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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兄勤王、顺元保宗的忠臣孝子 文璧陵园前的兄弟石像 大抵改朝换代的年代，必是英雄辈出。南宋末年也不例外。宋末江西吉安富田就出了文家一门三兄弟，被称宋朝为“三仁”，此乃文天祥、文璧、文璋是也。如天祥公所云：“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但因天祥公一世忠烈、名垂史册、光耀日月，沉淀了文璧、文璋二公功绩行事，至今少有提及。 今年是璧公诞辰780周年，值此文璧陵园竣工之际，我通过查阅正史、族谱及其它史料 ，经收集整理编辑成文，将璧公一生的功绩、行事昭之于世，作为对老祖宗诞辰780周年的纪念和缅怀！ 文璧，字宋珍，号文溪（广东家谱又名天球，还有家谱名天璧）。生于宋戊戌（1238年）嘉熙二年三月初三出生；卒于戊戌（1298年）大德二年。 有关璧公历史资料很少，即使是文氏家谱对璧公介绍也较为简略。为此，我从《宋史》、《元史》、《文天祥全集》、文氏家谱及其他一些资料中初步理出了璧公的基本行事： 一、少年才俊、饱学之士 璧公比天祥公小近2岁。由于其父仪公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天祥公六岁时（1241年）就在家自办私塾，亲自为天祥公、璧公和堂兄弟们启蒙。璧公时年才四岁多。从此璧公就跟着天祥公一起读书、玩耍、成长。在村子前的溪边；在私塾的小院里；在小河边的草堂中；在白鹭洲书院的油灯下留下了他们兄弟刻苦学习，挑灯夜读的身影。；在父亲、恩师们督导、教诲下，璧公饱读诗书，学作时文为以后应举从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十七岁（1255年）与兄一起参加乡试即同时中举，并被录取为贡士，双双被乡荐参加第二年礼部主持的会试。十八岁（1256年）与兄一起参加礼部会试，兄弟俩俱被录取为奏名进士（科举考试礼部将拟录取的进士名册送呈皇帝审核﹐称"奏名"），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但殿试前，父亲病危，璧公留侍未能参加，失去了当年取得进士的机会。但三年后，二十一岁（1259年）时参加殿试即轻而易举地顺利通过，被赐为进士，可见其才华之高深。若十七岁时殿试不是留侍父亲，取得进士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据记载璧公文学功底也十分深厚，也曾有许多美文佳作，在当时文坛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成就，只可惜均已失传。以璧公当时的年纪取得进士及其地位、才华，若不是在天祥公这位状元兄长耀眼光辉映照之下，放在何地、落在谁家都将会熠熠生辉！ 二、勤政廉明，贤德清官 1259年璧公被赐进士后即被授迪功郎、临安府司户参军，1262年经京尹马公光祖举，改官知瑞州新昌县。宋时历任签判宁海军，办浙西安抚司，升制罝主管机宜文字司存，改制罝两浙主管官告院、权尚书户部侍郎，总领广东总领、兼知惠州，权户部尚书等职；元时授少中大夫、惠州路总管兼府尹，寻改大中大夫、临江路总行管。授嘉议大夫、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事, 改宣慰广西分司邕管等职。璧公自1259年入仕至1298年去世，为官近四十年，虽然正史对其是非功过没有记载和评价。但从刘岳申《广西宣慰文公墓志铭》、（元）赵彬《宣慰文溪先生诔辞》及家谱资料中仍能找到一些璧公为官的执政能力与才智的事例。刘岳申《广西宣慰文公墓志铭》中载“录大狱二十余，皆得其情。正宗室子嬖妾杀妇之罪，决盗牛讼久而不决者，纵牛牛归故牢而盗服，由是新昌讼牒不入郡。青匮方议兴学校，救荒定役法，而以言去。签判宁海军，通判临安，军府称治。 办浙西安抚司，升制罝主管机宜文字司存，改制罝两浙主管官告院，仍旧职举最。丞相开阃江西，奏以公为助，得旨，差主管书写机宜文字，事无大小，必由公议而后行。”“偪側兵间，兼运筹给饷于危急存亡之秋，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己者。”元时“念广民兵后疮残，凡可以救民于水火与衣冠于涂炭者，尽心焉。”由此可见璧公为官能恪尽职守，勤政为民，政绩可观，具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和办案才智，是一位好官、清官！ 