但就是这一番话，彻底惹怒了国学院的教授们，而那些凭口才吃饭的教授们又人多势众，驳得林文庆面红耳赤，急极败坏之下，他说：“老夫虽不才，却是尊孔前辈，更是在商言商，办学办教育，也是商界一部分。学校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只有校董，才有发言权。” 鲁迅一听大怒，掏出两个银角拍到桌上：“我也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于是胡颉刚、黄坚等教授便一同向鲁迅发难，后者是介绍鲁迅来厦大的林语堂的秘书。这让鲁迅更加的忍无可忍。 当时的厦大分为两派，一派是本就与鲁迅等人有间隙的“现代评论派”的宿敌，还有一派就是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认为自己现在是背字连篇，委屈在厦大只是虎落平阳，本就不安心于教书匠的工作，一遇挫折委屈自然不肯屈服。 而另一方面，林文庆的商界头脑与纯学术的教授们显然也有人生观上的差距，于是摩擦就势不可免。 林文庆不仅大力提高教授工资，用以吸引最著名的学者来学校任教，更大力鼓励教授们著书立说。仅鲁迅就被林文庆催过多次，要他把已经初稿脱稿的《古小说钩沉》稿子交上来在厦大出版，这也让致学严谨的鲁迅极其反感。随后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是无法与此辈共事的。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 1927年1月15日下午，鲁迅带着三个国学院的学生离开厦门去中山大学任教，这三个学生仰慕鲁迅，甘愿一同转学去中山大学。
据说1921年的林文庆几乎就是新加坡的经济代名词。想想也是，被称做“新加坡圣人”的一代商业巨子该是怎样的辉煌成功。可是更让人吃惊的是，陈嘉庚的一个电话他就放弃了在新加坡的一切只身回国。而回国的三件大事，一是修建了笔架山顶的别墅，二是建造厦大，三是成立林文庆基金。 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土地卖掉，用来支持陈嘉庚和厦大，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不仅变卖自己的资产，而且不领取厦大的薪水，直到后来经济危机时才不得不领取校长工资，但他却在来厦大的第一天，就规定了教授的薪水是当时国内其他院校教授的两倍之多。 他是医家出身，在笔架山的别墅里他开门诊，给政商显要治病，所得酬金全部交给厦大；他在江南各省游说，为厦大筹措资金，他三次到马六甲、新加坡募捐。六十多岁的老人每每登门拜访自己当年在商界的同仁、晚辈家里，说些客气话，求得些捐款。 如果他留在新加坡，他的事业势必会更加辉煌，他本不必回到国内搞对他而言生冷且不是生财之道的教育。 他尊崇儒学，却又是十足的基督徒；他信奉圣母，却又是南洋孔教会的会长，甚至可以说整个东南亚的孔学发扬光大者就是林文庆，他翻译的《离骚》英文版是由著名诗人泰戈尔做序的，是《离骚》最早的英译本。 在一个以吸引西方文化为新潮思想代表的激进时代，他冷静客观地依旧重视着孔孟之道在传统意义上的沉稳并身体力行着。他并非反时代逆行的“独尊儒术”,也不盲目的全盘西化，也许正因为他身处在南洋这个“西化得很彻底的环境里”,才更冷静地看清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配比，这才是最正统的新时代文化理论观。 只是，在一个推陈出新的新文化运动里，林文庆的尊孔自然会被看做是逆潮流而动的倒退者，不被五四激进人士看好，而同样想一改旧时代风气的学生们，显然也不吃这一套。 只是，在厦大的十六年里，两次学潮都在他的执掌时期里轰轰烈烈，尤其跟鲁迅的一场恩怨，更是消减了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厦大的十六年里，厦门大学被称做“南方之强”,也被外国教育界称做“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国民政府授予其“东南最高学府”之称。 1937年夏，日军虎视眈眈，由于南洋经济萧条，陈嘉庚决定将厦门大学出让给国家，当年7月1日完成交接手续。陈嘉庚本来建议林文庆继续任国立厦门大学的校长，但是当局以其任内两次学潮为污点否决，随即任命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博士为首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 笔架山的别墅里本来是有架钢琴的。每当落日时分，林文庆会坐在琴边，在涛声之中弹些散淡的曲子。据说林文庆最后弹奏的是一曲《忘离伤》,家人建议把钢琴带回新加坡，老人叹了口气，说，“算了吧，我连一整个大学都丢在大陆了，不差一台琴。鲁迅当时不是说，中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吗？留着这琴，还可经给这坟场里添些艺术味道。” 而鲁迅临走也真的似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要离开一潭污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吗？”