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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功未良成，而志已满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谓也。自是日衰，九国叛矣。[2] 这种说法很可能代表了汉代相当一批学者的观点。例如，继董仲舒、司马迁二人之后，《新序·杂说四》记载了刘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认为，孔子之所以有此感叹，源于“盖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则不然，所用大矣”。[3] 显然，即便刘向对管仲表达了某种惋惜之情，却也未能超越董仲舒、司马迁二人所开创的史学视野。  奢而犯礼，是他里面着不得见此些小功业，便以为惊天动地，所以肆然犯礼，无所忌也。亦缘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设施不过如此。[9] 鉴于程朱理学之后获得了正统的地位，这一解读也得到了众多儒士和经生的响应。[10] 可以说，何晏所释的“器量小”同连朱熹所提出的“不知圣贤大学之道”的理解，在后世成为了影响最大的两种说法。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 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 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一 先秦文献中的“器”与“大器”  ）。近年出土的简帛字体也大体延续了金文的字形。因此从字形上看，“器”字古今字体变化不大，属会意字。 （1）文献中经常可见用“大器”比喻国家、帝位乃至“天下”，[19]著名的例子有《荀子·王霸》： （2）以“器”喻人，“大器”一词往往可以用来形容人的品格，而且这则记载恰好直接同管仲有关，在此有必要对这个义项作进一步的分析。用“大器”喻人的用法见于《管子·小匡》： 那么有没有可能《论语》中的“管仲之器小哉”的“器”，就是此处提到的用来譬喻人之品格的这个意思呢？假设“管仲之器小哉”中的“器”一如《管子》中的“大器”那样指代的也是人的才能，这样一来，非但不能解决前后文义逻辑不连贯的问题，还会带来更多的质疑：毕竟作为“世所谓贤人”，想要否定管仲的才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也很难想象，以一句“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肯定了管仲功业的孔子，竟然在《论语》的另一个地方试图否定管仲的才能。由此可知，“大器”一词在《管子》中出现，只是一个文献上的巧合，即《管子·小匡》中恰好用了“大器”的引申义来称赞管仲的才干。 ❖ 《管子》书影 清光绪二十七年浙江书局重刊本 至此，已知的先秦语料表明，一方面，很难找到将“器”作形容人心胸的那种“器量”来解释的辞例，这便证明了“器量”这个义项的出现当晚于《论语》记载“管仲之器小哉”的时代。[24] 另一方面，“器”字在先秦的通假及引申义都很有限，唯一一则与“管仲之器小哉”有着紧密关联的例子见于《管子》，却也无法直接套用到此处作为解释本章的依据。 二 “管仲之器”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笔者以为，“管仲之器小哉”一语体现了孔子在听闻或目睹管仲生前所用器物的形制之后，所表达出来的一种难以抑制的惊讶之情。[26] 也就是说，所谓的“管仲之器”指的就是管仲所使用的器物、器具。事实上将“管仲之器”的“器”字训为“器”之本义，在《论语》注疏史上并非无迹可寻。在《法言·先知篇》中，扬雄也曾对“管仲之器小哉”这句话加以阐释和辨析，他的解释值得我们注意： 或曰：“齐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请问大器。” 曰：“大器其犹规矩准绳乎？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27] 可惜的是，扬雄的观点在《论语》的注疏史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28] 即使朱熹及其弟子们在谈论管仲时经常引用扬雄，[29] 但恐怕朱子师徒仍试图将扬雄的观点糅合进他们自己的理解中，却没有看到扬雄实际上是从“器”字作为器物的本义出发来理解这句话的。[30] 扬雄这句话说的是在铸造铜器时，要先依“规矩绳墨”造“范”，稍后扬雄从这一生产活动引申开去，用“造范”这个铸造铜器的步骤譬喻下文所说的“自治”。因为只有在“造范”之后才能铸造大型的青铜器，把“铸器”的步骤稍作引申便是“治人”。在同一本书的《君子篇》，扬雄还提到说： 或曰：“大器故不周于小乎？” 曰：“斯械也，君子不械。”  ❖ 扬雄（前53–18） 所以，假如我们延续了扬雄的解经思路，将“管仲之器小哉”中的“器”还原为“器物”这个最基本的含义，那么便可以重新阐释《论语》的“管仲之器小哉”一章： 孔子感叹道：“管仲用的器物可真小啊！” 有人说：“管仲很节俭吗？” “管氏有三位太太，[32] 官事不摄，哪里节俭了！” “那这是因为管仲他知礼的缘故吗？” “邦君树塞门，管仲也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仲他算是知礼，那天下还有谁不知礼？！” 