三、积极抗元、助兄勤王 1275年天祥公收到起兵勤王即传檄各地，召各路守军合力勤王，各地却按兵不动。无奈，天祥公只好捐出全部家产，自行募兵筹粮，组织义军勤王。璧公积极支持天祥公勤王义举，不仅主动承担起护养整个家庭的重任，还长期参与了勤王抗元的战斗。曾在赣州勤王军和同督府中协助文天样运筹帷幄；后又长期在宋行朝都督府中任职，历任权尚书户部侍郎，总领广东财赋，兼知惠州；兼广东招谕使参赞，都督军事，权户部尚书等。直接参与出谋划策、筹集给饷等工作。据刘岳申《文丞相传》，1278年“三月，屯兵丽江浦，命弟璧攻惠州”，可见璧公为勤王抗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在宋亡之前璧公的所作所为可算得上一个南宋忠臣、抗元良将！ 四、孝祖护家、孝悌无双 璧公的孝行是无可置疑的，主要体现在： 1、侍父赡母尽孝道 1256年璧父仪公送天祥公兄弟进京赶考，重病客栈。璧公在已取得奏名进士可参加殿试资格得情况下，为了成就兄长功名，主动放弃自己的机会，留侍病父。这种孝举不是一般襟怀人能做得到的！ 为了支持天祥公勤王抗元，他主动承担了侍奉母亲、赡养家属的全部责任，为兄长分担忧患。璧公带着一大家十几号人，东奔西走，四处为家，历尽生活之艰辛！据记载，自1275年天祥公在赣州起兵勤王与家人分离，到1277年在广东梅州与母亲、兄弟、夫妻、父子再次相聚整整过去了两年之久。景炎三年戊寅（1278年）九月七日子时璧公母齐魏两国夫人在广东船澳去世，璧公将母暂殡于河源县义合乡古氏之里。天祥公就义后，1286年也是璧公将将母迁回庐陵淳化乡重新安葬。 2、妥善处理兄长后事 1281年天祥公在牢中得知璧公与懿孙妹即将从大都回，曾给璧公写了一封信，交代了几件后事：一是整理自己诗文稿叫璧公带回；二是落实升公嗣事；三是交代自己墓葬地及要求由好友邓光荐为其写墓志铭；四是希望璧公将懿孙妹一家带回吉安老家……（（纪年录）辛巳 正月元日，公为书付男升。公在缧绁中，放意文墨，北人争传之。公手编其诗，尽辛已岁为五卷。自谱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为绝句二百首，且为之叙。其诗自五羊至金陵为一卷；自吴门归临安、走淮、至闽，诗三卷；号《指南录》，以付弟璧归。夏,璧与孙氏妹归。公剪发以寄，永诀。与弟书曰：“潭卢之西坑有一地，巳印元渭阳所献月形下角穴，第浅露非其正，其右山上有穴，可买以藏我。如骨不可归，招魂以封之。陞子嗣续，吾死奚憾！女弟一家，流落在此，可为悲痛。吾弟同气取之，名正言顺，宜极力出之。自广达建康，日与中甫邓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铭当以属之。若时未可出，则姑藏之将来。文山宜作一寺，我庙于其中。”）。璧公一一都处理妥当。 天祥公就义后先是由夫人欧阳氏与十义士收殡于都城小南门外。一年后（1283年底或为1284年初），璧公经朝廷同意，携升公至北京，升公奉柩回吉。1284年升公按天祥公遗愿请天祥公好友邓光荐撰写墓志铭并于1284年10月将天祥公遗骨安葬于江西八十一都鹜湖大坑。 懿孙妹（璧公有三个妹妹：大妹懿孙适龙泉孙㮚；二妹淑孙适永新彭震龙；三妹顺孙早亡。两妹夫孙㮚、彭震龙均为抗元名将。邓光荐《文丞相督府忠义传》载字“孙㮚，实甫，龙泉人，丞相长妹夫也。丞相兵出兴国，其邑人奉㮚以邑返正北军来攻，众拒守不能下，为亲党所卖，遇害于隆兴。母、妻、子没入燕。㮚官至宣教郎，知吉州龙泉县”；“彭震龙，字雷可，永新人也。丞相次妹夫。跌宕喜事功，起兵随勤王。及归，郡邑已陷，乃结湖南诸豪杰谋兴复。会督府出江西，即以永新返正。行省命刘槃以重兵攻之，其亲党张履翁等内应，被执，遇害于郡城。”）在孙㮚遇害后被没入官府为奴，后由家铉翁（家铉翁（约1213～1297）号则堂，眉州人。《宋史》家铉翁传载：“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系奚官，铉翁倾橐中装赎出之，以归其兄璧。”）从元朝官府赎出后，本想找机会送她回乡，因元廷安排家铉翁去了河间，文懿孙就流落到了大都某佛寺。璧公到大都觐见期间，找到了懿孙，兄妹团聚。1281年璧公朝觐事毕，便带懿孙一家南归老家。 欧阳夫人在至元十四年（公元 1277年）十一月天祥公空坑兵败，被执“孥赴京师”，居东宫。后随公主下嫁，居大同路丰州栖真观。大德七年（1303年）璧公命升公迎归江西老家奉养。大德九年（1305年）乙巳岁二月十九日病逝，葬富田二十里洞源。 璧公将自己和友人张千载带回的文稿及后又收集、整理出天祥公遗文一并予以付梓，使天祥公著作得以传世。 璧公还在晚年辞官专事修建祠堂祭祀历代祖先并在文山买田创祠专祀天祥公。 