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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蘧伯玉是儒家君子而非道家人物，《庄子》、《淮南子》等道家书籍把道家言论加于蘧伯玉，是寓言性的伪造。二、所谓“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或“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都不切蘧伯玉的实际，不能准确体现蘧伯玉的思想和德行。蘧伯玉，姬姓，蘧氏，名瑗，字伯玉，春秋时期卫国大臣。其父无咎，谥号为庄，也是卫国名大夫。蘧伯玉于卫献公初入仕，在献公中期成为举世皆知的贤大夫，侍卫献公、卫殇公、卫灵公三代国君。谥号为成。据苏洵谥法（嘉佑谥法）：“禮樂明具曰成，刑名克服曰成，（劉熙以為，以法加民而民服，治德以成，故曰成。）持盈守滿曰成，（詩序言曰：鳬鷖，守成也，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謂成王也。）遂物之美曰成，通達強立曰成。”无论用成字哪一条谥义，精神都是儒家的。蘧伯玉是孔子之友。二人分别仕于鲁和卫时就曾互派使者致问。在孔子周游列国的14年中，有10年在卫国，两次住在蘧伯玉家，前后达9年。孔子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虽然尊重道家人物，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会与之同谋，也不会以君子称赞之。同时受到孔子称赞的史鱼，也是卫国大夫，名䲡，字子鱼。他曾多次向卫灵公推荐君子蘧伯玉，贬斥奸臣弥子瑕，未被采纳，深以“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为耻。史鱼病危临终时，嘱咐儿子，不要治丧正堂，用这种做法最后劝告卫灵公一定要进用蘧伯玉，而贬斥弥子瑕。等卫灵公采纳意见之后，他儿子才从丧北堂成礼，史鱼这种行为被古人称为尸谏。事见《大戴礼记-保傅》，《孔子家语》、《韩诗外传》、《新序》都有类似记载。孔子对蘧伯玉和史鱼都赞，但对蘧伯玉更加欣赏。史鱼那样“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十分正直，值得敬佩，然不如蘧伯玉，能尽君子之道。春秋时期卫国多君子。吴王的弟弟季札曾周游列国，在卫国拜会蘧伯玉后说:“卫多君子,其国无患也。”(《左传》)《论语》中受到孔子称赞的卫公子荆、史鱼、蘧伯玉、孔文子、宁武子、仲叔圉、祝鮀、王孙贾等等，还有与文子同升为大夫的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高度赞美孔子的仪封人，都是卫国人。孔子在卫国，虽不被重用，未有事权，却颇受礼遇。《史记·孔子世家》载：“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故《孟子》说：“孔子有际可之仕，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赵岐《孟子注》云：“卫灵公接遇孔子以礼，故见之也；卫孝公以国君养贤者之礼养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卫灵公、卫孝公皆无道，对孔子却不乏一定的尊重礼貌，此亦卫国“文采风流今尚存”之征。卫国君子中，名望最大的就是蘧伯玉。《大戴礼记》说：“外宽而内直，自娱于隐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盖蘧伯玉之行也。”隐栝是矫正曲木的工具，直己而不直人，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宽容对待别人的意思。《列女传》记载了一个故事，亦颇能表现蘧伯玉的君子风范：“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为谁？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变节，不为冥冥惰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视之，果伯玉也。”蘧伯玉确实很善于自我反省。《论语宪问》记载：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意思是说，蘧伯玉派使者到孔子这里，孔子同他坐下并问道：“蘧老先生做些什么？”回答说：“老先生想少些过失但总感觉没能够。”使者出去后，孔子说：“使者啊，使者啊！”孔子居卫国的时候，曾经住在他家。后来返回鲁国，蘧伯玉派使者来探望。孔子说“使乎！使乎！”是赞美使者之贤，能够抓住蘧伯玉的特点。但是，请注意，“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的自省精神，与否定五十岁之前的言行德性，是两回事。“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或“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语出自于道家。《庄子·则阳》：“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大意是说，遽伯玉经历六十年而六十年与时俱进，开始肯定的，后来又否定它。很难说今天所认为对的，就不是五十九年中错的。《淮南子原道训》：“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害指凑，日以月悔也，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高诱注：“伯玉，卫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则还顾知去年之所行非也。