器物狭小必然暗示着制作器物的经济耗费不大，如此一来，原文中从孔子的感叹“管仲之器小哉”到后文的疑问“管仲俭乎”，两句对话之间的语言逻辑就显得顺畅多了。甚至，遵从着此处提出的解释，可以看出《论语》中的这条记载或许还是一组寓于某个具体场景的对话。在这一章中，管仲生前遗留下来的器物让孔子感到吃惊，毕竟孔子曾经多次评论过管仲，而且这些评论对管仲的评价并不统一。[33] 假如再结合《论语》以外的其他文献对管仲这个人物进行讨论，则更体现出管仲作为历史人物或许有着相当复杂的面目。[34]特别在管仲这个人是否“知礼”、“守礼”的问题上，《论语》中的诸多记载，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特别是《左传》对管仲其人的刻画，都存在着难以统一甚至不乏矛盾的地方。 三 管仲的知礼与失礼 “管仲之器小哉”一语出自《八佾》，显然“管仲之器小哉”一章想要树立管仲为失礼的典型，目的是为了以匡正礼制。从《列子》中类似的指责来看，管仲“不知礼”主要表现在“君淫，亦淫；君奢，亦奢”。[35] 既然《论语》和《列子》都对管仲失礼之事有过批评，那么管仲僭越诸侯之礼乃是先秦时期广为人知的事情。但作为一个被先秦诸子津津乐道的话题，管仲是否“失礼”这件事却并不能孤立地看待。事实上在儒家经典内部，对于管仲的评价并不统一，尤其是《左传·僖公十二年》的传当中所描写的管仲，几乎可以算是“礼崩乐坏”时代的守礼表率： 《左传》中对周天子恭敬有礼的管仲，同《论语·八佾》中被斥为“不知礼”的管仲，似乎大有矛盾之处。可见管仲“知礼”与否，在先秦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已经不能达成一致。由此让人想到，在《论语》“管仲之器小哉”这一章中，与孔子交谈的对话者之所以会有“然则管仲知礼乎”一问，恐怕并非只是因为对话中听见孔子列举管仲铺张不俭的缘故。所谓“管仲世所谓贤人”，说明管仲的事迹在春秋时代一度流传甚广，[37] 其中自然包括那些表明管仲“知礼”的故事，一如《左传》中记载的那样。无怪乎提问者会想当然地认为管仲“知礼”，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如孔子一样知识渊博，可以准确指出管仲具体有哪些失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的记录可能更加接近于春秋时人对管仲的普遍印象，而这个印象总体说来似乎是比较正面的。  其中提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这句话的意思是，管氏作为齐国历史上的功勋卓著的重臣，很有可能在齐国是有世祀之享的，这也就有可能在宗庙中保留着管仲生前使用的器物。[42] 先秦时期有祭祀旧臣的习俗，特别是曾经对宗族、诸侯国做出卓越贡献的贤臣良相。事实上桓公曾赐给管仲以城邑，此事史有明文。刘正浩对此事有过考证，他指出：“管仲有赏邑传之子孙……其世为大夫可知。”又说道： 由此观之，管仲不唯世祀于齐，子孙且有蕃盛于鲁、楚者，与君子之言正合。[43] 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梲，君子以为滥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44] 《国策》有宋子罕、齐管仲掩盖君非二事。宋君之非在筑台，故子罕以扑筑掩之。齐桓之在女市、女闾之多，故管仲以三娶掩之。若齐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筑台掩之，是遮甲而障乙。[47] 尽管有不少学者试图调和这些记载当中的矛盾之处，[48] 笔者还是认为，从根本上说，管仲在《左传·僖公十二年》传文中表现出来的“守礼”与孔子批评管仲的“不知礼”之论未见得构成矛盾。这不仅因为对待同一个历史人物，从不同角度获得的评价很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如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曾一度赞誉管仲的政治作为，也不妨碍我们在《八佾》篇看到孔子指责管仲“不知礼”。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在春秋时期，往往很难凭借几个例子片面地判断一个人是否“遵礼”、“知礼”。 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为了说明管仲“不俭”、“不知礼”列举了三条理由，可这些理由都是管仲日常生活的表现。反观《左传·僖公十二年》的记载，其中呈现的却是管仲觐见周天子时、登于庙堂之时的作为。也就是说，《左传》和《论语》虽说都记载了管仲“知礼”与否的一个或多个侧面，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两个文献所记载的礼仪活动在性质上有着判然的分别：《左传》中的礼仪活动是正式的、王朝级别的典礼，而《论语》评判管仲“知礼”的事实基础却是更为日常的生活仪则。因而作为政治人物，管仲代表齐国前去觐见周天子，在隆重的朝觐和飨燕场合做足礼数，同他在齐国日常燕居时的奢华僭越并不矛盾。这体现出想要评判某个历史人物是否“守礼”、是不是依据礼制规范行事其实非常困难，在这一点上管仲就是个绝好的例子。 