在鲁迅眼里，厦大就是不干净的，而罪魁祸首，就是林文庆。 厦大本是侧重理科的，理学院的比重在厦大初期几乎占了三分之二强，林文庆注重国学，一直致力于建立国学院并投入大量资金给国学院，这让理学院的教授们有些怒气，特别是理学部主任刘树杞更是有怒却不敢言，也就将气发在鲁迅等国学院的教授头上。他指使后勤处逼迫鲁迅搬家，且是越搬越小，最后竟将鲁迅逼到了地下室里住。鲁迅在地下室居住时因为光线不够，晚上会点上两盏灯，但后勤处却以浪费能源为由强令鲁迅摘下其中一个灯泡，此事被刘树杞等人巧舌如簧的粉饰得不露一点痕迹，而鲁迅却把这笔账算在了校长林文庆头上，认为是自己的倔强惹怒了林文庆，后半生常常是在以笔做刀之余对林文庆“捎带一枪”。 还有几件事经常让林文庆背着黑锅。一是“椅子事件”,有一天，黄坚来到鲁迅居处说是要搬走一把椅子，因为“学校门房缺一把椅子。” 鲁迅当即说，“难道门房缺把椅子，就要让厦大的教授坐在地板上吗？”后来鲁迅多次明里暗里说到此事并言之凿凿地声称是林文庆主使。 不久之后国学院要开一个展览会，鲁迅因为手边有不少上古拓片，正好可以充实展品，于是就着手准备，并亲到展馆悬挂拓片。鲁迅的学生孙伏园看鲁迅一个人辛苦忙碌便赶过来帮忙，却不巧被黄坚叫走。鲁迅也认定这是林文庆指使黄坚这么干的。 后人有说当初在厦大，有一个“驱赶鲁迅的流氓集团”,其首脑便是林文庆。其实想想林文庆要赶走鲁迅不必如此多费手段，只需一纸辞退信便省时省力坦坦荡荡还君子得多，大可不必如此在小事上使绊子。 最重要的，林文庆晚上成了“华奸”。与汉奸如出一炉，只是强调了他的新加坡属性而已。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古稀之年的林文庆依旧独领新加坡经济风骚。日本占领军强迫他组建“华侨协会”并担任会长，还要求华侨协会在半个月内上缴5万元“奉纳金”,否则就要对新加坡华侨大开杀戒，林文庆迫于压力，不得不皱眉出任会长并如数上缴奉纳金。 正是这个“华侨协会”会长的汉奸帽子，迫使整个中国大陆都对林文庆这个名字绝口不提，甚至连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厦门大学，也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把这三个字从校史上抹去。相比之下，鲁迅只在厦大任教短短数月，早在1952年就已经改建了鲁迅纪念馆并树起了雕像，而时至今日，属于林文庆的，仍然只是一个2006年方才建造的占地仅数平方米的小小的亭子。 文庆亭简简单单的朴素，跟华丽或是风雅似乎不沾边。其亭联曰：“十六载耿耿乎礼门义路，千百年熙熙矣时雨春风”，横批：“唯有文庆”。陪着它不声不响的是一尊塑像，天亭饱满，一付儒雅风采的胡子，表情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文庆亭记》铭文记载：林文庆校长，“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劳主理校政十六载，学校事业蒸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名校并驾前驱。” 2006年文庆亭建成的时候，鲁迅的塑像已经在厦大挺立了半个世纪；鲁迅纪念馆占地不大，却绝对不小，但属于当年用高薪招聘鲁迅前来任教的校长林文庆的只有一座几平米见方的四角亭；鲁迅在这里任教不过区区数月，而这位林校长却是把自己毕生年华里最宝贵的十六年留在了这里；林文庆有“新加坡圣人”之谓，但在偌大的中国，他只是一个“尊孔的小丑”。 有报道说，林文庆的儿子林可胜在抗战期间曾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林文庆组织新加坡华人成立华侨协会之后，林可胜曾在电台里反复播放声明声讨父亲的汉奸行为。林文庆捧着收音机一遍遍地听，泪流满面。从此他绝意商界，终日以酒度日。 儒家讲究贞节，一向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生死之际，不能以一已之身殉道成仁，为了十万华侨安危，他宁可一身背得千古骂名。 新加坡人却同情他理解他。几乎每个新加坡人都把他视为英雄。有关那个会长，有关奉纳金，一切都是被逼无奈，否则会有更多的华侨罹难，他的所做所为只不过是为了更多的保护华人。战后新加坡人民并没有追究他的失节，反而称他为“伟大的老人。” 林文庆一生都是泡在西方文化的大环境中，却独自在内心深处埋着儒家文化的根。这个本来应该名垂青史的老人，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在新加坡，提起林文庆，很多人会说，他才是孔子仁学在南洋最后一个传人，因为他继承了儒家苦其心志、忍辱负重的精神内核。 欣慰的是厦大终于肯为林文庆正名了，中国教育史和革命史里，也终于不必只在鲁迅的《两地书》里读到这个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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