岁岁悔之，以至于死，故有四十九年非。”大意是说，凡人中等寿命七十岁，可人们对自己的追求取舍所作所为，每天都在悔恨，以至到死。所以蘧伯玉活到五十岁，认为前四十九年都错了。这就说的更明确了，年年错误，岁岁悔之，活到五十岁时，悔之前四十九年都做得不对。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于儒家身上。盖儒者的成长既有突进有质变，也有一个渐进和量变的过程。其成长过程中会有过失、错误，也必有正确和成绩。故圣贤君子对于过去，会知非寡过，有所否定，但也有择善固执、自肯自信的一面，若不曾误入邪途，一般不会完全否定，认为过去大半辈子都错了。这种情况更不可能发生在蘧伯玉身上。蘧伯玉于卫献公初入仕，在献公中期成为举世皆知的贤大夫，侍卫献公、卫殇公、卫灵公三代国君。成长经历昭然，他不可能在五十岁时发出“四十九年都错了”的感叹。朱熹与弟子盖卿谈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时，盖卿問：“莊子說：'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固好。又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朱熹曰：'謂舊事都消忘了。’又曰：“此句亦說得不切实。伯玉卻是箇向裏做工夫人，莊子之說，自有過當處。”（《朱子语类》）“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这句话出自《淮南子》，盖卿误记为庄子所说，而朱熹自己也误记。在《论语集注》中“按庄周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云。盖卿认为“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固好。朱熹不同意。他指出，这句话不切实，过当。不切实即不切蘧伯玉的实际，不符合事实。过当即不恰当，过犹不及。朱熹认为蘧伯玉“是个向里做工夫人”。一个有内在道德功夫的人，不至于大半辈子步步走错，直到五十岁才正确。“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语见《庄子则阳篇》。谓昔日之所谓是者，或今日之所谓非，又今日以为是者，或乃昔日之所谓非。不存成见，故曰化。此本非《论语》寡过之意。《淮南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则误袭《庄子》。不惟误其年，抑且误其义。《庄子》非谓伯玉自见己非，特谓伯玉不固执己是耳。朱子又错忆《淮南》语为《庄子》语，引此二条，混而同之，以注《论语》之寡过。于是《庄子》书中之伯玉，逍遥时顺者，一变而为南宋道学家之伯玉，日惟以内讼己过为能事，若拘拘然不获一日之安矣。夫若是则乌能化？故《论语》之“欲寡其过而未能”，乃使人之谦辞，亦君子之虚心。至于《庄子》乘化，是非俱泯，自是隐几梦蝶之流。而《淮南》知非，投老生悔，少壮全非也。此固孰为得伯玉之真乎？”钱穆也发现朱子错忆《淮南》语为《庄子》语。钱穆这段话可以总结三点：一、《淮南子》关于蘧伯玉之语，不是《论语》寡过之意，不宜用来解释寡过；二、《庄子》关于蘧伯玉之语，非谓伯玉自见己非，特谓伯玉不固执己是，《庄子》书中的蘧伯玉逍遥顺时是非俱泯，非儒家；三、《淮南》说蘧伯玉知非，是投老生悔，少壮全非。《庄子》记载，颜阖将被请去做卫国太子之师，向卫国贤大夫蘧伯玉求教：如今有这样一个人，天性凶残嗜杀。跟他朝夕相处，如果不合法度则危害国家，如果合乎法度又会危害自身。面对这样的人，该怎么办？蘧伯玉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介绍了养虎的学问：“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庄子人间世》）大意是说，你不了解那养虎的人吗？他不敢用活物去喂养老虎，因为担心老虎扑杀活物会激起怒气；他不敢用整头动物去喂养老虎，因为担心撕裂动物会诱发老虎的怒气。知道老虎饥饱的时刻，通晓老虎暴戾的秉性。老虎与人不同类却会讨好饲养人，就是养虎的人能顺应虎性。而那些遭到虐杀的人，是因为触犯虎性。这些言论很不儒家，显然是《庄子》强加于蘧伯玉的，是寓言性的伪造。对于暴君恶主和凶残之辈，刚强固然危险，柔顺未必安全。王夫之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死于暴君赫连勃勃之手的隐士韦祖思的时候，怀疑韦祖思受了庄子思想的不良影响，顺便批评了《庄子》中的养虎之说。王夫之说：“又恶知祖思之恭惧，非闻庄周之说，以戒心于羿彀，而增其葸怯哉？”“若周之说，亦惧已甚而与死为徒者也。”“刚柔之外有自立之本，而后行乎进退而不迷。庄周之说，亦舍其自立者以忧天下，而徼幸乎免者尔。”像庄子所说，也是恐惧过度而与死为徒者。舍弃自立之道，就成无本之人，纵然免于灾祸，侥幸而已。何谓自立之道？王夫之举了孔子为榜样：“孔子之于阳货，义不屈而身不危，虽圣人哉，而固无神变不测之用，求诸己而已。君子之于人也，无所傲，无所徇，风雷之变起于前，而自敦其敬信。敬者自敬也，信者自信也，勿论其人之暴与否也。贞敬信者，行乎生死之涂而自若，恂慄以居心而外自和，初无与间也。”（《读通鉴论·恭帝》）结论，《庄子》中的蘧伯玉，并非历史上真实的蘧伯玉。真实的蘧伯玉是能够“求诸己”“无所傲，无所徇”“ 自敦其敬信”的儒家君子，而《庄子》和《淮南》所说的蘧伯玉只是他们空想出来的。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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