结论 本文尝试为《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一章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孔子感叹“管仲之器小哉”这句话出自一段对话，如果遵从以往的注疏，这组对话在逻辑上不合日常语言的规则，从而使得这一章在理解上变得相当迂曲。 很明显理解这一章的关键在于解释“器”字在文句中的含义。笔者搜集、罗列了先秦时期“器”字的诸多义项，证明了先秦时期“器”字最常见的含义就是“器物之统称”的本意，而古代注疏中将“器”解释为“器量”、“识量”，在先秦语料中缺乏相应的证据。在此基础上，笔者指出“管仲之器小哉”中的“器”应该也是“器物”的意思。由于管仲在是否“知礼”的问题上存在诸多非议，并且孔子了解管仲在日常生活中喜好奢靡、频繁僭越礼制，于是这句话正是孔子在目睹或了解管仲器物形制之后所作的感叹。 正所谓“器以藏礼”，春秋时期贵族僭越礼制更倾向于使用“大器”，所以对管仲“越礼”之事了如指掌的孔子才会惊叹于“管仲之器小哉”。与此同时，当我们将“器”解释为“器物”的话，这段话中的对话者接应这一句的“然则管仲俭乎”的疑问，在语义上也变得更为通顺。 鉴于在不同文献中呈现出来的管仲，在是否“守礼”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纷争，最后笔者结合先秦文献中的相关内容，以管仲为例探讨了如何看待先秦时期某个历史人物是否“知礼”的问题。就管仲的例子而言，《左传》中描绘的是管仲觐见周天子时的表现，而《论语》等材料侧重反映管仲在齐国日常生活中的情境，非但两种文献记录、描绘管仲其人的意图不同，它们记录同一人物是否“守礼”的场合和语境也相去甚远。因而要想从不同文献材料中获得某个人物是否“知礼”、“守礼”的判断，不仅要注意文献本身的性质，也需要关注文献所记录的是怎样的礼仪活动。由此也折射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礼制是如何以及怎样被践履的，或许有着相当复杂的面目。  注释 [1] 司马迁云：“管仲世所谓贤人，而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见《史记·管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2136。 [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91-92。 [3] 石光瑛批注，《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474-475。 [4]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207。 [5] 皇侃也以为“器者，谓管仲识量也”。此外，同样在《论语集解》中，何晏还搜罗了李充的评论。李充是较早注意到“器小”同失礼之关系的一位评论者，以为管仲正是“所谓君子行道忘其为身者也”的典型，因此“圣人明经常之训，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贬以为小也。”见同上。 [6] 如《汉语大字典》就将“管仲之器小哉”收录在“器量、器度”一义项下，见《汉语大字典》，武汉：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页690。 [7] 语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前揭，页207。 [8] 然而朱熹的说法前后也并非没有发生过变化。《朱子语类》中就曾经记载，关于“器小”二字，朱熹及其门生更有相当细致的讨论。有人问“器，莫只是以资质言之否？”朱熹认可了这一说法，并由此引申开去：“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识量，盖才说度量，便只去宽大处看了。人只缘见识小，故器量小。后又思量，亦不须改。度量是言其资质，规模是言其所为。惟其器小，故所为亦展拓不开。”此处朱熹似乎很倾心于“识量这个说法（案：此说来自皇疏），最终朱熹仍旧回到了“度量”这一说法。然而，无论朱熹怎样拓展了“器小”的内涵，他对“器小”的解释并没有超出古注的范畴，而只是将这一注释的内涵在理学层面加以深化。见黎靖德着、王星贤批注，《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630。 [9] 同上，页629。 [10] 时至近代，应者仍不乏其人，如钱穆指出：“器，言器量，或言器度。器之容量有大小，心之容量亦有大小。识深则量大，识浅则量小，故人之胸襟度量在其识。古人连称器识，亦称识量，又称识度。管仲器小，由其识浅……”，几乎与朱熹如出一辙。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79。最近一篇讨论“管仲之器小哉”的文章中，也赞同朱熹、钱穆的理解，认为“'器’应该指某项具体的才能、能力”，参见黄婷，《释“管仲之器小哉”之“器”》，载於《北方文学》2017年10月，第29期，页232-233。而张宁为“管仲之器小哉”所作的论文，也在结论处认为“朱熹……都比何晏的'言其器量小也’更加合理”，见张宁：《浅析“管仲之器小哉”之“器”的含义》，载《现代语文》2011年第3期，页9。 [11] 张宁显然也注意到了此处的问题，认为“将'管仲之器小哉’译为管仲的器量很小的话，前后文的逻辑关系显然是有问题的”，见同上。 [12] 吴十洲引用陈梦家发表于《考古学报》第11册、第206页上的话“'彝’与'器’是铜器最大之共名”，辅以诸多出土材料举例证明了这一点。