3、承担全家抚养重任 璧公在天祥公就义后就代行起了长兄职责，承担全家抚养重任，这在刘岳申《广西宣慰文公墓志铭》中写得清楚明白：“方孙氏妹母子俱北，多方谋所以返之者，而后得与俱还。彭氏妹病蠃，齐魏尤钟爱，因迎养惠州与俱，夫家破亡得免，则养之终身。经纪其季璋，食其伯指，尽复其所没田乃已。教母党之子，官其季明儒；固其从弟妹之贫病与其丧葬，养妻母杜及其奶母，荐其兄子南翁，官至大社令、丞郡,又教养其子维、斗。”从中可见璧公对于家庭的担当可谓是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操劳终生，难怪世人称璧公“孝悌无双”！ 五、附城为民、顺元保宗 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南宋已基本丧失抵抗能力。祥兴元年（1278年）冬璧公在惠州遇势如破竹之强大元军，南宋大势已去之时遂以城附粤。正是璧公这一举动引起后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璧公是降元未为南宋尽忠，招到一些文人讥讽。我经过对这段历史查阅，认为璧公“以城附粤”不能称为“降元”，只是算作“顺元”。璧公献城的行为与投降有着本质的区别。“降元”的人一般是在宋亡前的反侵略、抗元战争的过程中投降蒙族并在之后战争中为蒙族效力，攻击宋军的卖国贼，如张弘范、吕文焕、留梦炎之流。而璧公献城，此时南宋基本已亡，太皇后已有谕诸郡无重困生灵之诏，也可算是最后一次遵诏为南宋尽忠，两月后南宋即亡。璧公若继续抵抗，南宋不存、君已赴海，元已统一天下，璧公又该向哪朝何君尽忠？难道与南宋共亡才是尽忠！此时南宋的百姓也都成了元朝统治下的顺民，所谓的“南宋遗民”不也是生活在元朝吗？璧公本就只是一地方官员，与其作无为的抵抗，不如止戈弃战，献城“顺元”，既能有效地避免惠州的屠城之灾，又保护了文氏宗祀不绝，这才是最明智地选择！故璧公“顺元”只不过是顺应了改朝换代的事实；顺应了元朝统一中国，这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而已！ 另外卖国求荣的投降派“降元”是为图高官厚禄。而璧公顺元却不是为了求得荣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保宗祀不绝，文氏宗祠香火不断。“璧以宗祀不绝如线，皇皇无所于归，遂以城附粤。”（文璧《齐魏两国夫人行实》）璧公年底献城，第二年就带着全家出岭回到了江西老家，璧公并不想当元朝的官。 可是元统一中国后，大力推进汉化，以巩固元朝的统治，竭力笼络能归顺元朝的汉族官员，也就不会让文璧回家闲居。元廷任璧公为少中大夫、惠州路总管兼府尹，并于至元十七年（1280)下诏催他去大都觐见皇帝。皇命难违，璧公迫于无奈，只得于当年五月奉召去了大都觐见，做了元朝的官。璧公做了元朝的官员后，竭尽全力为民做了许多事情，“念广民兵后疮残，凡可以救民于水火与衣冠于涂炭者，尽心焉”（刘岳申《广西宣慰文公墓志铭》）。 综观璧公一生经历，少时，刻苦学习、饱读诗书、才华出众；为官，恪尽职守，勤政为民，政绩可观；宋时忠于朝廷、积极抗元、助兄勤王；元时勤政安民；于家，保宗祀、尽孝道、扶弟妹、抚子侄、善亲友。这就是真实的璧公：对国家尽了忠心，对人民尽了爱心，对长辈和兄弟做到了孝悌，从传统道德的角度来衡量，他不失为一个合格的忠臣和孝子！ 最后以天祥公和赵彬《宣慰文溪先生诔辞》中的对璧公的定论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天祥公云：“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三仁生死各有意”。（元）赵彬《宣慰文溪先生诔辞》：“使文山见革斋太师于地下，文山无遁辞；文溪见理宗于地下，亦无愧色。盖二公合行心之所安。各适其义之所宜，可告请天地，可质诸圣贤，可以白于天下后世，使用文水柱石之任。”“何天命之不纯兮，而世路之险 。力诗书以自拔兮，乃值乎斯时。执干戈以卫社稷兮，甚己分之所宜。哀伯氏之执拘兮，指必死以为归。岂不欲捐躯以从之兮，那永惠灵之分之馁。而国其殒若兹兮，矧君命之不违。忍尤而蒙垢兮，亦余心之所空也。兄之不我责兮，唯宗祀之故也。相见而绝兮，伤不得执手而共语。拜先人于地下兮，谅一笑而皆许。亦各行其所志兮。又何累于吾兄？苟余心之无愧兮，又何寄托以自明？辞曰：君子志道岂必同兮，南北异趋。各适中兮，文有二仁。无覼容兮溪乎有思，知我谓我忠兮！” 作者：璧公23世孙湖北文佳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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