可参考吴十洲，《两周礼器制度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中化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共同出版，2004，页25。 [13] 具体讨论可参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256。 [1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韵楼刊本校刊影印，香港：启明书局，1963，第三篇页1。 [15] 如“以粟易械器者”（《孟子·滕文公上》）、“宫室器械周于资用”（《韩非子·难二》）、“百工以巧尽械器”（《荀子·荣辱》）等等。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器”、“械”二字在今存《管子》一书中尤其多见，未知是否是种巧合。如“形势器械具，四者备，治矣”、“官无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七法》），“明于器械之利”（《幼官》），“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宙合》），“器械巧，则伐而不费”（《兵法》），“缮器械”（《地图》），“缮农具当器械”（《禁藏》），“皆当奉器械备”（《巨乘马》）等等。这种对物质器械的关注，似乎正好同史书所载管仲治国之道相契合。 [16] 如为人所熟知的“君子不器”，汉代的扬雄就将其表述为“君子不械”。见《法言·君子篇》，李轨注曰：“械，器也”。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497。 [17] “大气”一词确实有，然而仅见于医学著作，同个人心胸气度没有什么关系。见张儒、刘毓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页891。 [18] “大器”一词的原初含义显然是指重要的器物，也就是宝器。如《左传·文公十二年》：“重之以宝器”，杜预注曰：“大器，圭璋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587。 [19] 可参《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7，页1394。 [20]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207。其他例子还有又如“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庄子·让王》）及“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荀子·荣辱》）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21]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390。 [22] 原文作：“庄公以问施伯，施伯对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国，则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齐，则必长为鲁国忧矣。’庄公曰：'若何？’施伯对曰：'杀而以其尸授之。’”先秦文献中异文是很常见的，因而比照异文也是考释某些具体词义时比较有效的方法。见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217。 [23] 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似乎就是依据这一义项来解释“管仲之器小哉”的，见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太原：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页99-100。而《汉语大词典》中“大器”的解释中，有一条就引用了此处《管子·小匡》表明“大器”可以“比喻有大才、能担当大事的人”，见《汉语大词典》，前揭，页1394。 [24] 张宁也曾为了解释“管仲之器小哉”而对“器”字的先秦辞例加以梳理，她认为直到东汉末年才最早出现了“明确以才识、度量解释'器量’一词”，见张宁，《浅析“管仲之器小哉”之“器”的含义》，前揭，页6-9。 [25] 田明明在其硕士论文《“器”和“器”参构语词的语义分析及文化阐释》中也指出，到东汉年间才出现了用“器量”形容人胸襟气度的用法。参见田明明，《“器”和“器”参构语词的语义分析及文化阐释》，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页45。 [26] 在此，表感叹的语气词“哉”字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孔子说这句话时的感受。郭锡良先生曾经将“管仲之器小哉”作为例证来说明“不用'哉’字，句子就是直陈性的叙述句、描写句或判断句；因此，句子的感叹语气明显是由'哉’表示的。”见郭锡良，《先秦语气词新探（二）》，载《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页79。 [27] 汪荣宝，《法言义疏》，前揭，页297-298。 [28] 刘宝楠和惠栋是比较注意扬雄观点的注疏。从而刘氏更倾向于以“骄矜失礼”为“器小”。他先以“霸与伯同”驳斥了司马迁和刘向赖以立论的“王霸之辩”，并提出“今谓管仲器小，由于桓公称霸，非矣”，实为洞见之谈。但从另一方面看，“骄矜失礼”本来就是“管仲之器小哉”整个一章的题中之义。很可能正是从这种谨慎的取向当中，刘宝楠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崇汉抑宋的基本态度。而惠栋则同样本于扬雄之论，同时却又试图将扬雄同朱熹的观点相调和，以为管仲的不足在于未能做到《大学》所提倡的“先自治而后治人”。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26。 [29] 见黎靖德着、王星贤批注，《朱子语类》，前揭，页631。 [30] 吴秘的注大抵也是依据“器”的本义来注的，他说：“规矩先自圆方，准绳先自平直，然后能为器。器出于是，大器也。”汪荣宝，《法言义疏》，前揭，页297-298。 [31] 汉代经学是一种同政治关系极为紧密的学术，这一论点已为学者所知。可参考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14-21。以及陈苏镇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的相关讨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页4-6。 [32] “三归”是个在历史上讨论相当多的问题，就“三归”究竟表示“三娶”还是筑“三台”，刘宝楠曾指出：“筑台”一说源于刘向《说苑·善说篇》，而刘向则是误解了《战国策·东周策》中“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的记载。参刘宝楠，《论语正义》，前揭，页126。 [33] 可以说这是一个两千多年来被反复讨论的问题。近来的讨论可参考干春松，《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建构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诠释为例》，载于《中国哲学》2011年第4期，页43-49。 [34] 或许对于《论语》来说，管仲的复杂所带来的更麻烦的问题在于：孔子心目中的“仁”与“礼”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正是在管仲这个人物身上，两个儒家学说中最为核心的观念发生了致命的偏离。然而上述这些经学问题，已然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故不予赘述。 [35]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217。 [36]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前揭，页341-342。 [37] 或许最好的例子恰恰来自于《论语》之中，《论语·宪问》篇先后有两位弟子（子路、子贡）向孔子打听管仲，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说出了“如其仁”和“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话。刘宝楠：《论语正义》，前揭，页572-281。 [38] 见吴十洲，《两周礼器制度研究》，前揭，页24-37。 [39]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前揭，页788。 [40] 孙希旦，《礼记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页637。 [41]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前揭，页341-342。 [42] 刘正浩，《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页51。 [4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361-366。 [44] 孙希旦，《礼记集解》，前揭，页646。 [45] 语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前揭，页41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前揭，页361。 [46]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17。 [47] 刘宝楠，《论语正义》，前揭，页126。 [48] 最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参考赵志浩的讨论，他仍是从“王霸之辩”的视角来理解《论语》对管仲评价的前后不一现象。参见赵志浩，《<论语>之“管仲之器小哉”辨析——兼论孔子的“大一统”诉求》，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11月，第45卷第6期，页84-88。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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